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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普莱斯编，《玛伦社会：美洲的反叛奴隶社群》（Maroon Societies：Rebel Slave Communities in the Americas，巴尔的摩，1979）；杰诺维斯，《从反叛到革命：近代世界形成中，非裔美洲奴隶的反叛》（From Rebellion to Revolution：Afro-American Slave Revolt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巴吞鲁日，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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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普莱斯，《第一次：非裔美洲人的历史视野》（巴尔的摩，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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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普莱斯，《玛伦社会》，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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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摩拉维亚：位于捷克中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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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引文出自后现代主义者的激愤之语，《人类学的批判与反思》（Critique and Reflexivity in Anthropology），《人类学的批判》（Critique of Anthropology），第9卷第3期（1989年冬），第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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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文出自后现代主义者的激愤之语，《人类学的批判与反思》（Critique and Reflexivity in Anthropology），《人类学的批判》（Critique of Anthropology），第9卷第3期（1989年冬）同上，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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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想象整体：当代民族学努力进行自我定位》（Imagining the Whole：Ethnography’s Contemporary Efforts to Situate Itself），《人类学的批判》，第9卷第3期（1989年冬），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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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此语出于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斯宾诺莎把上帝与自然等同，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上帝决定，也就等于说，事物的发展是由自然无尽的因果律所涵盖，此时我们便可以说，我们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观看”（under the species of eternity，sub specie aeternitatis）事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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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作者并没有引用罗兰·巴特、巴赫金（Bakhtin）、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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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梅特兰（1850~1906）：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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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6章 来自底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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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本是在1985年为了纪念我已逝的朋友、同志及工作伙伴乔治·鲁德（George Rude）而写。后来收入弗雷德里克·克兰茨（Frederick Krantz）编的《来自底层的历史：人民抗争与人民意识形态研究》（History from Below：Studies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pular Ideology，牛津，1988），第13~28页。本文首次发表是在鲁德任教、位于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演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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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史（grassroots history）、底层史或平民史，鲁德乃是这些领域的先驱，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反省一下这些研究领域内所发生的一些技术问题，与传统史学比较一下，虽然困难但却有趣得多，我们也能获益不少。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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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让我先问个问题，为什么最近才有人开始研究草根史？也就是说，为什么自有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与学者在记录国家大事的时候，都不曾注意到广大的群众，而非要等到19世纪末？为什么布莱希特（Brecht）[1]的问题“谁建造了底比斯的七门”（Who built Thebes of The Seven Gate）[2]是个典型的20世纪问题？这些问题将会让我们思考政治的本质（最近才成为历史学的主题）以及历史学家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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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绝大部分的历史写作都是用来荣耀统治者的（这里面有实用的目的）。现在也还有历史具有这种功能，像最近开始流行起来的长篇新维多利亚式的政治人物传记，就绝对不是要让群众来阅读的。这种作品，除了一些教授，以及为了写论文而不得不看的学生以外，到底有谁会拿来读就不清楚了。然而，在畅销书单上却常有这一类的书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政治人物（如果他们有一点儿文学功底的话）通常只是随意地翻看这类书籍，这可以理解。不过政治人物并不是一般人，他们专精于政治领域，读这些传记应该可以让他们学到一点儿东西。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3]认为自己仍活在阿斯奎斯（Asquith）[4]时代，正如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5]把索尔兹伯里（Salisbury）[6]或墨尔本（Melbourne）[7]这些人视为与他同时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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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政治操作方式——除了19世纪后半叶，绝大部分的历史都是如此——可以完全不理会作为臣民的广大群众。除了一些特殊状况，如剧烈的社会革命或暴乱，否则他们都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说民众容易满足或是民众的想法并不需要考虑。