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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5 《玉海》，卷46，页51a。借由比较保存于1194年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中27篇正式的《实录》传记与《东都事略》的相关传记，有可能形塑出《东都事略》与其原始材料彼此关联的印象。在粗略地比较几篇传记之后，显示《东都事略》作为“节录的事件”、“摘要”的描述是经过考虑而精确的。《实录》的文本(每篇皆以传主去世时的确切日期开头)被以精确的模式建立起来。《东都事略》跟随着《实录》所述事件的序列，但加以摘要并浓缩材料，以提供更具有效率的、较少篇幅的文本。关于实录的传记，见杜大珪(于1194年之后去世)，《琬琰集删存附引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引得特刊第12辑(3卷本，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8)，卷3，页1a-55b。南宋的读者批评《东都事略》过度简要的本质，见陈振孙(约1190-1249年之后)，《直斋书录解题》(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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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6 关于王赏作为史官的事迹，见《要录》，卷144，页2318；卷145，页2319；卷146，页2356；卷150，页2418；卷159，页2577；卷160，页2736。《宋会要》，《职官》卷70，页28b和《选举》卷34，页8b。《南宋馆阁录》，卷8，页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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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7 关于《长编》的出版历史，见顾吉辰、俞如云，《〈续资治通鉴长编〉版本沿革及其史料价值》，《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页36-42。关于王氏父子及其作品的研究，见陈述，《〈东都事略〉撰人王赏父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1939年，页129-138。虽然陈述自己对于《东都事略》的成书日期没有表态，他引述了清代学者王士祯(1634-1711)的说法(王士祯认为《东都事略》完全是由王赏完成的)。关于王赏、王偁对《东都事略》贡献的相对部分、此书的成书日期，以及《长编》与《东都事略》的关系仍存在许多争议。赵铁寒在他为台湾重印《东都事略》本子所写的序言中提到《长编》的注释包含了许多《东都事略》的引文，赵氏并主张李焘曾接触过《东都事略》的早期稿件。然而，有些大陆的学者坚持这些注释是事后所加上的，并非李焘原来文本的部分，见蔡崇榜，《宋代四川史学家王偁与〈东都事略〉》，《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页23-29及何忠礼，《王偁和他的〈东都事略〉》，《暨南学报》，1992年第3期，页55-64。这些学者，相对于陈述，强调王偁而非其父对《东都事略》的贡献。确实，辽宁省图书馆所保存的《长编》108卷南宋版本的最近重印本并未包含《东都事略》的引文。然而，就像陈智超于序言所指出的，这个版本并非最初由李焘监督印行的版本，而是其后商业用的版本，只保留了原文的百分之七十。见《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7册本，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序言》，页7。关于《长编》与《东都事略》确切的关系尚待更细致的研究。此时，笔者倾向相信现在保存于《长编》的《东都事略》引文是后来添写的，但笔者认为李焘接触过王赏《东都事略》的早期手稿，或是从史馆接触到相似材料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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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8 《记孙觌事》，《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卷71，页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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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9 《会编》，册2，页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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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0 《会编》，册2，页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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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1 《要录》，卷1，页20。关于孙觌写给朱倬信件的完整内容被保存在孙觌的文集《鸿庆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卷12，页13a-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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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2 即使已处于无望的军事状态，北宋宫廷到最后仍保留了对文学价值的强烈依恋。李心传提到(《要录》，卷1，页29)在被囚禁期间，宰相何㮚提议钦宗君臣作诗度日。很自然地，这些人以诗作为透露关于彼此可能的行动步骤的想法载具。钦宗所做的诗全用“归”和“回”字韵，这指出了他渴望借由满足金人的要求以返回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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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3 黎靖德(1263年在世)编，《朱子语类》(1270；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30，页3131-3333。这段话也被引用进《永乐大典》(1407；重印本，台北：世界书局，1962)，卷10421，页11b-12a。朱熹最后一段话的含义是指汉代作家蔡邕(133-192)之死。蔡邕在董卓(死于192年)死后落入军阀王允(死于193年)手中。蔡邕请求王允饶恕他的性命，使他可以完成他所写的汉代历史。但王允拒绝此要求，并指出当时汉武帝错在没杀司马迁，使司马迁得以完成他的“谤书”(即《史记》)批评皇帝。王允推测蔡邕将会做类似的事情，便处死蔡邕以免“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见范晔(398-445)，《后汉书》(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60下，页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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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4 接下来的节要用的是《宋史》卷23的基本纪录。另外也很有用的是：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 Cambridge of China.Volume 6.Alien Reign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23-30;Sabine Werner,Die Belagerung von K’ai-feng im Winter 1126/27(Stuttgart
:Franz Steiner,1992),pp.16-68;Herbert Franke,“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in Françoise Aubin,ed.,Études Song,in memorian Étienne Balazs.Serie I.Histoire et institutions(Paris
