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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的定义十分简单，而且是我们任意选择的，实际应用起来仍会碰到很多问题。例如，有8个相邻的村落，每个村落也许都了解左右相邻两个村落说的方言，但在此方言链两端的A村落和H村落就难以理解彼此的话语。另一个问题是，两个相邻社群语言使用的不对等：A社群的人大致可以了解B社群的人在说什么，但B社群的人却听不懂A社群说的话。例如曾有会说葡萄牙语的友人告诉我，他们听得懂别人说西班牙语，但会说西班牙语的友人却告诉我，他们听不懂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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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纯语言学来区别语言和方言有两个问题。比较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区别不只涉及语言的差异，还必须考虑政治与族裔的不同。例如，语言学家常说一个笑话：“有军队做后盾的方言就是语言。”虽然说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人了解彼此话语的程度不到70%，应被视为不同的语言而非方言，我的西班牙友人和意大利友人却告诉我们，他们可以互相沟通，如果能先稍微练习一下，就更好了。不管语言学家怎么说，每个人还是认为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因为说这两种语言的人，1000多年来皆有自己的军队、政府和学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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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很多欧洲语言虽然因地区之隔而大有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因此无法沟通，但其国家、政府还是强调这些语言只是方言。例如，我有朋友住在北德，就完全听不懂巴伐利亚地区的人说的话。北意的友人也是，他们到了西西里，听当地人说话就像到了外国一样。但是他们的国家政府仍然坚持，既然在同一国，这些只是不同地区的方言，不管方言之间是否能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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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欧洲国家内的地区差异更大。之后，因为电视的问世与人口的迁徙，方言造成的隔阂才慢慢瓦解。例如1950年，父母带我和姐姐苏珊去英国格兰瑟姆–希尔斯访友。那里是在东英吉利亚一个叫贝克尔斯的小镇上。我父母和朋友聊得起劲，我和姐姐则无聊得发慌，于是走到外头溜达，欣赏这个迷人的古镇。我们在大街小巷间穿梭，不知转了几个弯，突然发现迷路了。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于是问他回格兰瑟姆–希尔斯要怎么走。那男人显然听不懂我们的美国口音，就算我们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他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他看得出来我们姐弟迷路了，也抓到关键词“格兰瑟姆–希尔斯”。他讲了一大堆，我和苏珊连一个字都听不懂，不相信他说的是英语。我们向他指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终于看到一栋比较熟悉的房子，再过去就是父母的朋友家了。近几十年，由于电视的普及，英国各个地区的方言，包括贝克尔斯方言，最后几乎都被标准英语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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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和军事因素，以相互理解度70% 这样严格的定义来区分语言和方言，就像我们为新几内亚的语言和方言下定义，那么有一些意大利方言其实可以算是语言。如果意大利方言经过重新定义，变成语言之后，意大利的语言多样性是否可与新几内亚媲美？其实，还差得远呢。如果新几内亚每种语言平均有4000个使用者，每种意大利方言也有相同数量的使用者，意大利将有1万种语言。各种意大利方言的拥护者也许可称他们的方言为语言，但再怎么算，也只有几十种，没有人可说意大利有1万种不同的语言。以语言多样性而言，意大利还是远比不上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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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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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是说同一种语言？为什么世界上的语言多达7000种？自几万年前开始，由于传统社群与邻近社群经常接触，如通婚或贸易，语言会互相借用，也会模仿彼此的行为，语言的差异很可能渐渐消失。但事实不然，语言的差异、分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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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会注意到近一两年语言已经有了变化，有些字词已经没有人用，有些字是新创造出来的，还有一些字的发音和过去不同。例如，1961年，我曾在德国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再去德国，对一些新字感到很陌生，年轻德国友人于是为我解释。像Händi（手机）这个字在1961年尚未出现，而我使用的旧式德语中的部分词语已经没有人说了，如jener或jene（意为那个或那些）。尽管如此，我和年轻德国朋友还是能沟通。同样地，40岁以下的美国人也许不知道ballyhoo（吹牛）这个字眼，但现在年轻人常挂在嘴上的to Google与Googling，在我小时候，这些字词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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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同一语言社群、地理位置独立的两个社群，其方言各自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后可能会出现沟通困难。虽然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差别不大，魁北克的法语与法国本土的法语两者的音调与词汇就有相当大的差异，而南非的荷兰语与荷兰的荷兰语差距更大。两个方言社群各自发展2000年后，尽管有些相似之处，最后可能完全无法沟通，如源于拉丁文的法语、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或是源于原始日耳曼语的英语、德语及其他日耳曼语。经过1万年的演变后，语言差异之大可能让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它们分属没有任何关联的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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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同社群的人使用的词汇和发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变化，于是，语言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问题是，原本独立、隔离的社群跨越语言的藩篱互相接触之后，语言为何不会融合？