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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近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盛行的世界，这样的趋势已有反转的倾向，宗教不再是为国家利用的工具。政治人物和上层阶级已改用其他手段来说服人民。但在一些国家仍看得到政教融合，如伊斯兰国家、以色列、日本和意大利，就连美国也在钞票上印“我们信奉上帝”，每次国会开会必由牧师带领祈祷宣誓，而且每一任总统（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演讲结尾总会加上一句：“上帝保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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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陌生人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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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宗教特点在国家社群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在小型社群则看不到这一特点，即制定对待陌生人的行为规范。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教我们明辨是非，也为我们确立行为规范，然而宗教与道德的关联似乎很薄弱，特别是对陌生人的行为，如我在新几内亚所见。在此情况之下，社会责任主要视关系而定。一个队群或部落只有十来个人，顶多有几百人，彼此相识，也知道任意两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每个人与不同的亲戚有不同的关系，如姻亲、自己氏族的人，或是同住在一个村子，但属于不同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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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据这样的关系来决定是否可直呼其名，能否结婚，或是与他们共同分享食物和房舍。如果你和另一个部落的人打斗，与你们有关联或认识你们的人则会把你们拉开。在这样的社群中，陌生人并不会构成问题，因为你们的社群根本没有陌生人，你不认识的人必然来自敌对部落。如果你在森林中发现一张陌生的脸孔，必然会想杀了他或逃走。如按照现代社会的习俗说声“你好”或跟他闲聊，等于是不要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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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7500年前，部落社会演变成酋邦，成员多达几千人，就出现了问题。由于酋邦人数众多，不可能彼此都叫得出名字且互有关联。酋邦和国家在崛起之初，由于部落行为规则已无法适用，因此不够稳固，容易动乱不安。如果你在酋邦见到一个陌生人，根据部落行为规范，和那人打了起来，最后双方亲友都会加入战斗，万一有人不幸丧生，其亲友必然会寻仇报复，整个社会因陷入长期血斗而面临崩解。要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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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社会规范，不管遇见熟识的人或陌生人都友善相待，就可避免永无止境的冲突与打斗。但这样的规范必须由政治首领（酋长或国王）及官员制定。政治首领宣布，这种规范是天神制定的，以使之变成正式的道德规范。人民从小就学习遵守这些规范，知道不守规范的人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攻击另一个人等于是冒犯天神）。对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而言，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圣经》中的“十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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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世俗社会里，这种道德行为规范已经超过宗教的范畴。对无神论者和信仰虔诚的人来说，不可杀人与其说担心上帝发怒，不如说是怕因此违法。从酋邦的形成到世俗国家的兴起，源于宗教的行为规范使人得以在大型社群中和陌生人和平相处，宗教也教导人民必须服从政治领袖，宗教等于是社会秩序的支柱。如伏尔泰所言：“如果上帝真的不存在，也得假造一个出来。”宗教的角色可能是正面或负面，视每个人的观点而定，有人认为宗教可促进社会和谐，有人则认为宗教是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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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战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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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新的问题只出现在酋邦和国家，而没出现在队群和部落。由于部落的行为准则主要根据血缘或婚姻关系，部落的人杀害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不会陷入道德困境。一旦国家以宗教为由要求没有关系的人民和平相处，禁止杀人，又如何劝说人民奋勇杀敌？其实，只要爆发战争，国家总会要求人民歼灭其他国家的人、掠夺他们的财物。如果一个国家花了18年的时间教导一个孩子“你不可杀人”，有一天突然改口告诉他“在下列情况下，你该杀人”，如此一来，士兵将无所适从，而且可能会杀错人（如杀害自己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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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是宗教发挥新功能的时候，不管在近代或远古皆是如此。“十诫”的原则只运用在同一个酋邦或国家之内的同胞身上。大多数宗教都宣称唯独自己握有绝对的真理，其他宗教都是错的。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很多民众都被国家和宗教洗脑，必须消灭信其他宗教的人。高贵的爱国主义也有黑暗面，即为了上帝和国家杀人。