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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国财长保尔森会见我们时说，中国企业的环保参与，有助于落实中美政府间战略对话的环保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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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商人不参与公益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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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这次考察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有哪些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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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各人角度不同，体会就不一样。我最大的体会在三个方面：一是公益管理组织十分严密，引进了公司化管理的模式；二是美国的社会道德倾向于社会公益事业；三是美国的法律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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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能否逐一展开，先从你提到的社会道德这个层面开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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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从社会道德来看，可以说美国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国家，几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从事过志愿者的工作。或许是宗教文化所强调的奉献精神的原因，美国人将从事公益事业视为人生重要的构成部分。前半生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后半生投身公益事业回馈社会，这似乎成了一个社会传统。人生在世，是为上帝经营管理好财富，使财富有效地增值，使财富有效地服务于公共利益。韦伯曾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一书中描述过这种精神状态，我们这次考察中对此很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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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最近刚宣布退出微软，专职来管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我们的媒体感慨不已。其实在美国的社会道德环境中，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成功的商人不参与公益事业才奇怪。美国国父之一富兰克林是成功的商人，同时喜欢从事公益事业。以后的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成功商人，都将大量财富转向公益事业。1899年，钢铁大王卡内基出版《财富福音》，强调要将私人财富用于社会公共利益。用私人资金来推进社会公共利益，相信私人的组织力量，相信社会自己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这是美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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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记载来看，我们中国人不缺少乐善好施的传统。这次汶川大地震，就能反映中国的公益慈善精神。但是，使公益事业成为一种高度组织化和持续性的事业，在我们中国还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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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如果说公益事业与宗教事业有关，那么中国文化背景不同，中国人可能缺少宗教情怀，中国公益事业是不是缺少一些传统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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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我并不是说没有宗教就没有公益事业，只是说美国的宗教发展与公益发展有内在联系。其实只要有善心，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有公益事业的精神基础。而且我们对宗教情怀这个概念也许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相信人不能胜天，相信有超越人力的力量在影响世界，相信公正是一种客观规律，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可算是宗教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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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中国公益事业也一样会繁荣起来的。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是世界上人均公益捐赠比例较高的地方，它们围绕公益事业的法律或政策经验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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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法律”才能撑开公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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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你还提到法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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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美国法律对社会公益组织给予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你想成立一个从事公益的组织，有明确简易的法律规定，很容易成立起来，而且享受诸如税收减免等法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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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逐步认识到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重要性，逐步开始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法律条件，如2004年6月1日开始实行《基金会管理条例》，规范了公益基金会的注册和管理。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条例》中，规定了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这些法律的出台，为中国企业从事公益事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这些法律的落实还需要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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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并不容易，首先要找到一个政府部门愿意当你的主管部门，而且成立以后要争取抵扣税收的政策，就更不容易了。从管制性的法律转变为服务性的法律，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但是，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总的方向是愈来愈对公益组织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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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公益组织发展不如美国，除了因为欧洲有大政府包干福利这样的传统外，也是因为欧洲对公益组织的法律保障不如美国。美国公益组织不是等着政府来给自己创造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而是积极主动参与到立法中来影响立法，为自己争取好的法律空间。例如，美国法律规定了要上资产税，你拥有一个庄园，每年要上很高的财产税，但如果你将庄园捐赠给公益组织，财产税就自然不交了。洛克菲勒家族成立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把家族的私家庄园捐给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就不用上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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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并不能把公益捐赠仅视为避税手法，一旦捐给公益组织，就要按公益组织的方式进行监管，私人享用公益财产是受严格约束的，洛克菲勒家族将家族庄园捐给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后，就不能住在里面了；比尔·盖茨将自己的资产捐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之后，这私产就属于基金会了，盖茨私人请客的发票，绝不能再拿到基金会去报账。法律鼓励公益捐赠，又严格控制公益捐赠被以权谋私。由于美国许多法律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可以说美国公益组织积极为自己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围绕公益组织的注册成立及后续监管，有一套成熟系统的法律，而且这些法律不断在完善。“强政府”配“弱民间”并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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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如果说美国的道德和法律都比较有利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那么中美在这两方面有哪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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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核心差异，是公益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同。美国是个人自由发达的国家，也是社会公共精神发达的国家，所以在个人主义的美国，各种公益组织充分发展。大量的私人想从事公益事业，愿意捐资出来，用自己的办法来服务公共利益，一方面通过依法纳税委托政府来保障公益利益，一方面通过依法捐赠，自己组织起来直接服务公共利益，才催生出这么多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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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独立自主的公共精神比较发达，公益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高，才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支撑社会的三大组织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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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比较，中国自秦朝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王朝史中，虽然是中央集权制，但政府还是给社会自组织的公益事业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城市里也充满各种商会、行会和同乡会，各种宗教活动也比较自由——帝力于我何有哉？两千多年延续下来的秦朝制度，经济制度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除禁止政治结社外，对其他的社会公益结社几乎是无为而治的。换句话说，中国两千多年君主制的历史中，除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外，社会各种小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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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历史上社会公益组织虽然也较发达，但朝廷这种政治组织是高居在社会其他组织之上的。由于朝廷垄断了国家级别的公共事务，中国传统的公益组织只能走向小集体化，表现为家族祠堂、行业商会等领域。大共同体集权，小共同体相对自治，大共同体从上到下影响着小共同体的结构和取向，这是中国过去皇权社会的特点。而在美国，大共同体是民主的，小共同体是自治的，自治的小共同体从下到上影响着大共同体的结构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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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结构来看，如果只有强大的政府和分散的小民，这个结构是不稳定的。各种非政治的公益组织，成为集中的政府与分散的民众之间的中间组织板块，它们满足着来自民众的政府顾及不到的多样化的公共需求，能使社会结构趋向和谐稳定，这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社会的经验之一。这次四川地震灾难发生，大量企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在救灾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种善的力量能否得到法律的鼓励、规范和保护，使之得以组织化、持续化地运行，是中国善心能否持续成长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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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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