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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海南岛建立了更为持续性的政府管理体制，汉人的居住范围也扩散到了岛上几乎所有的低地地区，他们把岛上的黎族人分为“熟黎”和“生黎”，前者已经接受了汉文化和中央政府的管辖，是比较安全的，而后者则还比较原始和危险，与汉人保持着距离并保有自己的独立性。[4]但并非所有的汉人移民都坚持要让黎族人接受自己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些人还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习如何在岛上生活，他们接受了黎族人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加入了黎族。[5]但是，就像宋朝在四川和一些地区的推进政策导致了汉人与当地民族的冲突一样，宋代海南岛的汉人和黎人之间也发生了18次主要的暴力事件。我们尚不确知这些冲突究竟是不是由汉人争夺土地或者强制推行汉族的管理或军事统治所导致的，但从本书中其他边疆地区的史料推断，最有可能的是前者。正如蔡红（Anne Csete）所谨慎指出的：“尽管我们没有汉族农民定居模式的精确数据，不过这种黎族人对汉族客民的攻击很可能是为了抵制汉人的侵蚀和维护自己的土地。”[6]汉族农民需要清理森林和种植水稻，而黎族人的游耕农业虽然也会定期烧掉部分森林，但他们的生活还是要依赖于森林的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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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期，对黎族人的战争仍在继续。虽然有相当数量的黎族人接受了蒙古人的统治，但仍有大量黎民不肯降服，这导致了1290年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元军洗劫了岛上的每一个黎族定居点，并迫使626峒归降……元军第一次攻入了海南岛的腹地，并在五指山脚下刻石留迹：‘大元军马到此’。”[7]除了征服黎族以外，元朝还对海南岛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岛上居住的黎族人和汉族人规模几乎相等，各约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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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遭受了蒙古的军事剿杀，黎族人仍然在继续抵制中央政权对他们土地的侵蚀。随着14世纪初蒙古统治的崩溃，黎族的峒首和他们身经百战的部队从元朝逃离的官员那里接管了这一地区。到1368年明朝建立时，黎族人已经控制海南岛数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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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1368—1644年）海南岛的耕地数量扩大了一倍，从1400年前后的约200万亩增加至1615年的380万亩。其中大部分都由汉族农民耕种，而且有不少都是16世纪中期从黎族地区获取的。到这一时期，海南岛和其他边疆地区一样，都以土司制度的方式接受了中央政府较为松散的管辖（羁縻）。明朝政府授予黎族峒首以世袭土司的职务，以换取其臣服中央和定期朝贡，并继续允许海南岛产品的贸易和出口。这样，低地地区与山区在唐代建立的粮食、丝绸、铁制品与芳香植物及其他林产品贸易得以继续发展，汉人在河谷地带的定居也不断向岛内渗透，而他们与“生黎”间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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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持续不断的汉黎冲突发展成了一场全岛范围的战争，主要是富有的汉族客民购买军屯的耕地并进一步侵蚀黎人土地的结果。1550年，一些当地官员和海南出生的右都御史海瑞一同上书，请求在岛内的重要区域加大推进汉民的开垦，从而消除黎民及其对中央统治的威胁。他们的想法是将那些在黎人已归化地区驻扎的屯田军队向岛内纵深地区推进。一位当地官员“指出黎人各峒地方土地肥美，建议开辟十字道路……通往山区腹地”。海瑞也认为：“其间虽多峻岭丛林，彼之出入来往，自有坦夷道路……大兵一退，即旋转耕其田、处其地……开道设县，今日可及为也……招民、置军、设里、建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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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的明朝官员都把黎族人看作敌人，毕竟很多黎族人已经接受了汉人文化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并采用了汉人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向国家缴纳税赋。从汉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归化了。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真正的敌人其实是危险的环境，而随着黎族人被教化得越来越像汉族农民，他们的状况也就改善了。“国初所以不立州县屯所者，盖其时黎民鲜少，土地荒芜，山岚瘴气犹未消灭故也。方今（1503年）生齿众多，土地垦僻，山岚瘴气已消灭八九。”[9]汉人和他们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显然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方式，征服了蛮荒和危险的环境并将其改造得更加适宜人居（至少对汉人而言）。