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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更多的篇幅来讨论历史唯物论，因为现在它不仅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及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与非难，就连马克思主义者对它也不是没有意见。长久以来，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也是其核心。它是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批判日耳曼哲学与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主要是用来反对这样一种信仰，那就是“观念、思想、概念可以产生、决定并支配人类的物质条件及生活”[5]。从1846年以来，这个概念就没有变动过。它可以以一句话表示，但可能说法不止一个：“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It is not consciousness that determines life，but life that determines consciousness.）[6]《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有更清楚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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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的内涵就在于详细说明真正的生产过程——从生活本身的物质生产开始——并且要掌握由这种生产模式所产生的以及与这种生产模式有关的各种互动形式，意即，处于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是所有历史的基础；要描述市民社会作为国家时所采取的行动，也要解释从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所有不同的理论产物及意识、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形式；如此，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从整体的角度来描述（也可以从它们彼此的互动中来描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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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顺便提一下，对马克思及恩格斯来说，“真正的生产过程”并不单单是“生活本身的物质生产”而已，而有更广的意义。沃尔夫的说法相当公允，它是“自然、工作、社会劳动及社会组织所形成的一套复杂而彼此依存的关系”[8]。我们也应该这样说，人类的生产不仅用了双手，还用了脑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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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指引，是一个研究计划。让我们再引用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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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结束的时候，现实的生活开始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实证的科学，来说明人类发展的实际活动与实际过程……一旦能描述这些事实，则那些自以为是的哲学都将失去存在的价值。至于原来哲学所占有的空间，则顶多只能让那些由观察人类历史发展之后所做的抽象而概括的总结来填补。这些抽象的说法本身要是与历史分离了，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用来帮忙编排历史数据，并指出各层次的前后次序。但它们绝对不提供方法或架构来整齐地切出各历史分期，就如同哲学那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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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说明要看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我们反对这种说法，我们还算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很明显，这里的说明太简略，还需要更多的解释：马克思所用的词汇太过于含糊，人们不断地争吵着到底“力量”（forces）及生产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是什么意思，而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经济基础”（economic base）及“上层建筑”等等。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一开始，马克思就认定历史唯物论是历史解释的基础（因为人是有意识的），而不是历史解释本身。历史学并不像生态学：人类决定并思考什么可以发生。允许我们从一般的历史变迁中去找出必然性，这并不一定就是决定论的表现。历史必然性的问题只有从回溯的角度来看才能获得解决，甚至还是多余的：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必然的事，因为已经发生了；去想如果是别的事情发生了会如何，是一种学院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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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想要证明先验，也就是某些历史结果（如共产主义）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很难从科学的历史分析中显现出来。但明显的是，历史唯物论从一开始就不是经济决定论：并不是所有历史上的非经济现象都是导源于特定的经济现象，特殊的事件与日期也不是以此决定的。即便是最死硬的历史唯物论拥护者也花费了大量的心神在研究历史上偶然与个别现象所扮演的角色［普列汉诺夫（Plekhanov）］[11]，而不管哲学界怎么批评，恩格斯也把这样的想法清楚地通过信件传递给了布洛赫、施密特（Schmidt）、斯塔肯博格（Starkenburg）及其他人。马克思自己则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19世纪50年代的新闻评论中，明确地表示出他的观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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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历史唯物论上真正重要的论争，与社会存在（social being）与意识（consciousness）两者间所存在的基础关系有关。而其所牵涉的主要不是哲学上的考虑（如“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或甚至道德哲学的问题（“‘自由意志’与人类有意识的行动，其角色如何？”“如果局势还没成熟，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比较历史学及社会人类学的经验问题。典型的论证会这么说，我们不可能将社会生产关系与观念和概念区别开来（它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区别不过是一种“后见之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生产关系也是由文化与概念建构出来的，不能说一切都仰赖社会生产关系。另外一种反对意见则主张，一个生产模式往往可以容纳不同的概念，这种现象就很难只从“经济基础”来解释了。因此，我看到有些社会有相同的物质基础，但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特征却大不相同。从某种程度来看，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决定了其社会存在的形式，至少与后者影响前者的力道相仿。至于是什么东西决定人类对世界的看法，说法莫衷一是：像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是由一些数量有限的思想概念做不同组合所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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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马克思是否不考虑文化方面这个问题放在一旁。