以现代的德国和波兰为例，有些波兰村庄离德国村庄很近，但村民依然说波兰语或德语，而不说混杂德语和波兰语的语言。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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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社群认同：一旦你开口对别人说话，与你同一社群的人立刻知道你是“自己人”，然而混杂语无法满足这样的功能。这或许是混杂语最主要的缺点。例如战时的间谍只要穿上敌军的制服，就可伪装成敌军，然而一开口说话，就可能会被识破。和你说同样语言的人和你是同一国的：他们把你当作同胞，会支持你，至少不会立刻怀疑你，然而你要是说起话来怪腔怪调或是说另一种语言，很可能被当作危险的陌生人。因此，我们可利用语言立即辨识朋友和陌生人。你可以想象下次你去乌兹别克斯坦，你站在陌生的街道上，突然听到后方传来家乡话的口音，是不是会觉得惊喜？对古老的传统社群而言，这种敌我之分尤其重要，这种分辨甚至攸关生死（参见第一章）。如果你要与某个社群接触，进入他们的地盘，至少要会讲他们的语言，他们才会对你友善。如果你在两国的边境讲混杂语，虽然两边的人能大致了解你在说什么，但不会把你看作“自己人”，你也不能指望任何一边会欢迎你、保护你。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语言社群倾向分裂，各自拥有自己的语言，而非全世界都讲同一种语言或属于同一个方言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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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多样性的地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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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极不平均：约有半数的语言集中在全世界地表面积占10% 的国家和地区。语言多样性最小的就是全球面积最大的三个国家：俄罗斯、加拿大与中国，分别拥有约1700万平方公里、998万平方公里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本土语言各只有100种、300种和80种左右。但语言多样性最大的国家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虽然面积各只有98万平方公里和1.4万平方公里，本土语言却多达1000种和110种。这意味着在俄罗斯、加拿大与中国，每17万平方公里、12.6万平方公里和3.1万平方公里才有1种语言，但在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每770平方公里和108平方公里就有1种语言。为什么世界各地区语言多样性有如此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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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多样性的因素主要有三：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语言多样性（即每平方公里的语言数目）可能有许多因素，而且互有关联。因此，我们不得不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如多元回归分析，检视哪些因素是确实会影响语言多样性的主要因素，哪些只是连带因素。例如，有人发现劳斯莱斯汽车与其车主的平均寿命有相关性：劳斯莱斯的车主平均寿命比开其他汽车的人长。这不是劳斯莱斯汽车能延年益寿，而是劳斯莱斯的车主一般而言比较富有，可自费获得更好的医疗，使他们活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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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中有4个因素与语言多样性关系紧密，也就是纬度、气候的变异性、生物产能，以及当地的生态多样性。首先，语言多样性从赤道到两极会逐渐变小。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热带地区的语言将比高纬度地区多。其次，在任一纬度，气候变异性越大，语言多样性则越小。气候变异性指的是一年内的四季变化或是从一年到下一年的气候变化，前者通常是有规律的变化，后者则是不可预期的。例如，在终年潮湿的热带雨林，语言多样性较大，而在四季分明的热带草原，语言多样性则比较小。（四季的变化至少也算是部分原因，在四季不太分明的热带地区语言多样性比较大，而在四季分明的高纬度地区，语言多样性则比较小。）再次，在生物产能高的环境中，语言多样性较大，如雨林区的语言多样性就比沙漠区大（沙漠区等生物产能不高的环境季节变异性也比较大）。最后，生态多样性显著的地区，语言多样性也比较大，如高山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就比平原地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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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4个因素只表示了生态环境与语言多样性的关联性，而非解释。造成语言多样性增大的原因可能是人口数目、人口的迁移与经济策略。首先，一个语言社群的人口众多，如多达5000人，语言就更有可能延续下去，若是只有50人，使用者逐渐离世或是放弃这样的语言，语言就很可能会消失。因此，生物产能低的地区，由于能喂养的人口有限，语言就比较少，否则就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面积。在北极或沙漠地区，要让一个社群生存下去，必须要有两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如果在生物产能高的地区则只需要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其次，一个地区每季或每年气候越恒常，一个语言社群就可安然定居下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必定时迁徙或是和其他社群交易生活必需品。最后，生态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就能喂养很多不同的语言社群，各社群根据当地生态特色实行最适合自己的生计。例如，牧民在山上讨生活，渔夫在低地的河流捕鱼，各在不同的栖地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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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从生态因素了解为何新几内亚虽小，语言数量却比俄罗斯、加拿大或中国等大国多5~10倍。新几内亚位于赤道地区，气候的变化很小，土地潮湿、肥沃且富有生产力。新几内亚人不会随着季节而迁徙，生活所需仅靠一小块土地就够了，必须交易之物只有盐，以及制作工具的石材或是贝壳和羽毛之类的奢侈品。新几内亚地形崎岖、生态环境多变，除了有高达5000米的山脉，还有河流、湖泊、海岸线、草原及森林。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和加拿大的山更高、范围更大，为何语言数目这么少。