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5434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05]
1707585435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章 帝制中期北方的森林退化和南方的拓殖，公元300—1300年
1707585436
1707585437
在公元300—1300年间，中国的环境和历史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华北平原上的森林自汉朝时就已遭大量砍伐，黄河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淤积和溃堤，废弃了之前进入黄海的河道，向南经一条新的河道注入东海，在华北平原留下了大片的黄泛区。这个历史性重大转变的发生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是蒙古人不断南侵并在13世纪征服了整个中国；二是蓬勃发展的钢铁制造业彻底摧毁了华北的森林，并激发起以燃煤为基础的产业革命，但随后又因蒙古的入侵戛然而止。在游牧民族军队和征服者的压力下，汉人开始向南方开垦拓殖，中国人口聚集的中心地带也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参见图4-1）。
1707585438
1707585439
1707585440
1707585441
1707585442
图4-1 中国南方人口占全国比例的历史变化
1707585443
1707585444
资料来源：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 42，no.2（1982）：368.
1707585445
1707585446
本章所涉及的这一千年开始于公元4世纪游牧民族的一次入侵，这次入侵导致汉人失去了对北方故土的统治；结束于另外一次发生在12—13世纪，由成吉思汗领导的、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军队对整个中国的征服。因此，在这些世纪中，由东亚不同环境培育而成的两股强大力量——游牧民族和汉人——继续在令人不安的共生关系下展开了较量。秦汉早期帝国结束后的数个世纪里，都没有一个重要的中央政权出现，直到公元581年隋朝（581—618年）的建立。隋重建了中华帝国，在它之后是国祚较长的唐（618—907年）和宋（960—1279年）。蒙古人征服和统治中国时期建立了元朝（1271—1368年），它是中国从帝制中期向帝制晚期的过渡。帝制晚期将在下章中进行探讨。
1707585447
1707585448
面对生态和军事的双重压力，汉人开始大规模南迁，利用水田稻作新技术改造新的环境，也迫使原来居住在此的其他族群迁往更为偏远的地方。[1]主要是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的中心逐步从西北向东并最终向南迁移，从最初周、秦和汉定都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渭河流域，在唐朝从长安向东迁到洛阳，北宋（960—1127年）时又进一步向东迁至开封，并在南宋（1127—1279年）时南迁到了杭州。汉朝时有将近80%的人口都生活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到7世纪初这一比例下降至75%。而南方人口的比例在汉朝时只占到25%，而到了750年则上升至将近50%；随后“（南方）人口比例在1080年攀升至65%，1200年达到71%”[2]。中国人口分布的这一历史性转变也带来了中国西部和南部环境与人类之间的遭遇，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是唐宋时期积极推动的向这些地区拓殖的政策。
1707585449
1707585450
当汉人——确切说是被迫的——从他们北方的环境向南迁移时，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一个全新的更潮湿温暖的环境，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挑战，也让他们心生恐惧——尤其是不仅有来自被汉人打败南逃的非汉族群的敌视，还有疟疾（瘴气）和登革热等可怕的疾病。不过，汉人移民到南方之后也掌握了一项新的强大的农业技术——水田稻作，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实力来对抗北方的敌人，同时还可以去征服和改变南部、西南部以及西部的环境。
1707585451
1707585452
公元4世纪，汉人纷纷从北方也就是历史上中国的核心区域撤离。逃离的汉人不断回望故乡，除了害怕游牧骑兵的追赶，他们还心存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这片他们熟悉和热爱的土地。然而这却不可能发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些流亡者才真正接受了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家园。当这些人定居到南方后，北方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未逃离的、驻守在要塞及坞堡里的汉人和各个相互竞争的草原部落，将这里变成了你争我夺的战场。这就是中国南方社会发展的开始，它与同时期的北方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南北区域的分化。并且，南方地区很快就成为汉人的主要聚集地。
1707585453
1707585454
[1]相关概述可参见Herold J.Wiens，HanChineseExpansioninSouthChina（Hamden，CT：The Shoe String Press，1967）。
1707585455
1707585456
[2]Paul J.Smith，TaxingHeaven’sStorehouse：Horses，Bureaucrats，andthe DestructionoftheSichuanTeaIndustry，1074-1224（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3.
