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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马克思继续指出，人类的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从一开始，“‘精神’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首先，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觉察，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觉察。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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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或偶然）价值形式中包含了“价值形式的全部秘密”，同样，社会的简单的形式及其相伴随的意识形式也包含了一般社会形式的秘密。在《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了三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制的）；只是在恩格斯添加的注释中才间接提到第四种形式，即原始共产主义。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隐喻的方式描述了这种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具有的意识模式。这样，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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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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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马克思在人类发展中预设了一个最初的阶段，以此作为一切真正的历史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此阶段，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意识情形，其特征严格地说正是隐喻式的。人们存在之时同时理解到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个阶段，人性的意识类似于那种“动物性质的”意识，即一种“类似于绵羊的”或“畜群的”意识，在首个社会形态，即部落中，这种意识适用于巩固人类存在。另外，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必须假设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它是作为主导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存在的。在这一阶段之中，人们寄生式地依靠自然生活，例如狩猎和食物采集，这也就是说，他们参与的生产和消费形式与其他动物天赋的类似本能和生理能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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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思看来相信，人类生活中的某种要素会发生作用，将这种人类意识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隐喻式关系形态加以转化。这种要素便是经济要素，它最初不过具有一种性别区分的功能，这就是分工。我们会认为分工是机械地在社会关系形式上发挥作用，它导致了人与自然联系方式的变化，结果也导致了人与人联系方式的变化。因而，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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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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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人类的分工纯粹是因生理因素，即一方面是因性别差异，另一方面因力量差异而导致的。同一种类之中的这些区分化解了人与自然、人与其同类最初的同一性，最初的部落联盟正是通过这种同一性而产生的。马克思指出，这种基于生理的，或是由遗传赋予的人类原始分工以后让位于另一种更为基本的人类区分，它可以表述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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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只是在这种区别表现在社会中后，“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正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基础、神学、哲学、道德等等。（Feuer ed.，第252——253页）换句话说，在生理特征和体力的分配中由纯粹的机械因素导致的分工，其结果是人类迈上了他们与自身异化，以及与他们自身创造力异化的道路，并且被驱使将这些力量赋予由“‘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伦理学等等所设定的”虚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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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人们便开始作为彼此分离的存在者、作为不同阶级的成员与其他人相互接近地存在着，并且，他们按这样的方式，以至于不再相信在作为单一种属的整体内，各部分最终具有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于是，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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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述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他们的不发生矛盾的惟一可能性又在于否定劳动分工。［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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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随着分工的出现，一方面人与人，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隐喻式关系被消解了，而一种转喻关系确立起来。并且，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不再像在原始社会中那样，生存在一种彼此同一的形态之中，取而代之的是生存在相接近的形态之中。或者是像马克思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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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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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这意味着人类当中这种分离情形的社会表现便是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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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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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中表现的那种最初的统一让位于一种割裂的情形。以前在意识和实践中统一的东西现在都被分开了；以前团结在一起抵御自然的人类，现在本身也分成了两种生产者，由此也分成了两种消费者，作为这种割裂的结果，亦成为两种人，两个阶级。于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便开始了，在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部分与部分以冲突、斗争和人剥削人的方式对抗的形态。此时，人们有着一种彼此充当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模式，在意识上和事实上都是如此。