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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网格中建有坐北朝南的皇宫和政府办公区，城东和城西分设有两个大型集市，此外还有彼此相邻的106个坊，是为城内居民设计的居住场所。隋文帝迁入长安城时，这座城市仍在施工当中，他使用各种办法增加新城的人口，包括要求他的儿子们以及其他显贵将自己的宅第建在这里，还捐建多座佛教寺院等等。尽管如此，这座巨大城市里的很多地方仍然是空着的，城南很大部分都弃作了农田，还有一个大湖的周围被建成了园林。长安一直要等到唐朝时才迎来它真正的繁华景象，它的兴盛是在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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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到那时，长安31平方英里的城区仍未填满，不过它已经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聚居人口规模——约100万。西市是一处文化多元的喧闹集市，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通过丝路贸易输入的商品，这里还有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与西市主要满足平民的需求和小商人的利益相比，东市则是一个更为安静的所在，吸引的都是富户大贾。城里有将近100座寺院，城南还有一处美轮美奂的水上园林。皇室居住的大明宫则从城内搬迁到了城北，一直延伸到渭河的巨大的皇家猎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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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下半叶对于长安和它的居民来说是灾难深重的时期，881年的黄巢起义攻陷了这座城市，很多建筑遭到破坏。进入10世纪之后，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和崩溃，长安也随之湮灭。唐代之后，宋朝将都城迁到了东边的开封，“长安自此遂丘墟矣”。位于那座水上园林中心的湖泊也干涸并被辟成了农田，虽然还有兵丁及闲杂人等偶尔会来造访一下这座遗址，平民会来这里砍下柳、槐、榆树当作柴火，1100年时一位好奇的来访者却只看到“遗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门，南北四百余步，东西五百步，为大庭，殿后弥望尽耕为田”[4]。关于中国人和他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长安城和它的历史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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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不过一般来说城市——长安也不例外——代表了一种脱离自然环境的状态，一种新型的、塑造出来的环境。长安城通过城墙与周边乡野隔离开来，城门在夜晚也是关闭的。当然，中国北方的乡野已经是一片田园景色，因此也是一个很人性化的环境了，但长安城里的上百万居民则根本不用出城就可以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切。事实上，很多长安的市民很可能就从未离开过这里，一辈子生活在城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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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活必需品在城内都有供应，说明长安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消费中心。每天，一百万居民所需的食品和燃料都经由陆路或者连接城市与渭河、黄河（并由此与大运河相连）的运河运往城内的两个主要市场，然后在此存储、展示，最后售卖。有些食品和香料来自很远的地方——具有异国情调的南方或遥远的西域（今中亚），因此人们吃的不仅是“食物”，还有配置各种菜肴的烹饪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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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输入和再造的物品当中还有一种可称为“自然”。富人们在他们的宅第里建造花园，花园的池塘中放养着鹅、鸭和鲤鱼，池边的树上还栖着鹦鹉及一些会唱歌的鸟儿。他们致力于打造一个“自然、野趣”的花园，“里面还有奇石和古松，就像画中一样古朴”。园中遍植各种开花乔木和灌木，其中特别珍贵的是粉色或紫色的牡丹。牡丹花季在春天，因此一到这时，花市就会备好大量的扦插枝条。8世纪时有一段时间，牡丹的鉴赏家竞相拥有最美丽的花朵，据说当时曾有人花数万钱换回一枝牡丹。而一些公共的花园，也是如此精心装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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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切对当时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它代表了一种在被迫与自然分离的城市生活中渴望存在于自然世界里的心态（即使不是完全的自然），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自然过程可以人造，因此也能控制。到唐朝这个时期，人们已不再惧怕自然，至少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自然更像是一种异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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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的控制——或至少是圈占——最有力的表达就是皇家猎苑。[6]就像他们居住的城市一样，唐朝的皇帝并没有去建立由自己独享的猎苑。皇家狩猎的传统可明确追溯到周朝，唐在长安城北建造的猎苑明显是以汉朝猎苑为蓝本的，而汉朝又继承自秦始皇。虽然唐朝的这个版本相对较小（周长仅40英里），里面却畜养着几乎所有可用于观赏和狩猎的动物——熊、虎、狐狸、鸭、鹅乃至大象和犀牛。狩猎有两个功能：在皇家节日中增添肉食以及展示帝王征服自然的能力，并以此昭告帝王脚下所有的臣民，“天子”是来统治“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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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爱华认为，汉朝帝王采取的显然是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并在猎苑中大量宰杀动物，而这一态度到唐朝发生了改变。