1707585457
1707585458
1707585459
1707585460
1707585461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06]
1707585462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节 中国北方：战争、人口减少与环境，公元300—600年
1707585463
1707585464
311年，晋都洛阳毁于游牧入侵者的兵燹；317年，曾经是汉朝都城的长安也遭到同样的厄运，这些事件给2世纪晚期以来改变北方的历史进程画上了一个惊叹号。随后，农民起义伴随着瘟疫、饥荒和歉收——很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冷（参见图2-2）——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当然，这既有死亡率升高的原因，也有人口大量南迁长江流域下游避乱的原因。汉朝的人口在公元2年的那次普查时达到6 000万，150年后这一规模稍有缩减，降到了5 600万，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北方，包括周朝建国所在的渭河流域以及肥沃的四川盆地；其他的地区，从长江流域向南到广州，人口就稀少很多了，这里的居民只有少数是汉人，更多的是非汉族群。历史学家杨联陞曾写到，到汉王朝崩溃的220年，当时的一些人认为，“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1]。
1707585465
1707585466
毫无疑问，出现这个数字的缘由主要是逃亡而非死亡。当然，人口死亡的数量肯定也很大，我们从人相食之类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北方很多地区都在因食物供应不足而经历着人口危机。此外，还有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向长江流域迁移。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留在北方的汉人到底还有多少，总之继承汉王朝的三国统治者都开始致力于重建农业生产，他们通过移民军屯，分发给移民农作需要的种子和工具，要求移民纳税以供军需。不过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到280年晋统一三国的时候，人口也仅达到1 600万。同样，这个数字仍然是低估的，因为这个新建立的王朝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精确统计辖下的所有人口，大地主们也会隐瞒他们的雇农数量——不过这些证据足以显示出，当时存在一场汉族人口危机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1707585467
1707585468
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令中国北方在4世纪初依旧战争频仍，满目疮痍。根据《晋书》的记载：“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大蝗……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2]
1707585469
1707585470
于是，当晋都洛阳在311年、长安在317年遭遇游牧入侵者的兵燹之后，幸存者已所剩无几，中国北方人口极端稀少的景象频繁出现，令人印象深刻。依照芮沃寿（Arthur Wright）所述：“一位当时巡视各地的见证者的报告表明，曾经丰饶的土地如今一片荒芜，只有20%的人口留存下来——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弱者。”[3]在洛阳遭劫之后，一位来访的粟特商人在家书中写道：“城市和宫廷陷入了火海……洛阳已不是昔日的洛阳，邺城也已经不是昨日的邺城！”[4]匈奴军队盗掘了王室墓葬，并把战利品带回了草原。数年之后，长安城再遭洗劫，统治集团大批地——数十万人——逃往长江流域，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政权。我们很快还会详细讲到，正是从这里起，汉人真正开始了在中国南方从长江流域直到南海地区的定居生活。
1707585471
1707585472
