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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自古皆然，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变化而有什么变化。社会制度的变化所改变的不是人性本身，而是游戏规则，而是人性表达或实现的方式。人性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有合作的一面有斗争的一面，有自私的一面有奉献的一面，有贪婪的一面有大方的一面，有顾大局的一面有狭隘的一面。人与人的不同，在于不同的人性特征在不同的人身上所占的比例不太一样，但无论如何，理想、价值、权力、名誉、利益这些因素都错综复杂地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人并不因为在公益组织工作，就一定会比从事经济或其他工作的人道德更高尚，人性的缺点和优点不会因为职业的不同而不同。民主的制度并不改变人性，只是使人性之水通过民主的规则渠道流动，如果民主的规则渠道设计不合理，找不到权利平等与组织效率之间的合理区间，人性之水也会泛滥成灾。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信息的平等，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平等，中国公共领域的改革自然会走向宪政民主，宪政民主的良性运行，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条件之上。各个公益组织内部的组织管理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管理的现代化进程有重大的价值，SEE的实践对大家更好地理解有效的宪政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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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农牧民项目申报会：是农牧民全盘做主还是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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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1月正式开始，SEE阿拉善项目办正式启动农牧民社区项目申报会制度。SEE帮助村社农牧民以民主方式选举出项目管理委员会以后，项目管理委员会就成了村社农牧民与SEE联系的纽带。各项目管理委员会组织村社农牧民进行讨论，讨论出本村希望实施的公共项目以后，形成项目建议书，然后参加每年两次的项目申报会。项目建议书由项目管理委员会自己填写，其中要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内容、项目意义、总预算、农牧民自筹资金、请求SEE资助资金、工作时间计划、项目负责人等信息。如果是蒙古族村社，填写表格和陈述都是用蒙古语言，SEE配备翻译。项目申报会上，先由项目管理委员会代表陈述项目建议书，SEE代表及农牧民代表提问，陈述人回答，然后参会的各村社农牧民代表打分，根据项目得分多少决定资助哪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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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SEE阿拉善项目办共举行了两次农牧民项目申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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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8日，SEE举行2008年度第一次项目申报会。参加项目申报的有腰坝贺兰队、黄土沟，查汉滩珠很高勒社区、乌达木嘎查，吉兰泰二队，希尼呼都格嘎查管委会代表、村民代表19人。旁听会议的有阿拉善旗技术站乌尼孟贺书记、骆驼协会代表2人。各项目点代表申报的项目共14个，申报成功项目8个，按得分高低依次为：腰坝贺兰队奶牛合作社扩大项目、珠很高勒沼气高效利用项目、黄土沟村寨发展基金扩大项目、贺兰队村寨发展基金扩大项目、乌达木嘎查梭梭防风林带项目、珠很高勒气化灶节能项目、吉兰泰二队生态旅游项目、希尼呼都格草种撒播项目。共计批准资助资金4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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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4日上午9点到下午16点，SEE阿拉善项目办举办2008年第二次项目申报会。腰坝岗格嘎查，腰坝铁嘎查的贺兰队和黄土沟队，吉兰泰召素陶勒盖嘎查、哈图呼都格嘎查、图格力嘎查、查汉滩的农牧民代表21人向SEE申报了11个项目，批准资助资金总额为45.275万元。会议由SEE阿拉善项目办主任王静主持，SEE秘书长杨鹏、SEE高级专家邓仪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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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项目申报形式，是以邓仪为首的团队设计的，背后的价值是让农牧民在公共项目上当家做主，让农牧民自己设计和提出项目，自己来陈述和申报项目，自己来对别村农牧民提出的项目进行打分，自己来组织实施项目，自己来进行评估和调整。在邓仪的领导下，一线工作人员对农民自我管理具有一种热情，甚至可以说这种热情已带有一种信仰的意味，认为只要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只要顺着农民的意愿来，一切事情就自然解决好。这种真诚的想法及行动被农牧民感受到了，农牧民的尊严、权力和利益都同时得到了满足，他们对SEE充满了好感。查汉滩嘎查（村）项目委员会主任柴军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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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协会介入后，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我们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说了算，我要对自己说下的话、做的事，要负责任。我的地盘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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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盘我做主”，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SEE社区工作的精神倾向，社区工作的目标就是要激活农牧民的这种意识，而且认定只有在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意识的基础上才可能管理好社区公共事务，让农民从奴隶到主人，才有可能解决农村的环境保护问题。这样的理念对SEE一线工作人员来说十分重要，这是工作价值和意义的源泉。这样的思路和取向，根源在“社区发展”的理念和实践中。