目前，宗教狂热分子也是秉持着这种邪恶的信念夺走许多宝贵的生命，还以圣徒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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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处处可见以色列人如何残酷地对待异教徒。例如，《申命记》第20章的第10~18节解释为何以色列人要对敌人赶尽杀绝：如果你临近一座城，城里的民众不肯与你和睦相处，你就要围困这城，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把妇女、孩子、牲畜和城里的财物取为己用，而且你要照神的吩咐把赫人、迦南人等都杀尽，凡有气息者，连一个都不可留存。《乔舒亚记》也描述乔舒亚如何依照神的指示，歼灭恶贯满盈的迦南部族，而成为最伟大的英雄。但这无异于种族屠杀。犹太法典《塔木德》分析了两个原则间的冲突，一个是“你不可杀人”（即不可杀害同样信仰上帝之人），另一个则是“你该杀戮”（杀害信奉其他神的异教徒）。根据某些《塔木德》评论者的说法，如果一个以色列人蓄意杀害另一个以色列人，那就是犯了谋杀罪，然而如果他杀害的是非以色列人，那就是无罪。如果一个以色列人对一群人丢石头，那群人有9个是以色列人，1个是异教徒，尽管其中1个以色列人死了，丢石头的那个人仍然无罪，因为他的目标应该是那个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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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教徒赶尽杀绝的描写在《旧约》中比较多，在《新约》中则比较少，因为《新约》已转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至少理论上如此。但就事实而言，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屠杀还是出现于欧洲，信仰基督教的殖民者对非欧洲人的杀戮。他们也是以《圣经》为依据，包括《旧约》与《新约》，认为这么做是奉行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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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新几内亚，如果一个部落和另一个部落交战，从来不曾以宗教为由。我在新几内亚的朋友中，很多人都向我描述他们对邻近部落发动的种族屠杀行动，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机来自宗教，或为上帝或其他崇高的理想牺牲。反之，伴随国家政权兴起，基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则灌输人民必须服从神指派的统治者的命令，对同胞必须遵守像“十诫”的道德戒律，但对敌人或异教徒则应赶尽杀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宗教狂热社群如此危险：只要有一小撮人愿意为了宗教献身（例如在2001年9月11日发动恐怖袭击的那19个“基地”组织成员），就可造成敌人伤亡惨重（如在“9·11”事件中丧生的2996名美国人）。近1500年以来，狂热的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不知造成多少人死亡。他们对异教徒毫不留情，如不愿改宗，就加以奴役或杀害。20世纪，在宗教之外，欧洲国家还掺杂了世俗的理由杀害数百万非欧洲国家人民，然而还是有一些社群对宗教的狂热至今未曾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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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投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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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有几个特色仍让世俗者大惑不解，尤以不理性的超自然信仰为其中之最。每一个宗教都有这样的信仰，信徒深信不疑，但其他宗教的信徒则不以为然。宗教常鼓动信徒做出自残或自杀式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恐怕令人望而生畏。此外，宗教常宣扬一套道德标准，说这套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又说这套标准不适用在某些人的身上，因此那些人是可以杀害的。这种矛盾无异于伪善。这些矛盾令人困惑，我们要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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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宗教的信徒必须拿出证据，表明自己是全心投入的真信徒。信徒花很多时间一起生活，互相依靠，而且必须提防其他宗教信徒或世俗者对他们的敌意。因此，信徒自身的安全、幸福与生命就看自己能否辨识真正的同修，除了相信同修，也必须让同修相信你。你们要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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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信于人，这样的证据必须是显而易见且无法造假的，以免被人欺骗或利用。这就是为什么全心投入某一宗教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包括花很多时间投入仪式、祷告、唱诗歌、朝圣；奉献很多资源，如金钱、礼物和祭拜的牲礼；公然拥护一般人难以置信的信念，即使被揶揄或谩骂也不以为意；公开展示自己为了全心投入该宗教所做的牺牲，如自残的伤口、生殖器的切割处或切下来的一截手指。如果你看到某人毕生都这样投入，那人就值得相信。毕竟全心投入不是空口说白话，例如“相信我，我是你的同修。我戴着跟你们一样的帽子”（那帽子可能是昨天才买的便宜货，明天就可以丢弃）。同样地，演化生物学家发现，有些动物信号在演化上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那是为了取信于异性，以利交配，如雄孔雀的尾巴。雌孔雀看到雄孔雀那大而艳丽的尾巴，相信该雄孔雀就是理想的交配伴侣，它们生下的下一代将拥有更好的基因，会长得更好。如果雄孔雀的尾巴很小而且不起眼，要如何让雌性相信它们基因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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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从美国公社的发展来看宗教如何促使群体合作、全心投入。美国一直有人进行公社生活的实验，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一起居住。有些公社是宗教性组织，由同修组成，还有一些则是非宗教性的。很多非宗教性公社成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有的公社都曾遭受多方压力，包括财务、现实生活、社会和性等，也必须提防成员受到外面世界的引诱而脱离公社。