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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6 蔡京的原文见《宋会要》，《食货》卷66，页68a-b；《宋史》，卷178，页4330；以及《长编拾补》，卷13，页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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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7 文字见《长编》卷495，页11773-1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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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8 除《东都事略》引文之外，蔡京的奏疏没有被其他同代的书籍保存下来，但可见于《长编拾补》卷31，页1026-1027；与《宋史》卷351，页1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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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9 汪琬，《尧峰文钞》(《四库全书》本)，卷25，页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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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0 方勺，《泊宅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9、73。这部作品具有复杂的流传史，现存3卷及10卷的版本。这两种版本都收录了这个轶事，尽管有一些差异，包括那些涉事官员的姓名。10卷版本的文字也出现在《宋会要》，《礼》卷19，页15a。在《宋会要》内的另一份文件，将苏棫在淮西的行动记载为1108年7月。见《宋会要》，《刑法》卷2，页4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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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1 奏疏全文见王明清(1127-1214之后)，《挥麈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后录》卷3，页109-112。摘录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1，页723-726。王明清的记载描述方的奏疏如何被交付到李焘之手以便纳入《长编》之内；但这个时期《长编》的拾补并未留存这份文字。见《长编拾补》卷27，页921-924；注释中引用了王明清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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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2 孙觌一文在十二世纪的出处，见汪藻(1079-1154)，《靖康要录笺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卷3，页386-390；在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页836-837引用的《中兴遗史》；《会编》，卷39，页389-391；《长编纪事本末》，卷148，页7b-8b。这份文本普及的一个主要因素为其动人的骈文，在这一点上孙觌是公认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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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3 《靖康要录笺注》，卷7，页817-823；卷9，页907-911。《长编拾补》卷55，页1741-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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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4 陈朝老奏疏的全文见《会编》，卷50，页498-500。也可比较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2，页751；这份列表也被引用在评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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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5 关于张克公的奏疏见《会编》，卷50，页496-497。前引段落被合并在一份任命通知内，这份任命书将蔡京在1110年5月自左仆射之位免职。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2，页749；以及《长编拾补》，卷29，页979-980。《东都事略》卷105，页3b提到这份奏疏是张克公与石公弼的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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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6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11，页119。这个故事的另一版本出现在《丁未录》中，引述在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1，页703-704。李焘注意到邵伯温对1068年司马光与蔡京会晤的记载有数个矛盾之处，不过他接受了这次会面的基本事实。见《长编》，卷367，页8834-8836。之后，蔡京本人在1096年2月的奏疏中提及这个事件。见《宋会要》，食货14，页10a。然而，《蔡京传》沿用了邵伯温的原文，而非李焘对此次会面的修订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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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7 朱胜非回忆录内的这段文字，见《会编》卷50，页496，《长编纪事本末》，卷131，页20b-21a；亦见《长编拾补》卷48，页1493。关于《秀水闲居录》的年代见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页291-92。该著只有一些其他书摘录的片段留存。蔡絛在1123年9月13日被免职，当时的批评者因他撰写《西清诗话》“多用苏轼、黄庭坚之说”，指控他“学术邪僻”。见《宋会要》，《职官》卷69，页13a。不过，显然他之后很快重返权力核心。1125年4月21日再次将他免职的敕令，使用的语言与XX.B小节内第二个基础文本相似，描述他对宣和库事务的参与。见《宋会要》，《职官》卷69，页17b-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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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8 《宋史》，卷362，页11315-11319。将任命朱胜非进入翰林院的时间系于1120年的是洪迈，见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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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9 见本书《一个邪恶形象地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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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0 第VII.B小节的开篇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展示了后世文本如何操弄早期的文本，迫使它们和不断演化的、关于历史实象的认识趋于一致。《宋史》行文如下：“韩忠彦与曾布交恶，谋引京自助，复用为学士承旨。”这段文字有些含糊不清，因为它并未明言是韩忠彦还是曾布谋划“利用”蔡京，并设计他的回京。然而，这暗示了韩忠彦是行动者，因为他是第一句话的主词；而且，的确，在以下注释内所引的十二世纪相应段落中，明确地陈述召回蔡京的人是韩忠彦。不过，韩忠彦是韩琦(1008-1075)之子，韩琦为十一世纪的重要宰辅并与欧阳修、司马光结交。于是，这段文字在明代修订本中被重写为：“会韩忠彦与曾布交恶，布谋引京自助……”由此将蔡京召回的行动者，从其后被圣格化的韩忠彦彻底变为“奸恶”的曾布。见陈邦瞻(1557-1602)，《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49，页479。这个例子显示使用便利的宋后汇编本研究宋史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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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1 这个故事述及徽宗在审阅邓洵武(1055-1119)所呈的图表之后，怎样决定将蔡京拔擢为宰辅。邓所建构的图表向徽宗呈现了新政的反对者把持高位的情形，而升任蔡京为左仆射能处理这种失衡。李焘的叙述见《长编拾补》，卷18，页660-61。另一个记述见被引用在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1，页701-702的李丙的《丁未录》。《东都事略》中邓洵武的传记包含这个事件较长的版本，见《东都事略》卷98，页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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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2 陈均(约1165-1236年之后)，《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26，页663。这个段落也出现在另一份十三世纪中期不详其作者的道学著作，18卷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中。这是一部自元代以来尚未被刊印的作品，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济南：齐鲁书社，199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15，页5b。此处所谈的段落亦援引自较晚的《长编拾补》，卷20，页700的注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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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3 《长编拾补》卷18，页665及顾吉辰，《宋史比事质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页517-518。基本的问题是童贯在1102年3月被指派到长江三角洲时，蔡京已离开杭州，在1101年12月赴任知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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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128-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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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5 关于杨仲良的编本及其与《长编》关系的研究，见本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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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6 《长编拾补》，卷55，页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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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7 《长编纪事本末》，卷131，页22a-b文本最优。亦见《长编拾补》卷55，页1738-1739，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页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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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8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22，页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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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9 开篇段落为整篇传记定调：“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傅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父死后，汤为长安吏，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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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80 例子可见周煇(1127-98年之后)，《清波别志》，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卷1，页124-25。此次战役触发了女真的入侵，最终使北宋在1126年覆灭。蔡京送给蔡攸的诗作留存下来了，而其真实性是无庸置疑的，它被引用在《会编》卷7，页60的，出自蔡絛所作的《北征纪实》。以这首诗表达了对这项计画可行性的严肃保留，而某些宋代的资料以其表面意义来理解它，故而认为蔡京表达了真实的反对意见；其他的作品则同意史家的看法，认为他所写的诗作，是为了使他本人在征伐行动失败时，可以免于责难的工具。见《长编拾补》，卷44，页1362-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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