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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Cho-yun Hsu，AncientChinainTransition，134.中译本见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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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ho-yun Hsu，HanAgriculture，108.中译本见许倬云《汉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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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以下这段内容主要参考William H.McNeill，PlaguesandPeoples（Garden City NY：Anchor Books，1976），26-61，117-119。中译本见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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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onald R.Hopkins，TheGreatestKiller：SmallpoxinHistory（Chicago，I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18，103-105.中译本见霍普金斯：《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沈跃明、蒋广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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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转引自McNeill，PlaguesandPeoples，118。译者注：葛洪：《肘后备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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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早期帝国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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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末期，瘟疫扩散的速度不仅和社会、经济、人口的发展有关，大量生活条件日渐困苦的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存在也应该是原因之一。很多农民已失地相当长时间，他们虽仍在耕种，但须给那些拥有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势的豪强士族交租。我们无法全面了解当时农村的贫困情况，但有趣的是城市富裕人群对此却有所体察，其中一个人曾描述当时的农人“肤如桑朴，足如熊蹄”，与其说是人，毋宁说更像是草木或禽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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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业直到汉朝一直是极其成功和高产的。然而农人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们选择的生存方式使得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们生产的农产品都是可被控制和调配的。如果说人体是病毒、细菌或其他微寄生的宿主，那么国家和地主就是农人身上的巨寄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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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瘟疫、饥荒、政权旁落于腐败官员和宦官手中等等，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深重的苦难都在农村中蔓延，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这里的农人同时还失去了进行市场交易的机会，由此推动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及至公元184年，随着道教千年王国宣扬的崭新美好世界即将来临的宗教思想传播，汉王朝很快陷入了崩溃，三位负责镇压起义的将领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汉朝最后一位皇帝于公元220年禅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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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鼎立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280年，继起的晋朝统一了全国。但这一努力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公元311年人口约60万的都城洛阳遭到了匈奴人的洗劫，留下的是残垣断壁里成堆的尸体和逡巡的野狗，随后公元317年长安也遭此厄运。这两个城市的毁灭，断绝了任何延续早期帝国的希望，也标志着这一段中国历史的结束和另一段的开始，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继续深入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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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Arthur F.Wright，BuddhisminChineseHistory（New York，NY：Atheneum，1969），19-20。中译本见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常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3页。译者注：崔骃《博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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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巨寄生和微寄生的一些深入讨论，可参见McNeill，PlaguesandPeoples，5-7。中译本见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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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oward S.Levy，“Yellow Turban Religion and Rebellion at the End of the Han，”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 74，no.4（1956），21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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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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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所覆盖的一千三百年中，中国在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环境方面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商代晚期的墓葬有很多饰有大象和老虎图案的青铜器，而周朝早期的文献则在恭贺统治者通过驱逐这些动物而驯服了整个世界，到了一千年后的汉朝墓葬，则出现了绘有厨房和动物的农庄画像砖。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场景更能显而易见地说明长江以北自然环境的驯化过程了：从商代以森林为主、其间散落着一些农田，到6 000万人口聚集于此的非常典型的农村景象。至少在华北而言，农田取代了森林，猪和牛取代了只在森林中生活的虎和象。到了早期帝国，华北的大量森林已经消失并变成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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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仅仅是农田，还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中国式的农田和农作方式。这种特别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秦国决心结束战国时期，将天下统一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二是汉朝的统治者同样青睐农业立国的方式，从而使中国的农业逐渐建立在各个自立的小型农户之上。土地的所有权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集中到豪强士族的手中，但他们并不耕作，也不监督农民耕作，而只收取租金。虽然国家、农民和大地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会有所变化（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涉及），但这个三元结构却成为大多数汉人应对环境方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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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业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形式，那么游牧则是另外一种。游牧民随着他们的牧群在广袤的中亚草原上不停地迁徙，逐渐成为骁勇的战士，并在争夺自然资源时变成了汉人强有力的竞争者，尤其是在草场和马匹方面，因为这两者对军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基于不同的生态环境，游牧民和汉人组成了不同的社会和军事力量并在秦汉时期首次发生了冲突，而事实证明，武帝统治时期的汉朝更为强大。但是，要将游牧民置于掌控之下或至少阻止他们来犯，还需要汉人去占领荒凉的草原，而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草原变成农田，然后移民到此定居。只要国家强大，足以保护这些处于边境的农业拓殖者，这个策略就是奏效的，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当国力衰弱或国家崩溃之时，这些农田即遭荒弃，翻转的草皮被风吹走后，沙漠又向前更进了一步。正如国家、农民和大地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样，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下的汉人和游牧民之间的互动也是随后两千年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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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千三百年中，华北平原的人口从500万增加到了6 000万。橡树和枫树林已遭清除，农田取代了原生的植被。随着汉人军队将游牧民从草原逐往更北的地方，汉人定居者也将草原变成了农田，还为此重新规划了河渠以扩大灌溉面积。道路把这个庞大的帝国内部联系起来并渗透到一些新的地区，以便汉人去取代当地的土著。由于侵蚀和淤积作用，“河”变成了黄河，筑堤防洪随之被付诸实施。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架构、社会和家庭组织特别是特殊的农作方式，取代了之前多种多样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之前中国北方多元化的人居和自然环境，已经从根本上变得单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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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汉人只注重他们在北方的力量膨胀，而忽略了南方呢？当然，部分的原因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带来了更大的威胁。但无论是秦还是汉，也都将它们的军事力量向南一直触及了越南北部，只是南方的环境带来了北方草原所没有的其他障碍。除了怀有敌意的当地人群之外，这里湿热的气候也不适于北方汉人种植的几种谷物的生长——尤其是两种稷以及从中东传入的小麦和大麦，另外这里原生的多种致命性疾病也让北方人感到恐惧。总之在南方，陡峭的疾病传播梯度（steep disease gradient）使汉人无法轻易跨越，或者说至少在他们还没有因更为强大的游牧民族威胁而向南迁移，并学会怎样将南方潮湿的环境改造成高产稻田之前是这样的。而这正是下一章所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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