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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48 一旦我们的问题让我们找到了资料的来源，那么为了处理这些资料，也就产生了许多技术问题：资料太多是个问题，但又不能太少。历史人口学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发展分析技术上面，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只有历史人口学者自己才有兴趣。从开始研究到结果出来，时间可能要非常久。我们必须了解，研究草根史没有办法很快得到结果，需要耗费大量的心神、时间甚至金钱。它不像在河床上捡钻石，相反，它比较像在挖钻石矿或金矿，需要庞大的投资以及高超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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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50 另一方面，有些草根史资料尚未刺激出足够的方法论出来。口述历史就是个好例子。幸亏有了录音机的问世，解决了不少问题。大部分录下来的回忆都相当有趣，但也带有情感上的诉求。依我的看法，我们对于口述历史还要谨慎一点儿，一直到在这方面的辨识能够发展到跟考证文本的程度相同为止。人类学家以及非洲史学家已经开始这么做，研究世代之间口耳相传的事实传递方式。譬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大概在几代以内，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还可以维持在某个精确的范围内，而历史事件的传述总像亲眼所见一般。像1830年发生的工人暴动（Labourers’Rising）[12]，蒂斯伯里（Tisbury）与威尔特郡（Wiltshire）的人到现在还津津乐道，仿佛1817及1830年的事就发生在昨日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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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52 现在，大部分的口述历史都只是个人记忆，里面所说的东西相当不可靠。问题出在，记忆的记录是一种主观的选取，这个选取不仅有限，而且还不断在变。我在剑桥大学念书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跟30岁或45岁时想起来都大不相同。除非我把所有的事巨细靡遗地记载下来，让人厌烦（我们都知道那些把战场上的经验记下来的人都会这样），否则明天回想的一定跟明年不一样。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已经证明是确有其事的证据来核对记忆，让证据来限制记忆。但这显然没有帮上什么忙，因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在毫无证据的状况下，还能证明记忆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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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54 口述历史方法论不只是为了检验那些老爷夫人的录音带是否可靠。草根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般人所记得的大事是什么样子，它跟上层的人所记得的，以及历史学家所写出来的，有什么区别；而且就他们把记忆变成神话来看，这个神话是怎么构成的。1940年夏天，英国人民所感受到的是什么？资料部的记录与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不太一样。我们要如何重构原本的感觉或者是神话的形成？我们能把这两者分开吗？这些都是相当有意义的问题。我的想法是，我们所需要的可能不只是对录音带的内容进行一种回溯的质问法，还要搭配心理学家的协助。这里面可能牵涉到的不只是方法论、假设的问题，可能还需要一点儿独断。为了要绘出自由—社会民主联盟的支持曲线，于是每个月做一次民意调查，如果明天举行大选，你会把票投给谁，这种做法无法说明任何政治行为，因为它的前提是建立在“投票是政治的重要变量”这个假设上。它不依据人们的政治决定模式，也不调查人们的政治行为，而只是在假设的情境下问大家对于某个政治行为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是回溯性地去研究这些民调结果，那么我们就是在调查他们实际在想什么或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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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56 有时候，从人们发表的意见里也可以推出他们的想法与做法。例如，哈纳克（Hanak）为了分析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感，于是搜集了当时前线官兵与后方的信件，这些信都是奥匈帝国境内各个民族的人写的，当时都要经过检查；另外，波兰的库拉（Kula）将19世纪末移民俄国的波兰人写信回波兰老家的信件搜集起来集结成册出版，这些信件在当时都被沙皇的秘密警察拦截下来。但这些还是不够，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我们比较常做的是，从行为来推断他的想法。换句话说，我们根据的是列宁的说法，一个人用脚所表达的意见，会比他在投票箱里表达的意见更真实。有时候，我们在意见与行动之间犹豫不决。因此马克·费罗（Marc Ferro）[13]借助二月革命的前几个星期发到彼得格勒的电报与决议，来调查俄国不同团体对战争与革命的态度——在召开大会之前，工人、农民或军人议会早就有了党派的标签与性格了。派发一通决议到首都去是一种政治行动——在大革命发生之前，发生的频率尤其高。电报的内容则是意见，工人、农民及军人意见的差异，可以显示某种意义。农民“要求”的次数超过请愿的次数。因为他们在战时受到比工人更大的压迫，而工人也不好过。