正如海瑞所暗示的，汉人由此而认识到，自己不仅有能力教化黎族人和把生黎变成熟黎，而且还能改善他们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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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中叶，汉人已经深入岛内，沿着南渡江从北面的入海口向南一直到达了海南岛的心脏地带。官员于是认为其他地区也应该适合汉人定居，并开始关注位于海南岛西南的昌化江流域。我们不知道汉人具体从黎人那里获取了多少土地，又改造了多少农田。但可以知晓的是，政府鼓励这些定居者在河谷地带和山区放火烧掉了森林，不断的烧荒使得森林无法恢复，却为一种在菲律宾和越南类似环境中也有的热带白茅草的生长提供了机会。到1950年时，海南岛的森林只有7%还依然存在，而大部分地区已经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草地或灌木丛。[10]这一转变的绝大部分进程发生在18世纪中期以后，但这一过程的开端则是在155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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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南岛上的森林和各种物种来说，政治的动荡或许是一种幸运。明朝崩溃，满人征服中国，使得海南岛在18世纪初之前得以相对免于外部力量的入侵。明末清初的战争导致人们大批逃离附近的城镇或军事卫所，海南岛几乎无法进行有组织的农业生产，很多土地也被抛荒，以至于清军占领海南岛时，已经可以任意挑选最好的房屋和土地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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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700年前后清军到达时，岛上的人口要相对稀少一些。一位官员（罗启相）曾写道，“极目荒丘，破落残村，杳无烟火”。不过，对于沉香的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另一位官员（张擢士）就担心黎民私人采集沉香和出售给汉族商人，会很快耗尽这种稀有的香料。[12]一直持续到1700年的大量黎民暴动似乎也表明人口的下降并不特别严重。通过以黎治黎，以及向那些愿意与新王朝合作的人授予职位和官阶，清政府逐渐消解了黎族人的抵抗，而海南岛在1700年到1760年间也享受了60年的相对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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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汉人缓慢而稳定的迁入，以及随市场体系（特别是海南岛北部市场）兴起而带动岛内与大陆经济整合的加强。与之前几个世纪主要依赖山区和森林特产相比，到18世纪时，甘蔗和水稻这两种大宗商品已经成为海南的主要输出品。官员就如何处理那些仍然由生黎居住的深山地区展开了争论，一些人仍旧主张开辟道路、安置汉人定居，但大部分人则认为应当听其自便，他们认为生黎们会愿意采纳汉人的农耕方式并与汉族商人进行和平的贸易。“其人忠信朴拙，浑然有太古迹遗其后。黎人渐分生熟，熟黎纳税公家，生黎自食其力。然熟黎颇趋巧诈，生黎未剖天真，至外奸缘以为利，多方诱之，即生黎亦渐非其旧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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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和平的18世纪前半期，海南岛人口和汉族移民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的持续商业化也给山区资源和汉黎民族关系不断造成压力，最终导致了1767年的黎民“叛乱”。“叛乱”的直接原因是汉族商人重利盘剥和汉族地主任意欺凌黎族雇工，两名黎族的首领于是决定赶杀汉人客民。[14]最终结果可想而知，黎族首领被抓获并斩首，从犯被囚禁，汉族客民得到了军队的保护，不过政府官员对如何将汉人安插到黎族土地上心存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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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67年“叛乱”时，汉人和黎人在经济上已经变得非常地相互依存了。汉族商人先贷款给熟黎，再由熟黎与生黎签订契约，由后者清理土地、种植槟榔与甘蔗和采集沉香。一些官员认为最好能够把黎人和汉人分开，从而保护黎人免遭汉人中奸猾之徒的诱骗；但更高级别的官员则已经意识到低地汉人与山地黎人之间贸易的重要性：“琼南藤板香料以及杂货等物，多出自黎峒山谷，今既禁客民、黎人私相借贷，重利放账，若不酌筹交易之法，则货弃于地，黎人未免拮据。应饬各地方官各于附近州县城外汛防地界，设立墟场一二处或两三处，按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定以墟期，俾源源赶墟，彼此交易。”[15]这一方案允许汉黎之间的市场交易，但由官员来调节价格和市场交易的时间，而且，真正的生黎仍然被排除在外，“生黎深处五指山内，向来不纳粮课，窠居野食，顽蠢鸷悍，无异犬羊，仍听其自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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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这些生黎的空间是五指山地区最后剩下的一些人迹罕至的荒野。但是，与大陆上那些难民总能找到更偏僻的山区藏身不同，海南岛的生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熟黎和汉人所包围并推向五指山脉更高处的山区。到18世纪末，汉人和已经接受了政府统治与汉族文化特别是汉族农业生产方式的熟黎，逐渐占据了几乎整个海南岛，他们耕种这些土地，并用山区的各种资源来换取白银。为了获得这些越来越稀少的山区特产，汉人和熟黎也会同其他黎人进行交易，“或借官司名色，或借差吏横眉，饬取贡香、珠料、花梨、大枝、渡船木料、豹皮、棉花、黎铜、藤竹、鹿茸、鹿鞭、熊胆、花竹、苏木等货，奔走无期，犹索脚步陋规，膏脂尽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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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相当长的清单，体现了海南岛的生态系统正在因其自然资源而遭受劫掠。