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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上流社会”尽心演完一部“感情喜剧”，这个“世界上的伟大运动”继续朝着迅速改变一切的方向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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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真正的红粉知己，博马舍[7]的费加罗日渐悲伤；它从喜剧转变成了讽刺剧，又由讽刺剧变成了悲剧。皇室、最高法院、贵族阶级，全都弱不禁风，整个世界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第395——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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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梭和吉尔伯特的刺激下，哲学本身已呈病态。“对于宗教或反宗教，再无人虔信；然而，每个人都愿意相信点什么；于是，勇敢的精神隐姓埋名到卡里欧斯特罗[8] 幻术和梅斯梅尔[9] 的催眠术中寻求信念。”可是，法兰西和欧洲其他部分一样，吸引她的是“理性怀疑论无止境的对话，即与休谟的极端怀疑论相反，产生了康德那种明显的教条主义；并且，在任何地方，人们都能听到歌德伟大的诗性之音，它悦耳、无视道德，还冷漠异常。法兰西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对此毫不理解。德意志上演了科学的史诗，法兰西演出的则是社会戏剧”（第396页）。旧制度最后时日里喜剧式的悲哀是对比了伟大的承诺与承诺者的彻底无能之后造成的，“当时的政府官员都软弱无能，他们只会说，不会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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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割裂情形之下，大革命本身正是喜剧的解决方式。使得大革命突如其来的挑战被展现为“（旧的和新的）两种原则、两类精神之间”的斗争（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第22页）。“新的”精神，即正义精神，它“意在实现，而非废弃”（同上）。旧的精神，即非正义精神仅只是作为正义精神实现的对立面而存在。并且，这种激进对立的原则为米什莱用一个短句描述大革命提供了基础：“大革命不过是正义反对特权政府和神恩宗教而姗姗来迟的反应”（第27页）。大革命是一种逆转，是以理想中的正义替换绝对专制。但这种逆转更多是被简单描述成那样，而没有加以说明。大革命是人民的“救赎行动”，米什莱始终以深感同情的方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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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用以描述大革命的另一种想象是一种诞生过程。但其诞生被想象成更像剖腹产而不是顺产。他写道，在旅行中，他漫步山间，想到山峰“从大地深处”耸然而出，于是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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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表层之下潜在的地壳运动是什么呢？其内部争斗不可胜数的力量是什么？那样它们才能聚集起来搅乱山峦、穿透岩石、粉碎岩床冲出地表。是多么强大的震撼、多么剧烈的挣扎，使得从地球内部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呻吟啊！［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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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这样的沉思在他内心中产生了令人绝望的痛苦，“因为大自然太容易让我想起历史。”而对“历史”又让他联想到“正义”及其多年来被掩埋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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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理应千年前就得彰显，但［基督教］教条的山峦横亘在它的心上将其压垮，算算时日，那么多岁月已经流逝，对了解它的人来说，正义成了永恒之泪的源泉。以历史为中介经受这场旷日持久的折磨的人，不可能完全从中复原；无论可能发生什么，他只有悲伤；世界的欢乐有如阳光，却无法给他带来更多的慰藉，他在悲痛中、在黑暗中呆得太久了。想到这长期的屈从、驯服、忍耐，以及人性竭力爱护这个充满憎恨、诅咒、令人心碎的世界，我心感悲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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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必要澄清一下赫尔德与米什莱研究历史的根本区别。一方面，米什莱当然没有拒绝对他在历史情境中看到的各式人物做出评判。此外，他也没有将历史过程看作某种本质上的和谐，也就是说它的一切运作表现出了对人类的善良与仁慈。就像兰克那样，米什莱很严肃地看待斗争与冲突，认为这是历史存在中不可回避的。这是其“实在论”的另一种预示。但是，既然他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化解置于逐渐失去人类共同体之理想化身地位的某个时期和某组事件中，也就是说，置于群众（对他而言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阶段的大革命中，米什莱对历史过程根本上的那种浪漫主义理解也就逐渐沾染上一层悲哀，这源自于认识到那种能够构成普通历史的原则越来越失去意义。他继续声称自己相信大革命的理想，以及为这种理想和信念提供合法性的社会图景，然而他的语气随着1789年事件在时间中的隐退而越来越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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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回顾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历史情境下，专制力量再次控制了国家和国际活动，这迫使米什莱促成了对历史过程做出一种反讽式理解，即人类生活永远是重返那种邪恶和分裂之中。但是，从人类长远来看，他毅然将这种重返解释成一种暂时的状态。对自身所处状态的认识在他内心中激发的疑虑，通过意志行为转变成了应抱有希望的前提，事实上就被当作了希望。他可能对自己说，就如同谈到大革命前夕的“人民”，那时，生活在他们看来肯定是最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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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被你的疑虑吓住了。那种疑虑已成信仰。相信，希望！正义尽管拖延了，终究会到来；它将审判教条、审判世界，而这审判之日就叫做革命。［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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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整个历史过程的浪漫主义情节结构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了。