军人并不反对战争，但他们对军官则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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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58 最有趣的资料源是那种只是记录行动，就能让人理解当中有什么意见。这些资料的出现，大多是历史学家内心已经对某些问题有了答案，只是还在寻找比较妥当的方式来解答。所以，这些资料多半结果相当确定。例如，假定你想要知道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保皇派的情感影响有多大。布洛赫针对法国与英国两地对于国王有神奇法力的信仰（已经流传了几世纪）进行了调查，他指出，在1774年路易十六加冕的时候，有2400个饱受淋巴结核（scrofula）之苦的病人上前要求国王触摸他们（royal touch）以解除他们的“国王之恶”（king’s evil）。[14]不过，当查理十世于1825年恢复古代加冕仪式，同时也勉为其难地恢复了国王治疗的仪式时，竟然只有120个人出现。在革命前最后一个国王一直到1825年，在法国已经没有人相信莎士比亚所说的，“一个君王是有神圣呵护的”（there’s some divinity doth hedge a king）[15]了。这样的发现，相信没有人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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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60 同样，在对遗嘱还有墓志铭的分析上，我们也同样发现传统的宗教信仰正在衰微，而世俗的宗教正在兴起。虽然约翰逊博士曾说，在墓碑上刻字，并不表示一切都是真的，但我认为，至少会比这个人在其他时候所说的话要来得真实，并且也反映了他的宗教观。除此之外，伏维尔已经相当清楚地说明了18世纪普罗旺斯（Provence）[16]地区信仰的衰退。这种现象表现在，原本阶级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在葬礼时颂祷《圣经》经文的次数在减少，也就是说，已经比较少“根据死者的阶级与其他条件来决定葬礼的方式”了。宗教气息衰退的过程原本是渐进的，但到了世纪之交则突然加快。至于消失最迅速的则莫过于普罗旺斯遗嘱上屡次提及的圣母马利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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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62 我们再从洗礼这个仪式来看人们对于传统宗教的态度有何变化。在天主教国家，人们根据圣徒的名字来取教名。其实，他们也只有从反宗教改革时代开始才这么做，所以，名字的索引可以告诉我们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时代的平民信教与不信教的现象。纯粹的世俗名字开始普及要到19世纪，而且多半是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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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64 我有一个佛罗伦萨的同事跟他的孩子，研究了托斯卡纳的电话簿，看看人们的名字世俗性［譬如来自意大利歌剧或文学，斯巴塔克（Spartaco）就是一例］的比例有多高。结果跟当地之前盛行的无政府主义（比社会主义强得多）颇为相符。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当然可能有别的原因）无政府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运动，并且还造成了主动的转化，因而完全改变了成员们的生活方式。在英国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查每个人的名字（不包括那些定期登录姓名的名流）的方式来了解社会史与意识形态史，不过我自己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在英国也还没有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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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66 所以，花一点儿脑筋，也能从诗人所说的穷人年鉴（记载了出生、婚姻与死亡）中挖出不少宝贵的资料。而大家也可以玩玩这种历史学家的把戏，去听听塞壬海妖（sirens）[17]唱的是什么［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8]］，也许可以从歌里面找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许多草根史就像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犁，我们可以从这个遗物来猜测几百年前人们用它来耕田的方式。但是每个空中摄影师都知道，在某种光线下，从某个角度，我们却可以看出长久以来被隐没的田埂及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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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68 因此，光是靠天分还是不够。为了让不清楚的思想看起来合理或是为了要证明或否证我们的假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幅前后一致的图像，或者是模型。因为我们的问题重点并不在于发现好资料。即使有最好的资料——人口学资料提供了出生、婚姻与死亡——也只能说明人们一部分的生活。我们要做的是，将各种片断的资料整合起来：就像在玩拼图游戏一样，我们要找出什么东西可以凑在一起。我之前就说过，草根历史学家不是实证主义者。他必须先想好要找什么，然后再确认他所找到的符不符合他的假设，如果不合，再做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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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70 我们该如何建立模型呢？