它只是指把上层与下层的关系安排到某一种程度，让不满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宣泄，以这样的方式，使穷人的活动不至于威胁到社会秩序。除此之外，这个范围通常都压缩到某种层次之下，好让统治阶级可以从地方这个小范围就解决问题，而不至于扩展到全国。相反，一般民众则接受了自己的附属地位，并且将斗争局限在与自己有直接接触的压迫者上。在19世纪之前，如果说有一种通则能够说明农民与国王或皇帝之间的关系是安全的，那就是农民认为国王或皇帝乃是正义的化身，如果国王或皇帝知道拥有土地的士绅或贵族的所作所为，他就会要求停止一切对农民的压迫。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国王或皇帝是外在于政治世界的，而政治也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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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例外。我相信中国就是个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即便在它还是王朝（Celestial Empire）的时候——农民暴动并不像地震或黑死病那样是个偶然的怪现象，而是一个能推翻王朝的活动，不过在一般的状况下并不会那么严重。因此，草根史之所以能够在传统史学（主要都是描写重要的政治决策与大事）中出现，往往是因为平民已经成为能够影响决策与事件的要素了。不只是在不寻常的民众动员中出现而已，如革命，而是在平日就予以注意。一般来说，这种历史的出现不会早于18世纪的大革命时代。但是，在实际上，它要发挥影响力可能还要再晚一点儿。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资产阶级民主最典型的制度——成年男子普选制（妇女投票是更晚的发展）——都还要等到19世纪末才出现。大众消费的经济——至少在欧洲——也是这个世纪才有的现象。而两个用来发现民众意见的技术——取样的市场调查以及后来的民调——从历史学的标准来看，更是新产物，它们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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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史，作为一个特殊领域，它的开展是源自18世纪的大众运动史。我想，米什莱（Michelet）[8]应该是第一个研究草根史的历史学家；他写作的核心是法国大革命。从他开始，法国大革命史就成了这类历史的试验场，如社会主义重新又带起了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9]而马克思主义则带起了启蒙运动。如果说有一个历史学家已经走在当代这类作品的前头的，那非勒费弗尔莫属，他的《大恐慌》于40年后才译为英文，但仍未过时。概括来说，法国史学传统并不倾向于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而是写法国人民的历史，因此而建立了草根史的主题与方法，如布洛赫与勒费弗尔。不过这个领域真正开始繁盛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事实上，它真正的进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真正能开始对这方面做出贡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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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或广泛一点儿，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对草根史的兴趣是从劳工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的确提供了很强的动机来研究平民史——特别是工人阶级——但却也让社会史学家戴上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他们比较喜欢研究的主题并不是平民，而是平民当中那些足堪作为劳工运动祖师爷的人；并不是研究像宪章运动者（Chartists）、工会主义者（trade unionists）、好战的劳工运动者（Labour militants）这些人。他们也认为运动史与组织史可以用来领导工人斗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代表”工人，可以取代研究平民本身的历史。事情绝非如此。1916到1921年的爱尔兰革命史，绝不等同于爱尔兰共和军、公民军、爱尔兰运输工人联盟或新芬党的历史。你只要读肖恩·奥卡西（Sean O’Casey）[10]有关都柏林贫民窟生活的伟大剧作，就能看到什么叫作草根。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左派才摆脱这种狭隘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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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一开始的艰难如何，草根史现在已经开始发展了。而当我们回头检视一般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开始赋予他们以往未曾具有的政治意义，并且试着去找出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方面。这让我开始去思考进行这项工作时的种种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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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历史都有它的技术问题，但是大部分的状况都是有现成的原始数据，为了处理这些数据才产生问题。历史学的古典规范，于19世纪由德国人及其他学者发展起来，他们处理数据的方法已经相当合乎科学的实证主义。不过在文学史上，仍然存在这方面的困扰。为了研究但丁（Dante），人们在研究手稿时必须非常细心，检视手稿在誊写的过程中有没有出错，因为但丁的文本仰赖对中世纪手稿的整理。为了研究莎士比亚，他并没有留下手稿，而是留下了一堆讹误的印刷版本，于是学者就要充当福尔摩斯来调查17世纪初的印刷业。不过这两个例子（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作品）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主题所会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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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史不同于这些主题，也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因为它并没有现成的资料。有时候我们完全要靠运气。近代草根史之所以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一起出现，就在于这个重大事件结合了以往都未曾出现过的两种特质。第一，大革命突然将许多原本只有他的家庭或邻居才会认识他的人搬上台面，受到大众的注意。第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通过官方而被记载成了文献或档案，并收入法国国家档案馆中，以供学者研究之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从勒费弗尔到科布，都曾生动地描述了在法国乡间旅行，寻找18世纪19年代法国人资料的甘苦——不过还是快乐居多，因为他们一到了昂古莱姆（Angouleme）或蒙波利埃（Montpellier）[11]，就找到了一系列的档案，每一份蒙尘的古代文件——字体清晰可读，不像16、17世纪的手抄本那般潦草——都含藏着珍贵的内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就是这么幸运，比英国历史学家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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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历史学家大部分来说，只寻找他们想要找的资料，而不是现成的资料。草根史的资料之所以能叫作资料，是因为历史学家问了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处心积虑地来寻找解决的方式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在问题解决之前，根本没有所谓的资料。以目前正在发展的历史人口学来说吧，它是根据16世纪教区登记簿所留下来人们出生、结婚与死亡的资料所做的研究。这些资料一直存在着，而且系谱学家（他们是唯一对这些资料有兴趣的人）还会定期重新翻印这些记录。这些资料一旦交给社会史学家来运用，再加上已经发展出来的技术，所造就的成果是巨大的。我们现在可以知道17世纪的人如何控制生育，他们如何饱受饥馑与天灾之苦，不同时期的预期寿命有多少，男女要如何再婚，有多早或多晚结婚等等——这些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是纯属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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