黎族人也尽其可能进行了抵抗，19世纪是黎民“叛乱”和汉人报复事件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到19世纪末，政府官员再次提议改善这一地区，修筑一条贯穿全岛的道路，以解决当地黎族的暴力事件问题。直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才给海南带来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此时，岛上只剩下25%的地区仍然有森林覆盖，而且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来自北京的大量发展计划又使得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7%。[18]1988年，海南岛成为一个独立的省份，并从那时起开始迅速地将自己转变成为“中国的夏威夷”和高尔夫球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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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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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17世纪初的荷兰人，中国政府很可能一直都不会对台湾岛产生浓厚的兴趣，它的环境变迁历程肯定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台湾岛距离福建省沿海约100英里，在本书目前已经涉及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没有引起中原王朝多少关注。虽然时而会有一些汉族渔民或农民到达这里，但他们的人数和造访的频次都不算很多。进入16世纪以后，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西班牙人，再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都试图从亚洲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中分一杯羹。1624年，荷兰在台湾建造了一个堡垒并盘踞在这里，直到1661年被忠于明朝的郑成功部队驱逐出去，此后郑氏对台湾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683年。至此，清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台湾岛的重要战略地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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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岛的地形很有特点，它较海南岛略大一些，形状就像一片茶叶。东海岸是一线非常陡峭的山脉，地势崎岖，几乎没有什么峡湾或者可供人类居住的空间。东海岸的山脉迫使季风沿着迎风坡爬升并形成大量的降雨，而西面约占全岛三分之二面积的背风坡地势则较为平坦，降水量也较少。岛内的植被并不都是森林，也有很多草地。根据邵式柏（John Shepherd）的研究，“在17世纪的台湾岛，茂密的森林和草地覆盖着台湾大片未开垦的平原和山区，到处都生活着鹿群，有时候两三千只鹿在一起活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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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三千年到四千年之前，最早的原住民到达台湾，此后又有好几支其他的民族也来到这里。到16世纪人们开始关注台湾时，岛上已经存在着二十种左右互不相通的方言了，这些土著居民大致可以划分为山区（高山族）和平原（平埔族）两大族群。荷兰人占据了岛上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并发现这里虽然有人居住，但当地人并不善于农耕，因而不得不招纳大陆农民在他们的堡垒（热兰遮城）周边开垦土地，为他们提供食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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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土著总数有五万左右，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人口密度很低，通常居住在较为固定的村庄里，并在他们自己的草原和森林里猎杀数量丰富的鹿和野猪，必要时也进行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他们的村庄周围有“坚硬茂密的竹篱笆”保护，显然是为了应对部族间不断的交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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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说汉人和荷兰人遭遇了非常凶猛的台湾土著族群，那似乎有点轻描淡写了。台湾岛上盛产鹿，“数量最多的品种是水鹿、梅花鹿和麂，大角水鹿和麂会吃旷野和农田的青草和草本植物，以及树林和灌木丛中的树叶、细枝和嫩芽，短角的小麂（山羌）则更喜欢在深山密林里分散觅食”[23]。