悲剧和讽刺剧的那些情形作为整体过程的若干阶段安置在其中，它们将在大革命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而大革命自身的历史将得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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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把历史想象成人性由某种独特性向另一种独特性逐渐转变的过程。米什莱不一样，他将历史设想为一系列剧烈的逆转，由长期以来迫使人类分裂成对立阵营的张力造成。在这些逆转中，错误的正义由真正的正义取代；不忠的爱由真正的爱取代；错误的爱的宗教，即基督教，这个让“世界血流成河的”暴君，由它真正的反题，即大革命的精神所取代（第31页）。米什莱说，他的意图在于传播真实的证据来反对国王、牧师的奉承者，“要淹没错误的历史，淹没凶手雇用的阿谀奉承之徒，堵住他们那张说谎的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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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什莱的述说中，旧制度的象征就是巴士底狱；它是反讽情形的符号，在那种情形中，一个“仁慈的政府”往往一时兴起而承认秘密逮捕令，并且为了金钱而认可正义的敌人，以此表现其“和善”。旧制度最恐怖的罪行是令人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它既非生、亦非死，而是“一种介于生死之间的中性状态，即毫无生气、被埋葬的生活”，一个“特意为遗忘”构成的世界，即巴士底狱。大革命挖掘出并要求它参加审判的正是这种“被埋葬的”生活。大革命是一切善和被旧制度“埋葬的”人的一种政治和道义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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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样想象之后，大革命表现为记忆——也就是“历史”的复仇，报复对生者进行选择性的杀戮以及对死者权利的废弃。米什莱说，在巴士底狱，人们并没有简单地被处决，相反，只是被遗忘了。在米什莱的意识中，这更加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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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噢！可怕的遗忘！一个灵魂在众多灵魂中消失！难道上帝为生命创造的灵魂连保留在心灵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什么事情这么要命，即便是罪大恶极，也不应造成这死亡中最糟糕的一种——被永远地遗忘？［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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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揭示米什莱自己对于史学家的职责之圣洁性所持的概念时，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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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别相信它。没有什么被遗忘，人和事都不会被遗忘。事物一旦存在，就不可能这样被毁灭。高墙不会遗忘，大道亦会记忆，传达记号和喧闹；连空气都不会遗忘。［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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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并非陷入对生活本身作为一座牢狱的反讽性深思，而是毅然承担起“记住”那些虽死犹生的人以及大革命理想的任务，旨在恢复那些值得记忆的死者在生者中的正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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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前夜，如同拿破仑三世重新牺牲大革命理想后米什莱不得不生活的那个世界，“世界四处都是监狱，从斯匹尔堡到西伯利亚，从史潘道到圣米歇尔山，世界就是一座监狱！”（同上）在撰述大革命来临的历史时，米什莱身临其境般地进入并再次体验着这场民众运动，它很快就将猛烈爆发，以对抗这种对记忆和生活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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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牧师到国王，从宗教审判所到巴士底狱，道路笔直却悠长。神圣！神圣的革命，你的到来为何如此缓慢！我已历千年，在中世纪的沧桑中等待你。什么！我还要再等下去吗？唉！时光太慢！唉！我该怎样计时！你会永不到来吗？［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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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妇女和孩子们突然冲入巴士底狱，将关押在其中的丈夫、儿子、爱人和兄弟解救出来，米什莱爆发出欢快的叫声：“哦！法兰西，你得救了！哦！世界，你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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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拯救导致男女、老少、贫富及所有人之间的一切差异全都化解，最后国家转变成了人民。这种完美融合的情形以圣女贞德的形象来象征：“我再次凝视天空中长期以来关注着我的希望的那颗新星——贞德。”不过，在另一个冒犯理性和科学，却没有冒犯隐喻的激情流露之处，米什莱评论说：“即使该少女改变性别，成了少男，是奥什、马尔索、儒尔贝或克莱贝尔又有何妨。”（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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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什莱对正在描述的事件充满的热情中，他化解了不同的人、制度和价值之间所有的差别感。他对看上去存在差别的事物进行的隐喻式认同完全置事物之间任何差别感于不顾，这些事物间的差别正是隐喻性用法首先运用的场合。在他对整体统一性的理解中，一切差别都消解了。这样，米什莱写道：“最好战者”成了“和平的先驱”；并且“恩赐，即专制用来镇压我们的名称，现在看来是一种和谐，与正义相同”。他说道，若将大革命设想为一个过程，它不过是“公平的反应，姗姗来迟的永恒正义”；本质上，它是“真正的上帝之爱，与上帝的恩赐完全一样”（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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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将一个抽象概念与另一个融合的做法并不是辩证地获得的；它们仅仅是一种断言。但是，它们既非作为抽象概念，亦非作为合成物而被米什莱经验到，而是作为某种本质的同一物，它既是历史的本质，又是原因，米什莱正是因此而以史学家的身份工作。“上帝之爱”和“上帝的恩赐”对他而言就是“正义”和“权利”，他分别称其为“母亲”和“父亲”。然而，就连正义和权利对他来说都太分明，因此，他最后将二者与上帝视为一体（“你们与上帝同为一体”）。（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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