儒家关于人与人之间“仁”的思想扩大到了人与动物之间，道家遵循万物本性的思想也引起了对善待圈养动物这一问题的关注，但最有影响力的可能还是佛家戒杀生的思想和戒律。薛爱华认为这三个传统的融合，导致官方出台了限制杀生和明确狩猎时段的法令。“（儒家）人道（仁）原则不仅适用于人，也适用于一切植物和动物，即使是在天子用来彰显其天授威严和无情统治的猎苑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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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思考一下那些声称持有这种自然观念的人，他们的行为和观念之间的关系。正如薛爱华所总结的：“长期以来这些高尚的思想对于帝国施政的影响很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森林继续遭到破坏，野生动物也持续遭受捕杀。唐代的这些理想日渐衰微，直至消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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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例子引发了这样一些问题：人和社会究竟对自然和保护自然持何种看法，实际上又是怎么做的。伊懋可认为中国人虽然会对某一树种产生偏爱，但并不喜欢成片的森林[9]，倾向于将其转变成更为人工化的田园风光，位于其中的城市则供统治阶层居住。不仅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是这样，J.R.麦克尼尔在20世纪的研究也表明，即使环保思想已成为一个广泛的共识，依然阻止不了个人开私家车或者过度消费，给本已严重污染的环境雪上加霜。[10]环境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当权者，总是把眼前利益看得比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在大多数社会中，那些开发利用资源的少数群体滥用了大多数人赋予他们的权力，破坏了生态环境，而社会多数群体的真正利益是要维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1]而多数的农业社会，包括中国，都找到了避免被自己的废弃物所包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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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可持续发展和养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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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区，城市居民不直接生产食物，而是通过征收或市场交换从农村生产者的手中获取。农田是一个特定的能量转换和集中的地方，人们清除掉原有的、难以从中获取能量的植被，代之以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转换能量（或作为体脂存储）的作物（例如谷物、蔬菜和水果）。通过光合作用，植物用太阳能将从土壤中提取的水和养分转变为能量储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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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有农业都会汲取土壤的养分，当养分降低到一定水平以下，作物无法再存活时，农民就要搬迁到另一块土地上（例如之前提到的游耕农业），否则原来的土壤就会变得十分贫瘠，没有任何植物能在此生长，土地永久性退化（比如荒漠化）。为了保持生产力，定居农业就需要掌握养分循环回土的方法。即使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由于生产和消费多半在同一区域，他们也需要找到给土壤施肥的办法。豆科植物能帮助固氮，绿肥和禽畜粪便也能将养分送回到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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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想象一下当大量——足够供给数百万人——的食物从乡村生产并运往城市时，中国社会将会面临多大规模的土地缺肥问题。由于某些生态上的特点，中国农民有一些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农民的优势，千年以来，北方地区大量覆盖的黄土通过毛细作用不断将土壤深层的养分输送到地表，水稻植株也有着吸收水中养分的能力。尽管如此，在大部分人类历史当中，农民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肥料的短缺，中国也不例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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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旱地农业还是水田农业都需要额外补充养分，而城市则成为主要的供给源，给土地送回养分——人类的粪便，作为供给食物的回报。一位美国农学家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旅行中国时估计，100万的人口每年可以排出50万吨排泄物，其中含有600万磅的氮以及数吨的其他养分元素。[13]农田自然是可以利用这些废弃物的，而官方显然也不愿意让人们简单地将这些废弃物倾倒在河里而污染水源。因此每天晚上都会有人来收集粪便（由此得了它的别名，“夜土”），用车载到驳船上，运回农村，以备在田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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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庞大回收利用工程的全面史实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学者对帝制晚期“夜土”的研究成果已经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生态联系。这一实例针对的地区是以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农民不仅远途来到城区收购“夜土”，他们还组织日间的收集，由此保证了城镇能够更加卫生和健康。