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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初清帝国建立的同时，西部的准噶尔盆地也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蒙古政权——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由西部四个长期以来一直相互争斗的蒙古部落所组成，而其东面的蒙古部落则已经与满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它的出现自然也就成为新建立的大清帝国的一个主要威胁。准噶尔汗国虽然位于草原地区，但完成统一的第一位大汗为了拓展本国的资源，曾鼓励在适宜的草原地带特别是伊犁河谷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个世纪前丝绸之路曾经通过这里）周围的绿洲城镇发展定居农业，并且曾经开采矿藏和铸造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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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也向东推进到了西伯利亚，并在这一地区沿着黑龙江（阿穆尔河）与清帝国展开了多次交锋。在1689年和1727年，俄国和清王朝分别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分了两国的边界。关于这两个条约，至今仍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对本书而言最重要的是，条约议定的中国领土包括了现在内蒙古和外蒙古这些草原地带以及由此向南的所有地区，包括准噶尔和青藏高原。人们可以由此认为，清朝与俄罗斯的条约是一种地图上的帝国主义，它意味着清朝军队可以自由地去征服那些俄国无意竞争的领土，而反之亦然，俄国也可以从整个西伯利亚任意索取它的贡品，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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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7世纪末，清朝立即向准噶尔发起了进攻。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本人作为一名满族的勇士，认为能否击败准噶尔的领袖噶尔丹，事关他个人的荣辱，并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清朝最初的一些尝试还是遭遇了挫败，因为准噶尔人拥有丰富可靠的草原防御经验，在与清军交战时可以撤退到草原地带，从而迫使依赖北方补给线的清军把后勤保障体系拉到极限，最后要想避免战败，就只好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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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年噶尔丹的死亡意味着清朝取得了对准噶尔的胜利，而康熙皇帝似乎也更感兴趣于个人之间冲突的胜利而不是直接统治准噶尔，所以他同意以策妄阿拉布坦担任准噶尔新的大汗，并向大清帝国臣服的方式作为解决方案。但对清统治者来说，中国的西北地区只不过是表面的平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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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汗国不仅得以保存，而且在18世纪上半期继续发展壮大，但1745年最后一位大汗噶尔丹策零的去世导致了准噶尔内部的自相残杀，给清军再次进攻准噶尔提供了机会。这次战争的发起者是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他不仅要击败准噶尔的统治者，而且希望能像汉武帝对待匈奴人那样，彻底消灭准噶尔汗国甚至准噶尔人。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商业机会不断拓展以及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流通体系畅通的基础上，乾隆皇帝积累了大量的资源，最终不仅成功地击溃准噶尔，而且通过消灭准噶尔部而在长期切断了从草原地带进攻中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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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还颁布了几项灭绝准噶尔人的法令，“对这些叛军不予丝毫怜悯，只有老幼妇孺能得以免死”，历史学者濮德培认为：“乾隆帝为了消灭准噶尔，有意杀死了所有年轻力壮的男子……得以幸免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也都被作为奴隶送给其他蒙古部落和满族旗人，从而失去了对本部族身份的认同。”[67]其结果正如后来的一位政治思想家所评论的：“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对此，濮德培总结道：“剩下的准噶尔成为一个空白的社会空间，留待那些由政府支持的数百万汉族农民、满族旗人、突厥斯坦绿洲居民和（穆斯林）回民等移民再行填充起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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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服和清理出来的准噶尔地区被更名为“新疆”，对于准噶尔人而言，这里并不是边疆，而是一个核心区域；而对于满族统治者而言，它是一个新的疆土[69]，也是在他们的手中，将准噶尔地区变成了一个边疆地带。通过屯田这一传统的军事-农业拓殖方式，中国军队驻扎在这一区域并着手将草原的肥沃土地不断改造成农田。并不是所有的草原都能变成耕地，但那些附近有灌溉水源的地区和塔里木盆地绿洲周围的沙漠土地是可以的，在后者那里，融雪形成的河流也可用于农田灌溉。在1760年到1820年这60年间，有超过100万亩的土地被开垦为农田，汉族农民就像约两千年前汉代的祖先们（参见第三章）一样，耕种着这里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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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地区的开垦需要气候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水用于灌溉，以及能维持表层土壤肥力的农作技术，这些条件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得到满足。但我们在第七章中将会看到，这些草原在被犁耕过以后，就很可能会在成为生产性农田的同时也造成水土流失，而草原的荒漠化一旦出现就很难再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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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征服准噶尔并将其改造成可耕种和可开发的边疆地带的过程，是中国西部环境变迁的一个部分，而另一个部分则包括了疾病特别是天花的影响。在本书所涉及的绝大部分时段里，中国的草原游牧民族和定居农民都曾经有过从战争到贸易的定期接触和交流，尽管如此，草原与农耕的生态完全不同。它们各自发展出了自己从环境中获取生活必需品的不同方式，也由此而导致了这两个生态区的疾病池（disease pool）基本上仍然是彼此分离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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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离被证明对草原人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像南面中国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或西面的俄国那样经历过天花的肆虐，因而也就没有机会形成某种程度的群体免疫力。即使是在那些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免疫力的社会中，天花的暴发还可能会造成四分之一感染者的死亡，那么在这种几乎没有经历过该疾病的地区，人口的死亡率也就要高得多了。实际上，中国人已经积累了不少对付天花的经验，他们了解天花的病因，并且知道如何选择时机和怎样在房屋与居民区进行隔离。在16世纪，中医甚至已经掌握了一种早期的预防接种方法，通过将受感染病人的痘痂粉末吹送进儿童的鼻孔中，用已经被削弱的天花病毒来激活其免疫系统。这一过程因使用痘痂而被称为“种痘”，后来也被清统治者用来给他们的孩子进行接种。