这当中牵涉到知识、经验，还有对于自己所研究的主题有没有足够广泛和具体的理解。这可以让我们预先去除那些明显没用的假说。举一个愚蠢的例子以兹说明。有一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曾经回答一个有关在兰开夏的工业革命问题，他说制棉工业之所以从兰开夏发展起来是因为兰开夏非常适合种棉。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所以觉得这个答案有点儿蠢，不过，在卡拉巴尔（Calabar）[19]可不是这样想。不过，还有许多同样愚蠢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其实只要基本的知识就能避免。例如，如果我们不知道在19世纪时，“手工业者”（artisan）这个词在英国指的是拥有技术的领薪工人，以及“农民”（peasant）这个词指的是“农田劳工”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英国于19世纪的社会结构就会了解错误。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欧陆的译者一直将“完成学徒阶段的人”（journeyman）翻成“按日计酬的工人”（day-labourer）——而熟悉17世纪社会的人则会惊讶于我们对于“仆役”（servant）与“侍从”（yeoman）[20]的分辨不清。过去有很多事是基本常识，但许多社会学家都不知道，因此成了蹩脚的历史学家；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去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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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72 我们也需要想象力——最好是结合数据——来避免历史学家最大的危险：时代倒错。在实践中所有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研究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误把现在的性态度强加于过去。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除了一小群人）有着跟我们一样的性态度本来就是一种大错，但是要运用想象力来了解当时的人怎么想实在相当困难，因为性这种东西还是有某种不变的特质，而且我们大家都自认为了解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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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74 只有知识及想象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建构一个在观念上能够贯串的思想或行为系统，这个系统最好是能让我们在掌握（并非具体的掌握）到整个社会的基本设定、参数还有任务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当秘鲁的印第安农民社群于20世纪60年代初占领他们认为是自己所有的土地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行为方式：整个社群集结起来，带着妻儿子女、牲口、农具还有鼓、号角及其他乐器，在某个时间——一般是在破晓之时——一同越过他们宣称是自己的土地的边界，然后马上开始建小屋，而且是建在土地边界旁边，接下来就开始放牧牲口还有耕田。有趣的是，在不同时间、地域的农民在占领土地的时候，如意大利南部，也会做相同的事。为什么？换句话说，这些高度齐一化（而且明显没有文化的隔阂）的行为要基于什么假设来想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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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76 假使我们说：首先，占领必须是集体的，（一）因为土地属于社群，（二）因为社群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介入来使伤害降到最低，而且避免出力的与没出力的彼此间产生纷争。毕竟，他们是犯法的，除非革命成功，否则他们都会被罚。我们能证明这些理由吗？在降低伤害方面，我们有许多支持的证据。日本在还政于明治天皇之前所发生的农民暴动，有许多村落都被“强迫”要参加暴动，这意味着官方对于农村的暴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理由与掩护。勒费弗尔对于1789年的法国农村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果每个人都说“我很抱歉，但是我没有别的路好走”，那么当局就会借着这个好理由来限制惩罚的范围，把一些人排除在叛乱之外。因为他们必须要与农民站在同一阵线才能生存，反之亦然。统治者高高在上统治他的臣民，并不表示他完全不用考虑臣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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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78 那么，在动员整个社群的时候，什么方式是最常见的呢？就是村落的宗教节庆——结合了集体仪式及集体娱乐。占领土地当然也结合了这两者：它一定是个非常严肃而且仪式性的事务，重申土地属于村落，但从长期来看，它对整个村落来说也是值得兴奋的事。可想而知，暴乱过后，村落一定会举办一场市集来展示收获。因此，音乐当然就是用来动员及召集民众的。我们能证明吗？我们有证据显示农村的确有这种动员现象——尤其是年轻人——多半是在礼拜天；我们还有证据显示有些地区甚至会狂饮，一下子喝掉好几品脱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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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80 为什么他们要在破晓时入侵呢？