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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来说，统治者最大的担心是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再次入侵中原。蒙古军队在云南的存在就是促使明朝关注云南的最初原因，而作为蒙古人故乡的北方草原，也是朱元璋最为关注的边疆地区，因此他发兵攻克了北元的都城哈拉和林，其继任者（朱棣）也继续对草原地带发起进攻，并于1420年代把首都从长江流域相对安全的南京迁到了接近前线的北京（在元大都基础上修建），北面就是宋代为防御辽国契丹人而开凿的一连串塘泺。一些历史学者把迁都看作一种更加“趋近蒙古人”的防御措施，而林蔚（Arthur Waldron）则认为，明朝初期的这几位皇帝实际上只是希望把草原地区纳入到帝国的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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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对于一些中国史学者而言似乎非常新颖，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倾向于把中国等同于定居农业，而把草原和游牧生活、畜牧业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分别是基于“草原”和“播种”这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而形成的，但为什么中华帝国就只应该向南拓展，而不能向北扩张并将草原地带纳入自己的版图呢？我们将会看到，它实际上确实这样做了，长城的修筑只不过是农业中国与草原地带及其游牧民族的表面界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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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中国人就已经适应了草原环境，其中赵国表现得尤为成功。事实上，赵国的一位国君已经用夯土修建了一段防御匈奴与胡人骑兵的长城，但这段城墙位于黄河河套的北面，并把很大一部分草原地带及其游牧经济都纳入了赵国领土。正如欧文·拉铁摩尔所说，赵国的统治者是吸纳了“胡人”机动战术的“拓边者”，其军队的给养也更多来自草原上的牛羊肉而不是耕地出产的粮食。赵国“是一个处于边疆地带的国家，因接触游牧民族而深受其影响，在这些区域，税收和政府管理的方式都不同于（赵国南部汾水和渭河流域）密集的灌溉农业”。拉铁摩尔认为，赵国之所以没能继续适应草原地区的环境，是因为它被秦国征服和吞并了（参见第三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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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黄河河套的鄂尔多斯沙漠有着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明军拱卫中原和防御蒙古骑兵的要地。根据林蔚的研究，“鄂尔多斯沙漠位于黄河几字形拐弯的内部……面积大约五万平方英里，接近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小……地形紧凑，易守难攻……境内混合有不同的生态环境，有些部分完全是沙漠……而另一些部分则是良好的草场，非常适合游牧民族生活……而且，这里能引黄河水进行灌溉，汉人也可以在此从事定居农业”。到明代后期，鄂尔多斯（河套）地区已经开凿了总计369英里长的水渠，灌溉着数千英亩的耕地。[42]不仅如此，“明代西北地区的气候可能也比现在更加宜人，修建长城的鄂尔多斯南部地区也比较湿润，适于农业生产……这从一些地名如‘榆林’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似乎曾经有森林覆盖，虽然它目前正面临着荒漠化的威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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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或河套地区的战略意义在于黄河可以作为明朝的防线，特别是从宁夏折向北再向东直至东胜这一段，而其内部的生态环境又使得游牧民族可以以此为据点，向东面和南面进攻汾水、渭河和黄河流域的汉人城市。在明代建立以前，中国人早已明白了这一点，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甚至可行的办法来维持对鄂尔多斯地区的控制。朱元璋时曾经在此设有卫所，驻军防御，但到1430年时，除了一个卫外，其他均已撤到了内地，而其原因历史学家至今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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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些卫所撤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蒙古各部落开始联合起来，并在1440年代产生了一位共同的领袖，其联盟区域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到新疆。在以和平方式要求明朝提供更好的互市条件而遭拒绝后，蒙古首领挥军南下，扬言要“比先大元皇帝一统天下”[44]。时年仅21岁的明朝正统皇帝，忽视了兵部尚书的劝告，不仅决定先发制人，在一个明军已经不熟悉的地方对蒙古军队发起进攻，而且还御驾亲征。结果在北京西北大约60英里外的土木堡附近，明军遭到伏击并被击溃，正统帝也被俘，“土木堡的战败对汉人而言是一场灾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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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采取守势的明朝决定放弃对蒙古的军事进攻，转而从鄂尔多斯开始修建城墙，将草原地带与农耕社会隔开。这道城墙在抵御蒙古骑兵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激发此后一个多世纪人们不断修筑城墙的热情，从而形成了后来的长城，但其修筑成本也消耗了明帝国大量的财政开支，最终削弱了明朝政府并加速了它在17世纪中期的崩溃。同时，明朝驻军每年还要烧掉长城北面50里到100里宽的“荒地”，以使“胡人骑兵的马匹得不到粮草”。正如明末一位政治思想家所说的，“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卧可安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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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长城最终被证明无法挡住北方的侵略者，而只是明朝留下的一个巨大的纪念碑。17世纪中期，中国新的征服者再度出现在长城以北，不过是来自东北森林和平原地区的满族，而不是草原上的蒙古人，其所建立的大清帝国（1644—1911年）把草原地带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也逐渐融合了蒙古人和草原上的其他民族，而长城则失去战略意义，成为历史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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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普遍性危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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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中国遭遇了无数彼此交织重叠的危机：农民骚乱和起义、土匪和海盗、国际和国内贸易引起的混乱、流行性疾病、满人入关以后长达40年的战乱以及数十年严寒天气导致的农业歉收。