美国福特基金会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社区发展”发展项目，帮助贫困社区解决发展问题。福特基金会的宗旨之一是在全球推进民主，因此其社区发展项目中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发展结合了起来，特别注重通过民主自治来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福特基金会进入中国后，也一直以具体经济项目的形式推动基层民主的实践，这种思路后来演化为发达国家的公益组织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社区发展”时的主流价值取向和做法。到20世纪80年代，社区发展工作逐渐发展出“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主流的农村工作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使社区民主组织起来，民主讨论和决定社区发展的项目行动，使社区居民能够在自己的知识经验范围内，寻找到合适的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这样的模式建立在一些理论假定上，认为农民与城里人一样是理性和聪明的，他们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资源被剥夺或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和保障。认为当地人的经验和本土知识是对当地环境的真实反映十分宝贵，这是当地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在当地人广泛的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努力的基础上，才有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可言。“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可以说是民主价值追求在农村社区工作领域的模式化、技术化、工具化表现，逐渐成了中国乡村社区工作的主流取向。这是一种做事的办法，也是一种信仰，相当于“我的地盘我做主＝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保护”，或者说，相当于“乡村基层民主＝乡村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能理解工作人员心中的项目申报会的意义，农牧民是社区发展的主体，这是农牧民自我讨论、自我设计、自我管理、自我来寻求外部资源的行动，这是SEE社区工作成绩的表现，农牧民自组织的发展能力成长起来了，农牧民主人翁的力量成长起来了，这是一切社区工作的关键。从具体价值源头来看，通过社区自治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从西方来的，但从国内实践来看，一线工作人员的热情中，也有红色革命文化那种领导被压迫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浪漫情结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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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社会价值冲动回到经济和生态现实，就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农牧民项目委员会与SEE本身的需求有时会发生偏差的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2008年7月14日的12个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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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申报项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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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当然是理性经济人，他们提出来的这些项目，都对他们自己有实实在在的好处，SEE出钱他们直接或间接受益。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苁蓉种植、沼气设备、太阳能热水器既是对农牧民有实际好处的项目，又与环保有直接关系。苁蓉是一种生长在梭梭树根部的寄生药材，农牧民在梭梭树下点种苁蓉种子后，就不会再砍伐梭梭树，所以这类项目是将农牧民的经济利益与SEE的生态保护目标相统一的。太能能热水器能减少用柴，与生态保护也有关系。但是，种公牛购买、种公羊购买、地磅、青贮玉米补贴和周转金、农家乐这些项目就与生态目标没有直接关系。以农家乐为例，这就是沙漠深处的牧民把家里装修得更好些，以接待外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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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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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农家乐，沙漠深处的外来客人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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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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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SEE工作人员和来考察的企业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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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很聪明，你只要说生态，他们就回答说农家乐是为了让外人体会荒漠化的情况，有助于增加外人的生态保护意识，其实就只是装修自己家里。第12个项目，是查汉滩农民要求SEE每年补贴膜下滴灌项目所需更换的细网管，不然就恢复到大田漫灌。因为政府和SEE虽然花钱修了滴灌系统，但运行成本高，农民的种植收入弥补不了高成本，所以继续用滴灌方式种植，就要由SEE来给予细网管补贴。因为种植季节已过，该项目没有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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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9日，SEE一届五次执行理事与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战略规划》。战略规划中认定阿拉善生态压力来自“四多”（一是农牧业人口过多，二是牲畜数量过多，三是灌木林砍伐过多，四是地下水消耗过多）。针对这“四多”，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四减”：减少农牧业人口，减少牲畜数量，减少灌木林砍伐，减少地下水消耗。