一部分人类与另一部分之间存在的差异，被认为比它们作为共同种属的特性可能意指的任何相似性都更基本、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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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意识和社会关系模式两方面的这种转变，并没有被看成是由意识自身的辩证转换造成的。从原始部落的阶段转换到古代奴隶制阶段的社会组织，这纯粹是物质因素的产物，这些因素一方面是一种遗传因素（性别差异），另一方面是功能差异（分工）。并且，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化的分工，充当了人类自身的意识中“高贵化”的基础，即在人类的意识中将人类“抬升”到高于自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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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两性行为中功能区分的是原始社会中的分工，即在体力劳动者和最初的脑力劳动者之间、在工作者和祭司之间进行分工。马克思说道，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正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正地想象某种东西。”（第252——253页）因为它能够将注意力转向自身，在其独特的人性方面内，即精神方面内，将有关其自身的想象实体化，并且把这些想象视为真实的，甚至神化和顶礼膜拜它们的偶像。但是，通过这种实体化过程，思想本身亦有所准备，为的是复兴和重整那种使人类成为一种潜在地能够统一的种属的东西。思想为那些作为整体要素的人类片断的提喻式统一做好了准备，而整体显然是大于部分之和。这样便产生了所有“纯粹的”神学、哲学，以及自文明诞生以来令人类自豪的理论，人类在自文明诞生以来的生活中，一直在以这些东西寻求确定其自身恰当的人类目的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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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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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会注意到，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便提前勾画出来了那种将服务于他作为思想家的毕生的历史理论的语法和句法。他可能一开始就将其关注的一切历史现象进行划分，归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范畴内。经济基础包括生产资料（根据马克思的界定包括［a］在特定时空下由特定人类集团能够获得的自然资源、［b］劳动力或能够进行生产劳动的潜在人口、［c］能够获得的技能）和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指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某种方式赋予的人们可资利用的力量的实际比率。构成上层建筑的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生产资料而进行的斗争中产生的实际的阶级，以及制度、法律、国家组织形式等等由劳动分工而必需的东西。还有认可了实际社会形式的整个习俗、道德和社会风尚，以及赋予现行社会结构合理性的高级文化的领域，如宗教、科学、哲学和艺术等等，这些统统都隶属于上层建筑。对于确定种类（某种）事件的发生而言，历史资料以原始事实或文献证明的形式存在，就好像历史记录的词汇式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惟有通过能够感觉到包含在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提供的关于历史意义的两种范畴中，才能够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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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种历史现象的语法式分类得以贯彻，也就有可能运用句法规则来“解释”为什么这些范畴在概念上代表的人类实践领域中会有变化。这些句法原则实际上就是机械因果律，支配着经济基础和在它之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系统内，核心的句法原则赋予整个历史过程“意义”和“重要性”。简单说来，它便是，尽管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反之则不然。也就是说，在历史存在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不会导致经济基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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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类的创造力或行为可能导致生产资料的变化。战争就如饥荒和瘟疫那样使劳动力减少；发明改变了技术能力的本质，自然资源因其使用而枯竭，等等。但是，生产资料中发生的变化，并不是某个特定社会的社会秩序或官方认可的文化能力（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变更的作用。因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严格说来它还是机械的，它根本不存在辩证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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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层建筑的基本形式也显示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相似的明确特征。上层建筑的形式有四种，马克思描述它们时运用了近似的比喻，并且这些形式彼此相接的方式也与《资本论》中认为的价值形式采用的方式相同。这四种社会形式（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因而包括了基本种类，被视为一种历时过程的历史现象都将分归其中。并且，这些形式的演化构成了重大历史事件之戏剧的各幕，马克思意在赋予其历史著作一种潜在的情节结构（在其中，整个过程的意义能够被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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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应当强调指出，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外部世界决定了个体精神过程的确定内容。正如在他之前类似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那样，马克思承认，个人想象能够产生关于世界的无限可能图景，而这些图景可能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表达了人们心里的内在渴望。但他否认个人想象的这种创造能够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除非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社会产品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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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公开认可的人类意识形式中出现的变化，只是紧随每一种人类社会形式之基础上发生的变化，即生产方式中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依赖于它们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当社会秩序出现变化的必然性已经变得很明显时，个人“纯粹”意识的产物才有可能成为公开认定的群体意识接受的对象。这就是马克思有关历史变化的基本规律的全部基础。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就阐明了这条规律，这一年大约是他在1840年代最初的哲学思考和1883年去世之间的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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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产、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而言之即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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