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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对宋代土地所有权复杂情况的探讨，可参见Denis Twitchett，LandTenureandtheSocialOrderinT’angandSungChina（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62）；Mark Elvin，“The Last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Changing Patterns in Land Tenure，”ModernAsianStudies 4，no.2（1970）：97-114；Peter J.Golas，“Rural China in the Song，”TheJournalof AsianStudies 39，no.2（1980）：291-325；Joseph P.McDermott，“Charting Blank Spaces and Disputed Regions：The Problem of Sung Land Tenure，”TheJournalof AsianStudies 44，no.1（1984）：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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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Golas，“Rural China in the Song，”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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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Ibi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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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Jacques Gernet，BuddhisminChineseSociety：AnEconomicHistoryfromthe FifthtotheTenthCenturies，trans.Franciscus Verellen（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7.中译本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第17页。谢和耐指出，这些机构中还不包括3万～4万座仅有一两名僧人的小型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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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Ibid.，115.中译本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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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acques Gernet，BuddhisminChineseSociety：AnEconomicHistoryfromthe FifthtotheTenthCenturies，116-117.中译本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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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bid.，20.中译本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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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Ibid.，17.中译本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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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Denis Twirchett，“The Monasteris and China’s Economy in Medieval Time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 no.3(1957): 53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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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Ibid.，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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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Gernet，BuddhisminChineseSociety，100.中译本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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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Ibid.，102.中译本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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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James Cahill，ThePainter’sPractice：HowArtistsLivedandWorkedinTraditionalChina（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98-100.亦可参见James Cahill，HillsBeyondaRiver：ChinesePaintingoftheYüanDynasty（New York，NY：Weatherhill，1976）。中译本见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第108-111页；《隔江山色：元代绘画（1279—1368）》，宋伟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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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转引自Wen C.Fong and James Y.C.Watt，PossessingthePast：Treasures fromtheNationalPalaceMuseum，Taipei（New York，NY：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6），127-128。译者注：郭熙《林泉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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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dward H.Schafer，“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 Dynasty，”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 5，no.3（1962）：298.薛爱华从他的资料中推断出的结论“所有这些最文明的艺术形式……对华北大部分森林的减少负有责任”很可能是错误的；就我们目前所见，为开垦农田而清除森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本章稍后部分，张玲指出，维护黄河的堤防很可能才是太行山失去植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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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dward H.Schafer，“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 Dynasty，”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 5，no.3（1962）：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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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Ibid.，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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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Joanna Handlin Smith，“Societies for Liberating Animals，”in TheArtofDoingGood：CharityinLateMing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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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七节 中古时期的工业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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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世纪到13世纪，也就是晚唐至宋这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我们若要理解和阐述在此之后的千年中国环境变化过程及原因，就必须重视这一时期。隋和初唐统治者重新统一帝国主要借助了两种方法：一是武力，同时辅之以精心运用佛教来充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及地区间的黏合剂；二是建造京杭大运河（和其他水利工程），继承和恢复秦汉以来修建的道路和邮政系统，将长江流域与北方的政权中心联系起来，并强化了整个帝国内部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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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军事上非常强大，其他方面也异常灿烂，唐王朝却存在着结构性的弱点，这导致了它最后的灭亡，也催生出一套将整个帝国更加紧密结合到一起的新制度。直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都曾在“均田制”系统下严格执行过定期的土地再分配政策，并且维持着一个国家监管的市场体系。[2]而在安史之乱后的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唐政府失去了定期再分配土地或控制市场的能力。由此，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大部分被有钱有势的人所攫取，剩下大量无地农民，商品、土地和资本的市场开始自由运作。在接下来的千年里，土地的私有权和劳动力、土地、资本的市场，将成为中国制度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且，如我们在后面几章中即将看到的，这些制度也对自然环境的变迁造成了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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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这些变化似乎就足以让公元100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远离之前的发展方向了，然而事实上还有更多影响深远的变化在推波助澜。宋朝（960—1279年）的开创者宋太祖回顾了唐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唐朝军队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从贵族中选拔将领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为巩固加强中央的实力，宋太祖将面向社会所有阶层的科举制作为遴选官吏的主要途径，消除了贵族对政府部门的垄断，促进了社会向上的流动，还建立了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3]就像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一样，直到20世纪，科举制都一直是中华帝国的标志之一。然后，为了避免富人财富的世代积聚给中央政府造成威胁，宋太祖还规定家庭财产必须均分给每一个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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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晚唐至宋还发生了一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变化。到750年，因汉末之后的灾难而减少的人口恢复到了约7 500万；到1200年，人口已至少增加到了1.2亿，也就是又额外增加了4 500万人口（见表4-1）。食品供应必须大幅度增加才能满足这些人口的需要，如果这些人想享受更高水准的生活，供应量就还要进一步加大。单这一点就足以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带来显著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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