战争、饥荒、疾疫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整个帝国人口的严重下降，从1600年的约1.5亿减少到1650年的1.2亿，直到1680年代以后才逐渐开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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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7世纪世界的历史学家都会发现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混乱，不仅是中国，俄国、英国和法国也都如此。在这一全球性的背景下，历史学家对17世纪全世界的普遍性危机充满了好奇，并试图寻找它们的共同原因。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全球气候的“小冰期”。[48]它所界定的是14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小冰期”指的不是气温的均匀下降，也不是逐年下降，事实上，即使是在“小冰期”里，有几年甚至几十年都相当温暖。但总的来说，全球气温还是明显下降的，并导致了冰川的持续增长。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探讨了他称之为“致命协同效应”的小冰期低温与世界各地的政权崩溃，从而导致他说的“17世纪全球危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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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温最低的时期主要出现在1610年代、1630年代、1650年代和1680年代。小冰期的影响甚至在南方亚热带的岭南地区也可以看到，在1614年突然变冷之后，从1616年的晚收开始发生了长达两年的旱灾，一直持续到1618年春季的冬小麦收获，这次旱灾影响了广州府和惠州府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广东东部各县大都出现了“饥”、“大饥”和“骚动”的报告，日常从外地输往惠州归善的粮食断绝，迫使当地官员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赈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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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年前后的气候显著趋于干冷，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51]干旱，尤其是长达一年以上的干旱加上雨季未能按时到来而导致的旱灾，显然会导致农业产出的严重下降，形成当时方志所记载的“饥”或“大饥（荒）”。更为不易被觉察的低温和少雨也会降低粮食产出，虽然没有17世纪关于这一现象的明确史料，但我们可以从18世纪的史料和现代研究中了解到，低温会缩短作物的生长季从而降低产量：作物每天的生长时间越短，最终的产量也就越低。[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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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的丘陵和山区，如广东北部，农民通常只种植一季作物，因此，气温下降对于产量的影响可能要小于种植两季或三季作物的南部地区。而在土地肥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原本可以收获两季甚至三季作物，生长季的缩短则迫使农民在几种情况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在第一季作物尚未完全成熟之际就对其收割以确保第二季作物能够按时种植和收获，或者冒第二季作物来不及充分成熟的风险，或者为了避免第二年遭受霜冻的风险而少种一季作物。随着1610年代的气候变冷，农业歉收、粮食短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饥馑都不断增加，并在17世纪中期达到了顶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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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岭南以北，1580年代和1640年代的两次流行病席卷了城市和乡村。这两次时疫都与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接踵而至，邓海伦（Helen Dunstan）曾对1640年代长江下游地区的这些突发事件进行过总结：“1640年连绵不断的暴雨引发了洪水，1641年的干旱和蝗灾，持续到1642年和1643年的旱灾和饥荒，再加上1642年夏末毁灭性的洪水，导致了米价的上涨……到1641年冬天时，‘市面上已经没有稻米出售了，或者即使有，也没有人会过去询问’。”普通百姓吃的是“糠皮、树叶、树皮、草根……人肉、雁粪和泥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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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和食物短缺会降低人们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这往往是饥荒期间人口大量死亡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单纯的饿死。在干旱和很差的卫生条件下，伤寒病菌会迅速传播，斑疹伤寒和痢疾是最常见的“饥馑热”。但由于大部分中文史料仅用“疫气”指代这些传染病，我们还无法确知17世纪中期从长江下游传播到华北平原的时疫究竟是哪一种疾病。邓海伦基于第一手的史料，认为当时有痢疾、某种致命性的发烧、疑似脑膜炎和鼠疫等好几种传染病。在被这些疾病直接传播到的地方，死亡率可能高达90%，当然并不是所有疫病传播地区都是如此，但历史学家都相当肯定1640年代的死亡率和破坏性是非常严重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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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危害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自然灾害、饥荒和流行病，因为这些都是与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相伴而生的，后者既是这些灾害和疾病的原因，也是它们的结果。其他著作已经对这些起义的细节进行了介绍[56]，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农民起义直接导致了1644年大明王朝的终结和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缢死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上。