早在洛阳和长安陷落之前，中国社会就已经日趋军事化，主要是因为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豪强士族已越来越像世袭的军事阶层，从日益衰落且需要其帮助的政府那里获得社会地位，而其武装力量则主要由那些为了躲避其他武装团伙和军事组织而来投靠的农民组成，豪强士族还渐渐组织起了骑兵，人员来自那些汉朝时就已定居在长城以内的匈奴人。西晋灭亡、统治阶层仓皇逃往南方之后，门户洞开的中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相互缠斗、争夺战利品的游牧民族，汉人则退居到易守难攻的城墙或山上的坞堡里。4世纪到5世纪，中国北方有数百个这样的坞堡，汉人的“首领之间为争权夺利争执不休，胡人统治者也对他们时而压迫，时而示好……在西晋崩溃（311年）之后好几代人的时间里，这种防御性的避难群体构成了中国北方地方势力的基础”[5]。
1707585473
1707585474
这个“稳定的状态”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统治者，大部分游牧胡人政权都调集了数以万计的骑兵以及更多的步兵来保障它们的财富，抑或去攫取别人的财富，但其中却没有一个能维持很长时间。中国北方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战场，这些死亡、毁灭和战争的残酷叙述起来是令人沮丧的[6]，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入侵者也逐渐意识到了在他们的战利品中还应该包括储存能量的人——确切地说是汉人农民——用来耕作和生产粮食。不过他们并非通过找到一个农业社区并“控制”这个地区来达到目的——因为大部分汉人都躲到坞堡里去了，他们的办法是抓获数千个汉人，再把他们围禁到自己占领的安全地带去。
1707585475
1707585476
汉朝时期的华北平原人口密集，相对于大量的人口来说，土地供应则显得相对稀缺。4世纪时的情况则相反，在被完全摧毁、人口稀少的北方，土地变得相当充足，劳作的农民却很少，因此也变得非常宝贵。“于是，人成了重要的战利品，一次战役的凯旋往往伴随着数千甚至数万名从新近占领地区掳掠而来的俘虏。在某些时候，一次战役无异于一场大型的劫掠奴隶行动，而将人掳走后，这些占领的土地即遭遗弃。通过这种方式抓去的俘虏往往最后都集中到了征服者的都城附近。”[7]
1707585477
1707585478
所有这些条件——人口减少、大量抛荒的土地、数万人被迫移居他处而余下的都躲进了坞堡——看起来似乎都为中国北方某种类似农奴制度的出现做了几近完美的铺垫。无论是新组织的保护当地人口的汉人军队，抑或是来犯的游牧骑兵，都对在他们自己控制的土地上保存相当数量的农民兴趣浓厚。也许恐惧使得中国北方的大量农民不敢逃跑，也有可能他们的“保护者”懂得了这些能够从事生产的农民是自己生存的基础。这些农民也许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但他们对农业生产还没有失去决策权。无论是怎样的动力或原因，看起来各种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举措似乎都在暗示着，基本的生产单位仍然是汉人农户。即使是在汉末，当时帝国已被各个军事将领瓜分，而其中最著名的曹操还在已经荒弃的土地上建立了军屯并将地块分给农户，作为回报，农民则缴纳税粮支持他的军队。
1707585479
1707585480
4世纪和5世纪的游牧征服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并将它们写入了律令当中。汉朝崩溃和游牧民族入侵的大屠杀之后，体现农田大面积减少的一个标志就是，北方地区各种汉人或非汉人的统治者都尝试了大量的方法来让农民重新回去耕田，包括保障供给耕地、严格限定富人能拥有的土地数量等。然而其中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首先，这里面通常有很多的对立，一方面，包括游牧民和农民之间、作为征服者的鲜卑人和被征服者的汉人之间；另一方面，在与汉人士族联合起来的部落贵族和普通的士兵、牧民、农奴所组成的落后贫穷的部落大众之间，也产生了日益显著的鸿沟。其次，一旦战争停止，北方人口结构的问题——被暂时的入侵所打断——就会重新显现，甚至破坏力更强，这个问题就是，最肥沃地区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持续压力”[8]。不过在当时来说，即使是这样的地方，也仍然有充足的土地供应。
1707585481
1707585482
但是土地本身并不能给游牧入侵者提供构建国家或者说国家雏形所需的足够基础，他们需要农民来耕作固定的、纳税的土地。因此这些侵略者意识到，他们不能杀光北方所有的汉人，或不给后者生存所需的资源。不过强行将大量人口移往他处，以及北方人口总体的减少，也造成了大量的农田被遗弃长达好几代人的时间。那么一个重要的生态问题又来了：这些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呢？
1707585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