当地居民也很善于屠宰它们，而在中国大陆和日本都有对鹿皮、鹿脯和其他鹿制品巨大的市场需求，荷兰人急于占据这个市场，通常会用铁、盐和布来与当地原住民交易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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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和18世纪台湾所发生的故事现在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不过其中也还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在18世纪，中国大陆特别是台湾海峡一侧的福建、广东两省人口不断增加，促使越来越多的汉人迁到台湾。这些汉族农民开始将鹿场转变成农田，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并没有取代原住民或把他们赶进山里，由于既有的村落结构和原住民在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某些原因，村落的首领们将他们的土地租赁给了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族和平埔族的土著之间就没有冲突了，矛盾仍然是存在的。而且，随着汉人客民的增加，耕地的开垦逐渐向山区扩张，他们与高山族原住民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并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和政策干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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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邵式柏的研究，清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占领岛屿和维护当地汉族人群所需要的大量花费，尽管农民会缴纳田赋，但这些税收并不足以支付政府管理和驻军的成本。鉴于台湾岛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清王朝绝不能弃岛，但它也不愿意继续与高山族原住民无休止地进行战争。或许它从在海南岛与黎民之间一直绵延到20世纪的战争中吸取了教训。[25]因此，清政府试图用修筑城墙和挖掘壕沟的办法，把汉族客民和平埔族原住民与山区隔离开来，并于1722年立石为界，禁止汉人进一步向高山族原住民的领地迁移。在汉族客民已经定居的地区，清政府也建立了府县行政机构对他们进行管理。[26]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通过修筑城墙把已经归化的熟番（平埔族）和那些强硬的生番（高山族）隔离开来的办法，也曾被用于对待湘西山区的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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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口仍在持续增加，而越来越多的人口也对高山族原住民的保留地造成了更大的压力。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时，汉族客民和平埔族原住民的总人口约为13万，一个世纪以后就增加到了80多万（增加的人口主要来自移民），到1900年时，已经达到了250万（或更多）。[27]清政府多次试图强化汉人与高山族原住民之间的隔离，“但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决心来严格执行这一政策，以阻止无地农民的不断涌入；清政府也曾多次重新划定边界，但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不再全面禁止汉人开垦原住民的土地……而这些原住民部落大多无力抵抗汉人对土地的开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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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对清王朝统治台湾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原住民，而是汉族客民的反清斗争。移居到台湾的汉人有三个主要群体，其中两个分别来自福建的泉州和漳州，第三个是客家人（他们是山区开垦专家，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出于各种原因，福建的族群在大陆时就有着长期不和的历史，并把积怨也带到了台湾，而客家人也被迫捍卫自己的特殊文化习俗。因此，社区间的冲突非常频繁，并导致了众多暴力事件的发生，直到1786年大规模的林爽文起义。林曾打算联合山区的原住民，但是政府的密探成功争取到了这些原住民的支持，并“晓谕生番”林爽文将会来掠夺他们的土地，而叛军的行为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结果，这些高山族原住民不仅成为清政府的帮手，而且在平息“叛乱”后，清政府还“于该处熟番内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为十二屯”，把高山族原住民和汉人分隔开来。[29]“到19世纪时，台湾西部平原的状况已经和大陆的福建或广东地区非常相似了，17世纪初的大量鹿群已经消失，森林也已被清理，汉人的定居农业取得了胜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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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台湾汉人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平原地区的驻军被无数次派去镇压汉人的反清起义或盗匪武装，而直到19世纪末都只是用平埔族原住民来对付高山族原住民。与此同时，根据邵式柏的保守估计，“汉族移民稳步扩大的农田开垦在19世纪初开始也对那些已经汉化的平埔族原住民形成了挤压”，迫使他们大量向东部沿海狭窄的平原区和河谷地带迁移，对于在东北部平原居住的噶玛兰族人（最晚汉化的平埔族）而言，19世纪初汉人移民突然到来时，“他们对于汉人的冲击还完全没有准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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