也许是军事上的理由——趁对方在打盹的时候袭击，同时又有一点儿天光可以让他们迁徙进去。但是他们迁移进去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连同着小屋、牲口与农具一起，而不是就等在那里准备反抗地主、警察或军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太弱了反抗不了。农民比那些极左派的暴乱分子实际得多。他们清楚知道在对抗时，谁会是被宰的一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跑不掉。他们知道革命会发生，但他们也知道要成功不能只靠一个村子。所以集体占地其实算是一个试探。一般来说，大概是政治局势让农村认为没有改变的可能；使原本农村的被动转变成了行动。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就没有人会把他们赶出土地；如果他们是错的，那么他们就暂时撤走，等到下一个适当时机。但是他们在主张他们拥有土地的时候必须也要住在上面并且在上面耕种，因为他们的财产权观念跟资产阶级社会不同，而比较像洛克的自然状态观念，那就是要将自己的劳动投入在自然资源上，与其结合，才能算是自己的财产。我们能证明这一点吗？我想可以，19世纪的俄国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他们有所谓的“劳动原则”。我们也可以找到另一个例证：在那不勒斯南方的奇伦托（Cilento），在1848年革命之前，农民会在“每年的圣诞节跑出去占地作为耕种之用，并且主张这是他们的财产”。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上面耕种，你就不能拥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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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82 我还有其他的例子。事实上，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我承认，这方面我是向社会人类学家学习的——不过是为了解决其他的问题：像社会型盗匪（social banditry），这是另外一种与这个分析有关的现象，因为它也有高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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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84 这种分析分三个步骤：第一，我们要搞清楚医生会怎么称呼这个症状——所有能够拼凑成一个整体的症状或拼图纸块。第二，我们要建构一个模式来说明这些行为方式，也就是要开发一套设定，这些设定要能结合不同种类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彼此间又因为同属于一个合理架构而具有一贯性。第三，我们必须要找到独立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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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86 现在陷阱最多的就是第一步，因为它建立在历史学家既有的知识上，历史学家本身已经有一套理论、直觉以及看法，但历史学家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一开始为什么这样选取。至少我也会这样，即便我一直想注意到我在做什么。例如，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挑选了各不相关的社会现象（一般只会放在批注以供参阅），却又把它们分门别类组织成“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lion）的数据群——这大概可以称为是前政治的政治学：盗匪、都市暴乱、某些秘密社会，某种千禧年教派等等？当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清楚。在那么多可以注意的事情里面（有些我就是不会注意），为什么我就是会注意到农民运动中所穿的衣服代表的意义；衣服是阶级斗争的象征，西西里人的仇恨就起于“无边但前面有遮檐的帽子”（caps）与“有边作为遮檐的帽子”（hats）之间，或者是玻利维亚的农民起义，印第安人在占领城市后，就要求城市居民换掉长裤，改穿农民服装（印第安人服装）。衣服也是反叛的象征，1830年农村劳工选定星期天到地主家去抗争的时候，其意义在于他们不是处在平常的劳动状况，也就是压迫状态，而是处于自由状态，表现出假日与游玩的精神。（记得甚至在更早的劳工运动中，罢工的概念跟假日是不可分的：罢工时，矿工在“玩”，宪章运动者于1839年总罢工时，也是选定“国家法定假日”。）我不知道，这种无知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也许会把当代的概念放到模型里，而漏掉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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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88 这种分析的第二阶段也有陷阱，因为我们会在事实上轻易地加诸独断的结构。不过，就这个模型是可以测试的来看——不像一些漂亮的模型，如结构主义的——这还不会太麻烦。比较麻烦的是，我们应该证明哪一部分，这就有点儿模糊。因为假定某种行为在某种前提下成立，并不一定表示这个行为是合理的，或是可以证明。这种程序（许多田野的人类学家都用这一套）最大的危险在于把所有行为都视为“理性的”。现在就有一个例子，好兵帅克（Schweik）[21]的行为是愚蠢的，原因无他，因为他被军事当局认定是不折不扣的蠢蛋。无疑，一个人最好的自我防卫手段就是他的地位。在研究处于压迫状态的农民政治行为的时候，我们发现愚蠢有其实用价值，而且可以拒绝任何创新；农民最大的资产就是有好多事你不能叫他们做，而且一般来说，最适合农民传统的就是不改变。（但是，我们别忘了，许多农民不是装笨，他们是真笨。）有时候，行为在某种状况下是理性的，但是状况改变也就不理性了。也有许多行为是完全不理性的（尤其是为了达成某种实际目的所采取的有效方式），但却是可理解的。