SEE是一个以生态环保为宗旨的公益组织，是否实现了“四减”，应该是SEE决定是否支持农牧民提出的社区项目的依据。“四减”是SEE着眼的目标，但这并不是农牧民日常生活中关注的目标，农牧民是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来设计项目的。如果按照这个依据，上述12个项目中，最起码有7个项目不应在资助支持之列。牲畜过多是阿拉善生态压力的原因，但SEE出资替农牧民购买种公羊和种公牛，则是为了提高牲畜繁殖率，增加牲畜数量。有了明确的生态保护方向后，可以再来核算每个生态保护的项目的投入产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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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具体工作的安排调整，常引发一些理念或理论上的激烈争论。这些项目引出一个理论问题，农牧民当家做主，他们就一定愿意保护好生态环境吗？他们愿意为生态环保付出经济成本吗？从农牧民提报的项目来看，他们表现出来的还是经济利益和物质实惠至上，他们不是出于环保的目的在设想项目，如果全盘由他们来决定资金的使用方向，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分配到各家。SEE的目标是什么？是荒漠化防治，是生态保护，农牧民配合SEE的项目，也许不是出于对荒漠化防治的兴趣和生态保护的动机，而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事实，实际工作不能从“农牧民的地盘农牧民做主＝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保护”这样的假定出发，而应从事实出发来考虑。这个事实就是，企业家捐资，主要是为了用于生态保护，农牧民参与SEE项目，主要是为了实际收益。寻求两者之间的结合点才是正确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由农牧民来支配SEE资金的说法是有限制性条件的。SEE的资金由谁来支配使用？由农牧民吗？农牧民自己来决定如何使用SEE的资金，这才叫他们当家做主了吗？上述这个项目表，就是农牧民当家做主出来的，SEE能全部接受吗？如果农牧民自主决定的项目不符合SEE的生态保护方向怎么办？在这个意义上，农牧民项目委员会与SEE的关系，是一对平等合作主体的契约关系，这不仅仅是农牧民“我的地盘我做主”的问题，而是SEE与农牧民项目委员会通过谈判形成合作契约的关系问题。SEE秘书处代表的是企业家，是受企业家委托而来，不是受农牧民委托的，在这种情况下，SEE对农牧民最大的尊重，就是将农牧民当成平等的谈判对象和合作伙伴。SEE出资金是为了交换生态效益和乡村社会进步，农牧民出钱出力做项目是为了物质实惠，当然，也为了社区环境的改善及他们自己的尊严和权利的提高。这样去理解SEE农牧民的关系，那么只由农牧民打分来决定项目和资金分配的说法就是不妥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公共资源管理的问题，它不仅是生活在其中的农牧民的问题，也是远在全国各地的SEE企业家的问题，也是管理这片土地的政府各级部门的问题，生态环境的保护应当是各个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地农牧民只是生态环保资金分配的其中一个主体，这个主体需要与SEE、政府等其他主体互动形成共同行动的约定。在现实操作中，不存在SEE反对的项目能够通过的情况，但在工作描述中，却只是强调了农牧民主体地位和自主性，没有强调出资人SEE具有事实上的影响力量。言论上的农民做主，执行上SEE的实际影响力，言行之间并不对应。作为出资人，事实上SEE当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本质上不应当是“我的地盘我做主”，而是对社会谈判和社会契约的尊重。把SEE项目和资金配置当成社会契约的过程，项目评选过程就自然要求增加SEE评审人员、政府相关部门人员以及当地研究部门人员的比重，与农牧民一起形成一个更能反映社会各相关主体诉求的评审打分小组。对这个具体环节的调整，自然也会引发SEE秘书处内部的争论。SEE一些企业家考察社区项目时，看到农牧民对SEE的热情和喜爱，看到乡村基础民主治理的发展，很容易受到感动，强调要以社区发展作为SEE在阿拉善工作的基础。但到执行理事会或理事会员大会上，又会指责SEE的业务杂乱而缺少明确的生态目标，他们没有看到农牧民做主的社区发展模式与生态保护的目标是常常出现偏差的。从农牧民项目申报项目表格上，很难清理出一个统一、明确、具体的生态保护目标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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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企业家在2008年6月9日至19日的美国公益管理考察中，最感叹的就是所考察的公益组织都有明确的宗旨与量化的目标。以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为例，其宗旨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表述为“保护重要的陆地和水域，使具有全球生物多样性代表意义的动物、植物和自然群落得以永续生存繁衍”，其工作目标是“与合作伙伴携手，到2015年，确保地球上每种主要生境类型至少10％的区域得到有效保护”。SEE《章程》的宗旨描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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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和恢复中国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从而减缓或遏制沙尘暴的发生，与此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生态责任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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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宗旨定义很难转化为量化的目标。沙尘暴发生的原因是多重的，SEE阿拉善环保工作的成果只是茫茫荒漠中的一些绿点，这些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沙尘暴的发生频次？这是不可能量化出来的。中国企业家因为SEE的活动而更多承担了生态责任与社会责任？这也是难以进行量化核算的。看来，SEE需要进一步厘清自己的定位。在2008年9月17日下午美国公益考察期间的讨论会上，参会企业家们形成一个共识：SEE的宗旨太泛，缺少量化的目标。SEE在阿拉善地区的荒漠化防治，需要这样一个清晰的目标，一句话就能给外人讲清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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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旨一时难以调整的情况下，也必须确定一个量化的目标。不然，很难跟外人讲清楚SEE在阿拉善都做了哪些事取得了哪些效果。农牧民项目申报会展现出来的这些项目，很难表达出清晰量化的生态目标。但是，清晰量化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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