[14]他们还给“夜土”的质量分出等级，而这个等级主要与城市居民的饮食相关：富裕的人群，他们规律性地摄入高质量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包括鹅、鱼和肉类等，因此“夜土”质量最好——价值最高，价格也最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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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村民们也在凹坑或者大缸里收集他们自己的废弃物，通常会在其中沤几周或几个月，让分解产生的热量杀死寄生虫的幼虫和卵。然而这个方法也并非万无一失——至少到20世纪，血吸虫病仍困扰着从事水田稻作的农民，血吸虫是一种通过淡水钉螺传播到人体的寄生虫，会引起肠道炎症、腹部鼓胀以及肝硬化。目前仍然不清楚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折磨中国稻作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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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还会进行堆肥，往田地里撒杂草、青草、草鞋、粉碎的砖块和土坯——任何能给土壤增加养分而不是禽畜饲料的东西。[16]还有一个养分的重要来源是河泥，河泥从运河里挖出后即堆置在运河边的田地里[17]，毋庸置疑，离城市或者运河最近的田地是最为受益的，因为随着距离渐远，运送这些肥料的成本将直线上升。离城市越远，土地获得的肥料越少，人们也就越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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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的农民是从何时开始如此密集施肥的。一位18世纪早期欧洲来华的旅行者皮埃尔·普瓦沃（Pierre Poivre）曾对这里从不休耕的农作方式惊讶不已：“这里的耕作计划令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从不让土地休耕……（于是一块田地）每年两熟，而再往南方去经常是两年五熟，中间未有一季休耕。”能够连续耕作的原因在于大量的施肥：“他们常用的是草木灰，还会利用盐、石灰以及各种动物粪便，不过最重要的是，不同于我们把小便倒进河里，他们还将尿大量用于施肥，每家每户都会在自己家中仔细储存尿液，然后售出以获利。总之一句话，将产自土地的一切都小心翼翼地送回到土地当中。”[18]这个高度发达的系统已经存在并发展了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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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在北方和南方的两种耕作方法，以及尤其是对自城市中收集的人类粪便的使用，构成了乡村和城镇之间的一种养分循环，使其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远远大于欧洲。认为中国农业具有这一特性的观点一直持续到现在。[19]而事实也是如此，宋朝时的耕地一直到现在仍在使用（尽管自1970年代以来开始利用化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农业在环境上是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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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对任何环境来说总有一些能量和养分的流失是无可挽回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以另一个南方“桑基鱼塘”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科学上的术语称这种不可挽回的能量损失为“熵”，要阻止它发生需要额外的能量输入来重组“秩序”。因此，一个人为改造的环境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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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府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扩充资源和能源的途径，并因此而不断寻求领土的扩张。通过以中国的方式耕作土地从而获取养分本身也是中国拓殖工程的一个动力。（当它有能力时）向北扩张即与游牧民族对抗，向东向南则与其他非汉族群竞争，在下一章我们还将看到它向西南和西部扩张的过程。在每一次扩张过程中，当地自然财富的宝库都被置于汉人的掌控之下，并回流到中国的核心区域。因此，这些核心区域的“可持续性”部分也是由于中国征服和开发了曾经是非汉族群居住地区的资源而得以维持的。因此，中华帝国的建立、维护以及扩张（或收缩）都是有其基本环境进程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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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o，“Lo-yang，”52.这个数目包括中国史料中记载的曾经建造、毁坏、遗弃和仍在使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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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开封，参见Robert Hartwell，“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102-159；and Lawrence J.C.Ma，CommercialDevelopmentandUrban ChangeinSungChina（960-1279）（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1971）；Pei-yi Wu，“Memories of Kaifeng，”NewLiteraryHistory 25，no.1（1994）：47-60。关于杭州，参见Jacques Gernet，DailyLifeinChinaon theEveoftheMongolInvasion1250-1276，H.M.Wright tran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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