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6409
成吉思汗的大军所到之处，城墙和农业设施都被夷为平地。“从高塔到地窖，整个城镇被彻底摧毁，如同发生过一场地震。水坝也不复存在，用于灌溉的水渠被切断，只剩下一片沼泽。粮食种子被付之一炬，果树被齐根锯倒，原来用于抵御风沙或保护农作物的防护林被砍伐在地，几千年以来人工开垦出的耕地又变成了草场，果园失去了保护，任由来自草原或沙漠的风沙侵袭，那些绿洲……现在已经变成了干草原，借着蒙古游牧人的力量，荒凉干燥的草地再次控制了一切。”[4]
1707586410
1707586411
蒙古军队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恫吓对手（虽然这也是目的之一），而是因为其对于什么才是土地和环境的正当用途有着不一样的评判标准。正如汉人高度重视定居农业和把他们拓殖来的土地改造用于耕种一样，蒙古人更倾向于“不去耕作土地，而任由其恢复成为草原”[5]，所以，在征服华北平原后的一百年里，蒙古人把他们的牲畜也放牧到了这里。[6]
1707586412
1707586413
蒙元时期的中国人口较1200年前后的1.2亿的高峰急剧下降了30%～40%，在此过程中，鼠疫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甚至是否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目前尚无定论。肆虐于1347—1350年间的黑死病导致了“欧洲、中东和北非大约40%～60%人口的死亡”[7]。中国的河北省在1331年也曾发生过瘟疫，一位历史学者称“史书记载1331年后中国人口死亡了三分之二”[8]。尽管环境史学者拉德卡（Joahim Radkau）似乎很确定是瘟疫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则并不确信是流行病导致的死亡，而且即使如此，这一流行病也未必就是黑死病。[9]
1707586414
1707586415
无论事实如何，蒙古的征服都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口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在此之前，北方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南方占三分之一，而蒙古的征服则把这一比例颠倒了过来（参见图4-1）。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南方的很多地区并没有经历北方所遭受的蒙古军队的烧杀抢掠。1260年，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之后不久，就在他新选定的国都大都（今天北京的前身）做出决定，发起对整个中国的征服。忽必烈了解南方汉人的经济力量，也希望能够获得这些力量为自己所用，而不是摧毁它们，因此采取了不同于北方的政策，明令在征服南方后，维持当地汉人统治精英和地主的地位不变。不过尽管如此，如上一章所述，当蒙古大军攻入南宋时，还是有大量汉人逃往更南边的地区。到1279年时，最后一支南宋军队被消灭，整个中国成为元帝国的一个部分。
1707586416
1707586417
蒙古对中国北方的征服虽然是野蛮残酷的，但它的统治却在事实上把长期以来分裂成南北两部分的中国重新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10]在忽必烈相对温和的统治时期（至1294年）之后，蒙古诸王对汗位继承权的争执导致了他们对中国关注程度的下降和14世纪中期大量蒙古人退回草原故地。随着元朝统治的崩溃和明朝（1368—1644年）的建立，中华帝国再次回到汉人的统治下，和平得以重建，人口也开始了似乎是不可遏制的增长，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其间仅有很少的几次被战争短暂打断），从1400年前后的8 500万左右，增加到1600年的约2亿（并因战争等原因而停留在这一水平，直至1700年），1750年的约2.25亿，以及1850年的约4.25亿。人口的增加既是耕地面积扩大、农业技术改进、粮食供给状况改善和市场体系发展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而所有这些因素也都对中国的环境产生着影响。不过到19世纪时，由于中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和市场的高效率，这些人口增长又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和环境危机的严重性。
1707586418
1707586419
市场
1707586420
1707586421
乡村的地方市场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晚期和战国时期，村民们在这里交易自己种植或制作的产品，有时使用货币，有时则是以货易货。城市里的市场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市民们通过这些市场购买来自乡间的食物、服饰和其他用品。因此，各式各样的市场早已遍布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直至边疆地带。[11]但从唐代晚期开始，市场及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并在宋代变得越来越制度化，以至于明清两朝或帝制晚期经济的很多方面都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市场经济”，并具备了很多被历史学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称为“早期近代”（early modern）的特点。
1707586422
1707586423
在详细介绍过去一千多年来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情况之前，让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为什么市场对于理解环境变迁的进程那么重要。尽管很多环境变迁是由自然因素（如气候、火山、野火等）引起的，但我们主要考察的还是人为的驱动因素，本书所关注的也是人类与环境的交互影响。人口的数量和密度确实是衡量环境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主要体现为人类对食物以及由此引致的对耕地的需求；而市场体系则可以放大和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因为市场的存在使一些地区的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专注于生产某一种或几种产品，而通过稳定的市场交易来获得食物和其他那些自己不必再去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这种专业化分工不仅意味着市场体系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会导致某种有时甚至可能是极为严重的单一化，使得原本具有复杂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让位于大面积的单一作物种植，如水稻或小麦等，这样一来，人类就把原来可以支持多物种生存的生态环境变得只适合于单一作物了。
1707586424
1707586425
市场也可以把单个地区人们对某些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为规模大得多的消费者群体和市场需求，从而使得从某些很遥远的地区生产和收获这些产品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林业产品和木材采伐就尤为如此，人们可以把砍伐的木材顺着江河漂流而下，以满足城市里建筑和取暖的需要。这些城市地区对木材的需求有时候可以被市场传到千里之外的山区，促使当地的人们专业从事于利用山区资源采伐和运输木材，并发明了先进的金融工具，如建筑用木材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化。
1707586426