但新几内亚处于热带地区，即使在海拔2400米以上的山区，终年都能耕种，人口密度大；反之，在中国和加拿大高海拔地区，气候酷寒，人口密度小（如西藏）或是渺无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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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生态因素，还有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狩猎——采集语言社群虽然人口数目少，但其生活、活动范围较农业语言社群大。如澳大利亚原住民完全以狩猎——采集为生，每种语言涵盖的土地面积平均是3.1万平方公里，而邻近的新几内亚多是农民，每种语言涵盖的土地面积大约只有770平方公里。我曾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进行研究，发现住在那里的几乎都是农民（中央高地）和狩猎——采集族群（湖泊平原区），各约有24种语言。狩猎——采集族群的语言每种平均只有388个使用者，而农民使用的语言每种平均有18241个使用者。会有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狩猎——采集族群能采集的野生植物有限，生产力低，人口稀少，而农民社群得以利用土地资源，在园圃和果园种植大量可以食用的植物，养活大量的人口。即使生活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狩猎——采集族群的人口密度只有农民社群的1/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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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语言多样性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则是政治组织。人类社群从队群发展到国家，组织的复杂程度越高，语言多样性则越小。像美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只有一种语言，也就是英语。过去，全世界只有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队群或部落时，语言已有好几千种，人口却只有今日美国人口的1/30。500年前，住在现今美国土地上的是美洲原住民，他们过着队群、部落或酋邦生活，语言也有好几百种，直到今天，已被英语取而代之，我们已听不到那些语言。我们已在序言讨论过这样的事实：一个社群人口越多，其政治组织的复杂程度就越高。如果一个社群只有几十个人，所有的人都可坐下来谈，以做出决策，不需要领导人，但是一个社群要是有几百万人，就需要领导人和官员。国家的语言扩张是以被征服或被纳入的族群的语言为牺牲。语言扩张不只有利于一国的管理和统一，被统治的个人也会自动采用该国语言，以获取经济和社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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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影响语言多样性的因素，也就是历史。语言多样性可能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小。世界各地区已被所谓的“语言压路机”不断压过多次。“语言压路机”是指某一个社群挟其人口、粮食或科技的优势进行扩张，征服邻近社群，将当地的人驱逐、杀害或使他们改说自己的语言。史上有不少这种“语言压路机”的例子，我们最熟悉的如强大的国家征服非国家社群。近几百年的例子如下：欧洲扩张势力，取代了美洲原住民的语言；英国征服澳大利亚，使英语得以取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俄罗斯在乌拉尔山脉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致使西伯利亚原住民的语言消失。根据史料，古代也有不少帝国发动“语言压路机”去攻占其他地区，如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盆地和西欧的扩张消灭了意大利中西部的伊特拉斯坎语、凯尔特语等语言。玛雅文明和印加帝国的扩张，也使南美安第斯高原的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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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语言学家不太熟悉的是史前时代的语言扩张。根据语言学与考古发现，史前时代的农民也会占据狩猎——采集族群。如班图农民和南岛农民的扩张，分别取代狩猎——采集族群在亚赤道带非洲和亚洲南岛地区使用的语言。即使狩猎——采集族群也会因为科技改良而有能力征服其他狩猎——采集族群，如1000年前因纽特人利用狗拉雪橇和皮筏往东扩张，跨越加拿大极圈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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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历史上的语言扩张发现，有些地区因为地理障碍少，因此多次被“语言压路机”压过，该地区语言多样性因此变得很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入侵的语言分化为几种方言，最后再演变成语言，然而所有的语言仍关系紧密。如在1000年前因纽特人扩张之时，来自阿拉斯加的东因纽特人与格陵兰人双方言语仍能互通，是属同一种语言的方言。这种现象发生在语言扩张的早期阶段。至于2000年前，罗马帝国扩张之后，同属意大利语族的法语、西班牙语与罗马尼亚语等虽然相似，但已无法沟通，这种现象则是在语言扩张的中、晚期。几百种语言和班图语的关系亦然。6000年前南岛语族的扩张也是，但又属于更晚期。至今，南岛语族已衍生出1000多种语言，可分8个支系。这些语言之间的相似处很明显，足证彼此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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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约翰娜·尼科尔斯（Johanna Nichols）称容易被“语言压路机”压过的地区为“语言扩张区”，与之相对的则称之为语言“残留区”或“庇护区”：如地形险峻的高山地区或偏远之地，其他国家等外人难以攻占之地，当地的语言社群得以存活，语言也随之保留下来。像高加索山区有三种独特的语族因此得以延续；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27种语族中26种都在澳大利亚北部；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约有80种语言分属6~22个语族；新几内亚1000种左右的语言则可分为数十个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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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现在得以更了解为什么新几内亚的语言和语族数目高居世界之首。除了先前提到的生态因素即气候变异性小；采定居生活形态；生物产能高得以推升人口密度；生态多样性大使人可采用不同的谋生方式，还有经济社会和历史因素。新几内亚传统社群未曾发展成国家政府，因此没被国家发动的“语言压路机”压过，得以保持语言多样性。再者，新几内亚有很多丛山峻岭，高地农民的语言（即所谓的跨新几内亚语系）扩张也难以消除其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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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群的多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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