:Mouton & Co,1970),pp.55-84;and Samuel H.Chao,“The Day Northern Song Fell,”Chung-yüan hsüeh-pao 8(Dec.1979)，14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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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5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长编》只有前108卷的节本有清朝之前的印本传世。这部作品的主要部分(包含整个徽宗朝与钦宗朝)都在剩下的部分于1407年被抄录在《永乐大典》前就遗失了。不过，《长编》的完整文本于13世纪被杨仲良节录并主题式地重新编排，有些《长编》遗失的材料可以从杨氏编纂的作品中取回。关于杨仲良与其作品的研究，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这部被重新找回的史料由黄以周(1829-1899)及其他人按时间先后加以安排，并补充了非常有用的注释。关于李焘文本对于姚平仲事的说法(亦即朱熹所回应的那个文本)，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253；重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以下简称《本末》)，卷145，页5b-7a；卷147，页7b-8a和黄以周等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1883；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53，页1645-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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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6 《东都事略》，卷12，《钦宗本纪》，页2a；王德毅，《李焘父子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页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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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7 《会编》，册1，页278-279、280-283、286-287、288、327-329；参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页152-153。关于郑望之对于金人的态度以及他在1127年后所受到的惩罚，见《要录》，卷5，页128；《宋史》，卷23，《钦宗本纪》，页426及卷24，《高宗本纪》，页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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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8 John Winthrop Haeger,“Sung Government at Mid-Season
:Translation of Commentary on the Ching-k’ang ch’uan-hsin lu”(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1).这篇论文有些章节已经出版：John Winthrop Haeger, “1126-27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Integrity of Culture,”in Haeger,ed.,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Tuscon,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5),pp.143-161;and Haeger,“Li Kang and the Loss of K’aifeng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Political Dissent in Mid-Sung,”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2.1(1978)，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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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9 潜，据《宛委别藏》本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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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0 《本末》，卷145，页5b行7到页6a行1(《会编》，册1，页329亦同)。李焘对郑望之的文字(描述李纲如何热切地希望作战，以及姚平仲的自大)有所删减。郑望之描述他曾听闻姚平仲吹嘘他在1121年协助镇压方腊之乱时杀了许多“魔贼”。“纲信其说，意谓可以杀金军如杀魔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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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1 《本末》，卷145，页6a，行2至行3(与《靖康传信录》［丛书集成本］同，卷2，页11，行7至行8)；《本末》，卷145，页6a，行3至行5(与《东都事略》同，卷107，《种师道传》，页3b，行6至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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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2 《本末》，卷145，页6a行5至页7a行11(与《会编》同，册1，页329，行2至行4)。《会编》只有再现了被李焘所引用的郑望之文本片段，但无疑地李焘的全部引文是来自《靖康城下奉使录》，因为段落的主体包含了郑望之与斡离不之间的直接对话。这段文字，从“良久，罢遣归所”，一直到“今幸脱彼，未可言归也”已经在上面的引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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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3 《本末》，卷145，页7a，行2至行4(与《靖康传信录》同，卷2，页11，行12至行13)；《本末》，卷145，页7a，行5至行6(与《靖康传信录》同，卷2，页12，行1至行2)；《本末》，卷145，页7a，行6至行7(与《靖康传信录》同，卷2，页12，行4至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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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4 《靖康传信录》，卷2，页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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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5 《会编》，册1，页322-323。《会编》也收录了一些此军事行动失败后，宋、金双方通信的片断文字(《会编》，册1，页323-324；完整的文本见《大金吊伐录校补》［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180-188)。宋廷的信件并无什么有帮助的材料。其信否认事先对此计划知情，并允诺会惩罚姚平仲以及枢密院的主战派(如李纲)。这种投降的态度说明了姚平仲的消失，其经由长安逃到四川。姚平仲许多年后以道士之姿出现在四川青城山上清宫。诗人陆游(1125-1210)于1174年曾在该处遇到姚平仲，并为之撰写了一篇小传(包含姚平仲逃走以及作为道教隐士生活的一些细节)。这篇传记形塑了其后关于姚平仲传说的基本部分。见《渭南文集》(四部丛刊本)，卷23，页1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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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6 《会编》，册1，页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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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7 《玉照新志》(1198；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5，页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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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8 Haeger,“Sung Government at Mid-Season,”pp.266-267.Haeger主要使用赵铁寒，《由〈宋史·李纲传〉论信史之难》，《大陆杂志》，第8卷第11期，1958年，页338-341。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姚平仲事的细致分析。另外，赵效宣对李纲有细致的传记研究，见赵效宣，《李纲年谱长编》(香港：新亚书院，1968)，页58。赵效宣并未重视赵铁寒的研究成果，仅简单地处理李纲该为姚平仲事所负的责任(赵效宣只简单提到：“朱子已辩驳甚详，兹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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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9 《本末》，卷145，页8b-9a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4，页1707-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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