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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iongxin Xu，“A Study of the Long-Term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River Regulation on the Yellow River of Chin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GeografiskaAnnaler，SeriesA，PhysicalGeography 75，no.3（1993）：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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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下内容主要参考了Christian Lamouroux，“From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Huai：New Representations of a River Network and the Hydraulic Crisis of 1128，”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545－584。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829-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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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hristian Lamouroux，“From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Huai：New Representations of a River Network and the Hydraulic Crisis of 1128，”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546-548.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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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个故事来源于Mark Elvin and Su Ninghu，“Action at a Distance：The Influence of the Yellow River on Hangzhou Bay since A.D.1000，”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344-407。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50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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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部分主要参考了张玲一篇极佳的论文，Ling Zhang，“Changing with the Yellow River：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Hebei，1048-1128，”HarvardJournalof AsiaticStudies 69，no.1（200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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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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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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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Ling Zhang，“Changing with the Yellow River：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Hebei，1048-1128，”26.译者注：晁说之《嵩山文集·朔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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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b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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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bi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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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Ibid.，28.译者注：《宋史·河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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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Ibid.，32.译者注：崔溥《漂海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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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Ibi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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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这部分摘自Marks，Tigers，66-70。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64-68页。亦可参见Robert B.Marks，“Geography Is Not Destiny：Historical Contingency and the Making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in TheGoodEarth：Regionaland HistoricalInsightsintoChina’sEnvironment，eds.Abe Ken-ichi and James Nickum（Kyoto，HK：Kyoto University Press，200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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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部分摘自Marks，Tigers，76-79。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7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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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部分摘自Marks，Tigers，80-82。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7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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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十节 塑造的环境：城市和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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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商代，人们就已开始筹划和建造都城。这些都城不仅是国家统治的心脏，同时也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它代表着天意，并受命于天来管理世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城墙，利用夯土建造城墙的技术在商代就已出现，这项工程需要征召大量的劳动力；建筑物的架构几乎都是木梁和木柱，因此城市的建成和维护也需要大量的木材。并且，尽管有大规模的城墙等防御措施，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在政权更迭时几乎全部遭到征服和洗劫，以表明一个政权的覆灭和另一个政权的兴起，于是，重建的计划又要从更远的地方调运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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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开始，遍布整个帝国的城市也陆续建立了起来，或作为地方官员的行政中心，或作为军队的驻防之地。一位历史学家计算出，从上古直到17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共建了4 478座城池。[1]并非所有城市都是因政治原因而建立的，战国时期经济增长迅速，中国也由此而开启了一个更为“自然”的城市化过程，作为生产和分配的中心，这些城市连接起一个巨大的商业化经济网络，并进而将整个帝国整合起来。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对这些城市和市场经济进行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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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涉及的这千余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很多座都城，有的是4世纪南逃的汉人所建，有的则是众多入侵的游牧民族在北方定居下来之后建立的。自隋朝在6世纪末统一中国之后，共有四个城市成为帝国的首都：隋唐时期的长安、宋代的开封和杭州以及蒙古人的大都（北京）。针对其中每一个都城，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2]，所以我在这里将会把重点放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并将其（并通过它延伸到其他城市）置于中国环境史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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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最早是由汉初的帝王于约公元前200年修建的，与秦始皇所建的都城咸阳隔渭河相望。[3]渭河流域是中国早期政权的中心，选择它有战略上的考虑，这里南有山脉、北有丘陵，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碗状盆地——关中地区，与东面海拔低了数百英尺的黄河平原之间有两座关隘相连。渭河流域本身很肥沃，北边黄土覆盖的丘陵地带也很容易开垦，这些都为秦、汉两朝提供了农业的基础。往西即是丝绸之路上的沙漠和绿洲，也就是说，长安还扼守着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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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年遭匈奴人破坏之后，长安与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在之后的战争中不断遭受毁灭和人口下降而趋于衰落，直到隋朝建立并再次选择它作为都城。但隋文帝并没有在原址上重建长安城，而是选择了在旧城的旁边建造一座新城。新的长安城规模宏伟——东西长近6英里，南北也超过5英里，全部由夯土城墙围绕。在城墙里面，文帝的建筑师们设计了一个网格状的城市，有南北向大道11条，东西向14条；南北向主干道宽达482英尺，东西向的也超过200英尺（与之相比，纽约第五大道宽100英尺），街道两侧都植有树木，并设计有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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