这在现在的西方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许多人求助于占星术、巫术、不同的新兴宗教还有非理性的信仰等等，或者是使用暴力行为，最常见的，胁持巴士乘客作为人质。草根历史学家研究时并不排除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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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90 分析的客体是什么呢？不只是要发现过去而已，还要解释过去，如此才能让过去与现在联结在一起。历史学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要揭露未知的过去，并且享受发现的快乐。由于平民的生活与思想至今还属于未知的领域，草根史的研究因此也有相当的诱惑力，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本身也属于平民的人（尤其是女性），更是如此。虽然我不想泼冷水，可是光有古物研究的热情与快乐是不够的。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草根史就只是很好的读物而已。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以及“是什么”。我们发现到在17世纪的萨默塞特（Somerset）清教徒村落，或在维多利亚时代济贫法实施下的威尔特夏工会，女孩生下私生子不会被认为是犯罪或是“可被轻视的”，如果孩子的父亲有意要娶她的话。这个事实很有趣，也可以供我们思考。但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种信仰会出现，它们如何与其他的价值系统（或更大的社会）相吻合，以及为什么它们会改变或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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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92 与现在的联系也很明显，因为在了解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认识过去，还可以认识过去是如何转变成现在，这可以让我们了解现在，更可以看到未来。今天，所有阶级的行为都是未知而未记载的，就好像过去的平民生活一样。社会学家观察着每天的生活，并持续追踪调查。即使我们察觉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且按照我们的年纪行事，我们也未必能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在创造某种社会所要的角色上所产生的作用——创造出一个规范的社会秩序，不管是自认为是身处社会之外的，还是与社会妥协的。今天很多对家庭关系所表达的意见，不管是写的、说的还是行动的，都属于症状，而不是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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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94 在过去，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露平民的生活与思想，并且扫除汤普森所说的“今人过度的优越感”（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所以我们目前的问题乃是要把那些强加于事实的设定与解决方法去除掉。我们必须要找出什么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好社会，甚至是宽容的社会（这两种社会并不一定相同，他们不一定知道），以及他们想要从这样的社会得到什么。这并不容易，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很难避免用现在的观念来想社会该是怎么样，有些设定（如自由派）不是很有用，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实际上社会是怎么运作的，即便是一个坏而缺乏正义的社会。直到20世纪为止，就我所知的国家里面，都还无法靠审慎的计划来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工作的城市，它同时也是个人性的城市。这让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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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61296 草根史学家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社会如何运作，什么时候不能运作，以及如何变迁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做这种研究，因为他们的主题——一般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他们有利的地方在于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事实也没有问题的答案。他们另外一个比从事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占优势的地方，在于他们知道自己对过去所知甚少，但也知道要找出过去是很重要的，同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费一番工夫。他们还有第三个有利之处。他们知道人们想要的及所需要的并不是他们的上级（虽然比他们聪明而有影响力）所能帮他们想的。这些说法应该是相当含蓄了，不过含蓄也是不可忽视的德行。有时提醒自己，我们不可能知道社会的一切，而找出社会的面貌也不容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些管理社会的人可能听不进这种话。如果有听得进去的，那大概就是像鲁德这一类的历史学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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