（我自己的看法是，在马克思的历史著作里，他非常反对经济简化论。）基本的事实是，马克思认为要分析任何时期的社会都要从分析生产模式入手，也就是说，（一）人类与自然之间技术—经济的“新陈代谢”形式（马克思），人类通过劳动来适应并转变自然，以及（二）通过社会安排来动员、部署及配置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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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完全可以用在今日。如果我们想了解20世纪晚期的英国或意大利，很明显我们必须从20世纪50到60年代生产模式所发生的巨幅转变谈起。在最原始的社会的例子里，宗族组织及观念系统（宗教组织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形式要看其经济模式是粮食采集式的还是粮食生产式的来判断。例如，沃尔夫指出，[12]在粮食采集经济中，资源的取得比较容易，只要想拿就应该能拿得到，但是在粮食生产经济里（农业或放牧），这些资源的取得就有限制。这种状况一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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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决定分析顺序上颇为重要，但历史唯物论仍面临着另外一种严厉的批评。马克思除了主张生产模式是基本，因此上层建筑必须与“人类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相一致，还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力有一种必然的进化趋势，因此会与既有的生产关系及无弹性的上层建筑产生矛盾，而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必须让步。科恩（G.A.Cohen）[13]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进化过程指的是技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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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这种趋势为什么该存在，从整个世界史的发展来看，这种趋势确实存在到今日。应该想到的是，这种趋势其实并不是普世性的。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并没有这种趋势的社会，它们可能是停滞不前的，但这样还不够。从粮食采集到粮食生产，的确是符合这种趋势（从生态学来看，这个过程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却不能适用在现代的科技发展与工业化上，因为这种现象是先由某个区域所独有，才进而推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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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社会物质生产力没有一般化的发展趋势，或是超越某一点的发展趋势的话，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以这种趋势为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解释就只能用在特例。（顺带一提，如果我们不认为人类是在持续地增加自己对自然的控制的话，那么这不仅仅是违背现实，还会把历史搞得更复杂。）另一方面，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一般化的历史趋势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解释为什么这个趋势并不能用在每个地方，及每个事例上（如中国），这明显与一般化矛盾。这样看来，社会结构的力量与惰性，以及凌驾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具有阻挠物质基础运动的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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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来看，这对于用来解释世界的历史唯物论来说，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开的难题。马克思本人并不主张线性历史观，他对于某些社会为什么能从上古时代演进到封建社会乃至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其他社会［他把这些社会概括地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却不能，提出了一个解释。然而，这的确使得用来改变世界的历史唯物论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这一方面，马克思论证的核心，在于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外衣”（capitalist integument）格格不入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不过，若如1859年的序言所论，如果其他社会并没有显示任何物质力量增长的趋势，或者是有增长但却已受到社会组织与上层建筑的控制与拖延而无法产生革命的话，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革命呢？用不那么极端的历史例证来说明资本主义进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是做得到的，甚至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我们会因此错失两件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包括我自己）来说相当重要的事：（一）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所有历史进化的逻辑结果；（二）它标示着“史前时期”（prehistory）的结束，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也不会是一个“对抗”（antagonistic）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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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影响“生产方式”（序言将其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形成此社会存在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的生产模式）概念的价值。不管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不管这些关系在社会中的功能怎样，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结构，决定了生产力增长的形式以及剩余将如何分配，社会将如何能或不能改变它自身的结构，以及在适当的时机生产方式的转变将怎样发生。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上层建筑的范围。简言之，生产方式是我们借以理解不同人类社会及其互动以及历史动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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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系统，或说得更精确些，人类团体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系统。“生产方式”可以显示出让这些团体关系之所以不同的力量所在——社会不同，团体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不同。生产方式本身是否依照时间顺序而形成一连串的进化过程呢？无疑，马克思本人的确是这样想，并且认为这种过程让人类逐渐从自然解放并控制自然，也因此影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据这样的想法，生产方式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走势。