大多数的公社都在创办人有生之年解散了。例如，我有一个友人在20世纪60年代与几个人在北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偏远、宁静而美丽的地区共同创办了一个公社，由于与世隔绝、无聊和社会压力等原因，其他创办人一一离开，最后只剩下我朋友。虽然她现在仍住在那里，但只剩下她一个人，公社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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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西斯比较了创立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百个宗教和美国世俗公社的发展后发现，那些宗教组织与公社几乎都解散了，主要是因为信徒不再相信那样的信仰，有时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或是领导人过世，以及无法抵御外人的敌意等。硕果仅存的只有哈特教派公社。在索西斯进行研究时，仍有20个哈特教派信徒组成的公社。但和宗教公社相比，世俗公社解散的概率还是要高出4倍。显然，宗教意识形态更能说服成员全心投入，不会轻易背离团体，相对来说，团体共有的财产也不会遭到滥用。几十年来，在以色列公社基布兹中，有些是共同生活、严守戒律的宗教团体（如安息日一律不工作），有些则是世俗团体。虽然基布兹中的世俗团体的数目较多，但其宗教团体的运营则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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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宗教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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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采取演化生物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的研究来解决宗教矛盾。威尔逊发现宗教可用来定义人类团体，不同的团体常拥有不同的宗教思想。如果要衡量一个宗教成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计数信徒的数目。为什么在今日世界，天主教徒多达10亿以上，犹太教徒也有1400万人之多，却没有人信奉阿尔比摩尼教派（Albigensian Manicha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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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接着阐述宗教信徒人数的增减取决于几个条件。如果信徒生养的儿女数目众多，子女也都能成为虔诚的信徒，或是让其他宗教教徒或本来不信教的人信仰自己的宗教，信徒的数目就会增加。如果信徒逐渐死亡，没有新信徒加入，或是信徒改信其他宗教，信徒的数目就会减少。你或许会说：“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就算我知道这一点，如何能了解为什么天主教徒的数目远远超过犹太教徒？”我们可借由威尔逊提出的架构，检视宗教信仰与实践对信徒人数增减的影响。有些结果显而易见，有些则比较微小，但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宗教会利用不同的实践策略获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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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震颤教宣扬平等和禁欲，要求信徒独身，因此不能利用信徒生儿育女的方式增加信徒数目，但在19世纪还是风行一时。数十年来，震颤教的成功都是靠吸引其他宗教的人改信。反之，犹太教并不要求信徒去拉拢其他宗教的人使之改信，但还是延续了好几千年。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努力拉拢其他宗教的信徒，他们的信徒数目远超犹太教徒就不足为奇了。至于犹太教长久以来一直延续，可能基于下列原因：信徒生育率高；尽管曾遭迫害，但死亡率低；注重教育以获得好的就业机会；互相帮助；改信其他宗教者少。而摩尼教派的消失则与其教义有关。阿尔比摩尼教派虽然没要求信徒独身，也没阻止信徒拉拢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但其教义与天主教主流相左，致使天主教徒对阿尔比摩尼教徒发动圣战，将之全部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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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利用威尔逊的架构解开西方宗教史的一个大问题：早期基督教在1世纪只是一个仅有12人的小宗派，与之竞争的还是许许多多的犹太教宗派，其教徒如何在短短300年内激增为3000万人以上，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宗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晚期已发展出相当鲜明的特色，包括教徒致力于传教，把其他宗教的人拉拢过来（与主流犹太教不同），鼓励信徒生育，给女人机会，信徒的死亡率低，以及强调宽恕。虽然《马太福音》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基督教的宽恕并不是这么简单，而是一个视情况而定、复杂的反应体系。研究人员从模拟实验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原谅别人对你造成的伤害，很可能对你的未来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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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以探讨的例子是摩门教的成功。近两个世纪，摩门教的发展最为迅速。非摩门教徒常怀疑其起源之说，也就是表9–2所列：摩门教是由约瑟夫·史密斯创立，1823年9月21日，在纽约州西北靠近曼彻斯特村的一个山丘上，天使摩罗乃向他显灵，要他把一本写在金页片上的经文翻译出来，这本经典就是《摩尔门经》。非摩门教徒也质疑见证此神迹的11个人（奥利弗·考德利、克里斯蒂安·惠特默、海勒姆·佩奇等人）是否真看到了那些金页片。因此，非摩门教徒不由得好奇：摩门教的起源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为何仍能吸引那么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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