但这些起义的农民并没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长城以北的满族在气候变冷从而导致收成下降的压力[57]以及一位更倾向于满族而不是农民军的明朝将领的帮助之下，侵入中原并统一了中国，在此之后，满族不仅统治了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区，而且在18世纪中期征服了北面和西面残存的草原游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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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大规模捕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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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44年进入北京到1683年收复台湾，满族征服全中国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满族致力于通过追捕明朝残余的效忠者、争取汉族精英阶层放弃对满族的对抗以及镇压摧毁明朝的农民起义军来巩固自己的政权。[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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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鼎中原之前，满族刚刚把长城东北面森林和草原地带的很多部族统一起来。其杰出领袖努尔哈赤开始将这些众多的部族纳入到他的单一政权之下，并创制了用于促进民族统一的满文。通过王子和公主间的世代通婚，满族政权与西面的蒙古各部建立了密切而牢固的联系，一些通晓满人习俗和语言的“本地化”的汉人也来投效满族政权。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并定国号为金（后金），表明他承袭了六个世纪以前曾从宋朝手中夺取中国北方部分地区的女真政权，也体现了满族染指中国北方部分地区的意图。后来，他的继任者将国号改为“清”，以彰显其征服全中国这一更宏大的目标。满族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其建立的清王朝统治中国超过250年，直到1911年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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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统治者在巩固对中国统治的同时，还决定将自己在长城以北的故土封禁起来，以维持满人的战斗力和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几千年来，汉人早已移居进入东北南部的平原地带，并在这里和蒙古地区都拥有了立足点，这些都得到了帝国政府的允许；但满族则决心通过修筑和种植“柳条边”，把汉人隔离在东北地区以外。[59]满族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是根本不相容的，而汉人的生活（饮酒、赌博和奢侈的盛宴）会腐蚀满人。[60]同时，满人也禁止游牧民族逗留在长城周边50里以内，这一政令对于当地植被的恢复和减缓荒漠化，有一定的正面效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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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满人也在一些河谷地带从事农耕，但东北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原生松树林，其中生活着数量庞大的野生动物，从位于食物链顶端的东北虎和棕熊，到水貂等毛皮动物和各种鱼类（包括巨大的鲟鱼）、鸟类（包括鹳），此外还有中国人认为拥有各种药效、价值高昂、生长在森林地面的人参。有了这些种类丰富的野生生物，狩猎和采集也就成为满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培养和训练满族战士以及加强他们自身身份认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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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北京、住进明朝的皇宫后，清统治者仍然依靠东北地区为他们和皇族提供各类食物和毛皮。贝杜维认为，在清朝统治初期的半个多世纪乃至更长时间里，仍依赖“东北地区多样性的生物资源来满足其饮食需要”[62]，因而颁行了仅允许满人在东北狩猎和采集的“帝国猎食”（imperial foraging）政策。清政府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来监督这些食物的采买和从东北各指定围场、牧场的进贡，同时也向征收者发放牌照和分派进贡数额。于是，虎、熊、豹、鱼、禽类、鹳和松子等林业产品，都从东北的森林中被捕猎、征集并运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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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初时，“（京城）精英们的需求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消费”并导致了供应短缺的出现，这也引起了满族统治者的关注。“有资料表明，（为满足统治者需要的）密集的狩猎和采集……以及与（违法）汉人移民有关的非法偷猎和环境恶化，似乎已经造成了资源的枯竭”。但是，清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短缺”可能意味着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已经被破坏到了接近崩溃的地步，而是“从人类的角度将这种供应的减少归于下属的懒惰、无能或贪婪”，因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征收。在那些从前很容易采集到松子或果实很低垂的地方，到18世纪后期时，“取得松子和松果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把树木砍倒”。贝杜维的结论是，虽然清帝国的猎食和汉人的不断移入还没有永久性地耗尽东北地区最宝贵的资源，但“到19世纪初时，这样的榨取已经被证明无法再继续下去了”[63]。满族或许并没有伐尽东北地区的森林——事实上，我们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将看到，这些森林被保留到19世纪上半叶并被日本人和俄国人所砍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也仍在继续开采——但的确已经耗尽了这里的野生动植物。[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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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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