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在众多兄弟中被选中来统治国家，原因之一就是他童年曾感染天花并得以痊愈，因而对此免疫，1687年，康熙开始对皇室推广种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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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也知道天花的危害并限制与汉人的接触以防被传染，与汉人互市，以马匹交易粮食、茶叶和布匹的蒙古人都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只要知道某个部落被传染了天花，他们就会把帐篷隔离开来，并且只从上风口输送食物和水。尽管如此，与汉人联系不仅增加了草原地区蒙古人感染天花的机会，而且还可能将其传播到黑龙江以北西伯利亚地区的森林部落。在那里，天花病毒导致了当地接触人口中50%～80%的死亡。[71]因此，准噶尔“痘死者十之四”也就不足为奇了。就这一点而言，其不幸遭遇和北美洲及太平洋群岛的土著有着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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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濮德培的话说，“（准噶尔）汗国的灭亡，使中国（满族）统治者控制的疆域空前辽阔，包括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伊犁河谷、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黑龙江以北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72]。几乎与此同时，帝国在西南的扩张也达到了顶点。不过，关于18世纪中华帝国向新地区和生态系统的拓殖过程，还有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台湾和海南这两个大型岛屿的开发，只是那里所发生的故事和准噶尔的遭遇迥然不同。[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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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疆（frontier）和边境（borderland）概念往往是非常模糊的，关于其含义更为充分的探讨，可以参见Hugh R.Clark，“Frontier Discourse and China’s Maritime Frontier：China’s Frontiers and the Encounter with the Sea through Early Imperial History，”JournalofWorldHistory 20，no.1（March，2009）：1-33；关于边境的讨论，参见Janet C.Sturgeon，BorderLandscapes：ThePoliticsofAkhaLandUseinChina andThailand（Seattle，W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4-7。译者注：作者的叙述不够明确，这里所说的疆域扩大主要是相对于晚唐和宋代而言。事实上，战国时期，楚国将领庄蹻就已经建立了滇国，秦汉在云南和贵州设有郡县，只是唐代中后期云贵一度由南诏统治，宋代在贵州设有羁縻州，云南一带则为大理国。东北地区在秦汉时期也已设置郡县。新疆的很多地区在汉唐时期就已在中国疆域之内。西藏在元代也已被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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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大部分其他近代早期国家对人口迁移的限制不同，中国的农民可以根据人口压力或经济的吸引力自由迁徙，正如彭慕兰所指出的，这种差异对于中国18、19世纪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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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d Bello，AcrossForest，Steppe，andMountain：Environment，Identity，andEmpireinQingChina’sBorderlands（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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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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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vid Bello，AcrossForest，Steppe，andMountain：Environment，Identity，andEmpireinQingChina’sBorderlands（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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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in Yang，“Horses，Silver and Cowries：Yunnan in Global Perspective，” JournalofWorldHistory 15，no.3（2004）：281-298.中译本见杨斌：《马、海贝与白银：全球视角下的云南》，载刘北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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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bid.，29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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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ohn E.Herman，“The Cant of Conquest：Tusi Offices and China’s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in EmpireattheMargins：Culture，Ethnicity，andFrontierinEarlyModernChina，eds.Pamela Kyle Crossley，Helen F.Siu，and Donald S.Sutt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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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目前我们对这些族群的认知，可参见Stevan Harrell，WaysofBeingEthnic inSouthwestChina（Seattle，W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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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agnus Fiskesjö，“On the‘Raw’and the‘Cooked’Barbarians of Imperial China，”InnerAsia 1（1999）：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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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Li Daoyong，“The Kammu People in China and Their Social Customs，”Asian FolkloreStudies 43，no.1（1984）：15-28.中文版亦可参考李道勇：《勐腊的克木人概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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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turgeon，BorderLandscapes，8.对阿卡人种植方式和不同地区地理、植被、野生生物的详细介绍，可参见该书第120-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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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ohn E.Herman，AmidtheCloudsandMist：China’sColonizationof Guizhou，1200 17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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