不过，就算生产方式之间的确产生了一种明确的时间顺序（如，由蒸汽机所构成的商品经济绝对发生于没有蒸汽机的商品经济之后），马克思还是没有建立线性历史观的意思。事实上，从历史上可以很容易发现除了人类最早期的发展外，在其他时期，各种生产方式都有共存与互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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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具体显示了特定的生产计划（基于特定的技术及生产劳动分工所做的生产）以及在某个发展阶段中，由“特定的、受时空所限的社会关系来部署劳动，而劳动则通过工具、技术、组织及知识来从自然取得能量”，然后社会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则通过流通、分配，最后用来积累以满足其他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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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下人类学家沃尔夫的作品《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这本书虽然极具原创性也很重要，但也有其弱点。沃尔夫想要说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胜利，是如何影响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想将其并入其世界体系）：而资本主义在多元的生产模式之下，又是如何接受调整与修改的。这本书谈的是联结，而不是原因，不过联结有时候对于原因的分析也很有帮助。它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方式来捕捉不同社会在接触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管能否调整，所做的“策略性的变形”。因此偶然间让我们看到不同生产方式的关系，以及在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的面貌。[14]但这本书并没有解释物质基础的变动以及劳动的分工，更没有说明生产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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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用三个粗略的生产方式或生产方式“群”来操作：“宗族”（kin-ordered）方式、“纳贡”（tributary）方式以及“资本主义”方式。他认为从渔猎及粮食采集到粮食生产社会，是属于宗族模式，至于纳贡模式则包括了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两种方式里，剩余产品都由掌握军政大权的统治团体所剥夺。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5]认为这种分类法值得商榷，它的缺点是将许多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社会一并归入“纳贡”模式之中：从西方黑暗时代的封建领主到中华帝国；从没有城市的经济体到产生城市的经济体。这本书只有一小部分触及根本问题，那就是“纳贡”模式的某一个小变形是如何、为何及何时产生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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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要分析生产方式，必须立足于可见的物质生产力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要研究技术、组织和经济学。我们不要忘了在《导言》后面，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乃是市民社会的解剖学。所以，传统上对于生产方式及其转变的分析还需要再发展，而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这么做了。方式之间的转变替换，人们总是用因果或线性的关系来看：每个方式内部都包藏了“基本的矛盾”，它产生了动力与力量以促成转变。我们不清楚这究竟是不是马克思的意见——除了针对资本主义——而这当然也造成无休止的争论，尤其是在讨论西方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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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做的这两个假设似乎就挺有用了。第一，生产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元素会让方式不稳定，但这只是潜在的，并非必然，而且有时随着方式结构的不同，这些元素还会反过来成为防止变迁的力量。第二，方式转变的机制并不完全来自内在，各种不同结构的社会间的结合与互动也有影响。因此，所有的发展都是混合的发展。我们不可以光从一个特定条件就来说明地中海地区的上古文明，或是只从西欧的庄园与城市就来说明封建主义是如何转变成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寻找不同的路径来找出它们之间在某个发展阶段是如何汇流而造成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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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取向——似乎是比较符合马克思精神，而且也尊重了文本的权威性——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两种不同的社会为什么能够并存，一个是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个是尚未走上，而其之所以走上是因为被已经走上的予以渗透征服的缘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已经开始察觉到，这个系统本身其实就是个混合的进化：它建筑在既有的物质上，利用并适应既有的物质，最后则受既有物质的塑形。最近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所进行的研究已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过去25年来整个世界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转变，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原本作为资本主义运作核心的前资本主义元素，现在已经腐蚀殆尽，不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了。我所指的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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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回来讨论我一开头想要讲的，马克思对历史学家有什么独特意义。马克思仍然很适合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他把历史当成一个整体来发展方法论，并且只有他从一个预见的角度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从这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优于韦伯（在对历史学家的理论影响上，他是马克思唯一的对手），而从更多方面来看，前者更可以补充并更正后者。没有韦伯的补充，则马克思式的历史仍可理解，但若没有马克思的补充或至少是提问（Fragestellung），则韦伯式的历史（以马克思为出发点）就不可理解。要调查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意味着要问马克思式的问题，就算你不接受他的答案也一样。同样，如果我们要问隐含在第一个问题中的第二个大问题：为什么进化的过程不是呈现一种平顺的线性，而是不平顺而彼此交错的类型。我们可以从生物学进化（如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但这并不恰当。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任何解释，他只是提出问题，之后的部分正是我们应该要去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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