1707586427
本章后面还将详细考察帝制晚期中国市场对环境变迁发生影响的各种途径，现在，我们还是先花点时间了解一下中国市场体系的概况，以及它究竟把多大的空间整合进了自己的体系。[12]
1707586428
1707586429
直到唐代晚期，中国各地的市场都是由政府设立和管制的。自周朝以来，市场交易一直都是“限于城内官设商业区”，或者“根据需要，可经官府之手在交通干线上设市”；即使到了中唐时期，“在州县治之外的场所滥设市则（仍）为法令所禁止”[13]。
1707586430
1707586431
唐朝政府不但控制市场的设置，而且规定市场开启和关闭的日期、时辰，最重要的是，货物和产品的价格也受到政府的管控，为此，市场管理者和调查官员还要编制和呈报详细的价格簿册。不仅唐都城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是这样，甚至连远离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的边塞市场也是如此。[14]
1707586432
1707586433
唐朝政府这种控制经济的能力在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中意外地遭到了摧毁。[15]在此之前，唐政府不仅设置和管理市场，而且能控制大量的土地并定期对其进行重新分配，但756年以后，唐政府已经无力再重新分配土地了，于是大量土地落入豪强富室的私人之手，市场也由此而摆脱了束缚，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以前都没有再回到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影响着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1707586434
1707586435
在宋代，无论是在人口不断增加而日益稠密的地区，特别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长江下游地区，还是主要位于南方的那些需要把山区产品运到平原市场交易食品、服饰和盐等生活必需品的地区，乡村定期集市的交易活动都已经越来越频繁起来。在宋代，特别是明清两朝，这些集市开始彼此相互联结并发展成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市场体系，从而通过商业把帝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联系了起来。
1707586436
1707586437
气候变化
1707586438
1707586439
在本章所涉及的这五百年时间里，中国（也包括北半球）的气候相较之前的千年处于持续变冷之中（参见图2-2），一些历史学家就将这一时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称为“小冰期”。[16]在本章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极度寒冷的天气的确降临到17世纪的中国，导致了气温和作物产量的下降，并造成当时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普遍遭遇到一场大危机。[17]
1707586440
1707586441
但是气候也不是一直在变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苦难，在15世纪中期那场可能是因为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照射而引起的气候变冷之后，该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不仅出现了气候回暖，而且中国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并在16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扩张。[18]大量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作物的产量也不断增加，欧洲人于是乘坐着小型卡拉维尔帆船努力寻找着通往亚洲最富庶国家的航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大陆及其巨量的黄金、白银财富和玉米、甘薯、花生、西红柿等新作物，而这些美洲作物也都随之进入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人们的农业轮作体系。这些全球性的气候、经济和环境变化的组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位学者就把这种各大洲、人民和经济之间较以往更为紧密的联系看作现代世界史的开端。[19]本章所探讨的中国环境史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1707586442
1707586443
[1]四川所遭受的摧残尤为严重，该省有记录的人口数字在1200年至1300年间下降了超过90%，从近300万户减少到了仅12万户。Paul J.Smith，“Commerce，Agriculture，and Core Formation in the Upper Yangzi，2 A.D.to 1948，”LateImperial China 9，no.1（1988）：1-3.
1707586444
1707586445
[2]Herbert Frank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6，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362.中译本见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422页。
1707586446
1707586447
[3]Ibid.，36.中译本见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42页。
1707586448
1707586449
[4]转引自Dee Mack Williams，BeyondGreatWalls：Environment，Identity，andDevelopmentontheChineseGrasslandsofInnerMongoli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67-68。
1707586450
1707586451
[5]Ibid.，68.
1707586452
1707586453
[6]蒙古人将中国北方大片土地变成牧场的做法后来遭到了忽必烈的禁止，因为这样会减少粮食的供应，并增加蒙古对于从南方输入稻米的依赖。Herbert Franz Schurman，trans.，EconomicStructureoftheYuanDynas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29-30.
1707586454
1707586455
[7]Monica H.Green，“Editor’s Introduction to‘Pandemic Disease in the Medieval World：Rethinking the Black Death’，”MedievalGlobe 1（2014），9.
1707586456
1707586457
[8]William McNeill，PlaguesandPeoples，143-146；Robert Gottfried，The BlackDeath（New York，NY：The Free Press，1983），35.译者注：这里所引述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是非常唐突和缺乏史料支撑的，目前尚无任何资料表明西方黑死病的病菌源自中国，关于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鼠疫问题的研究，可参见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97页译注。
1707586458
[
上一页 ]
[ :1.70758640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