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7165
1707587166
18世纪茶叶产量的增加显然有一部分是山区棚民的功劳，由此引起的一些结果前文已经论及。到1820年代中期，“近因开垦（茶），山不停注，溪流易竭，竟有十日无雨则无禾之势。且大雨时行，沙土漰腾而下，膏腴变为石田，五谷不生，空负虚粮，故山农与平地农动成斗殴，酿为讼端”[6]。
1707587167
1707587168
因此，尽管森林变成了灌木茶林，一些茶场甚至经营了数百年，但在棚民响应市场需要而不断开发山区资源包括植茶的情况下，茶林并不足以制止水土的流失。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有好几个层次，即使是强降雨，也要经过无数层树叶的阻挡才能最终掉落到铺满落叶的森林地面上。而在华南和东南部的丘陵地带，只有矮小的茶树挡在强降雨和被侵蚀的丘陵之间。实践证明，无论是在滇南山区的原产地，还是在移植的这些地区，茶林都不足以阻挡雨水，保护土壤。
1707587169
1707587170
茶树在这些丘陵地带被广泛种植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种海拔高度的地区，瘴气比较稀薄。正如贝杜维所指出的：“云南84%的面积都是山地，属于横断山脉的三条山脉和三大水系交错穿越省境，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瘴疠主要出现在江河流域、森林和山麓，而在海拔较高的地区则基本没有。”[7]长期以来，汉人、蒙古人先后征服和管理云南的努力都遭到了瘴气的阻挡，它使得北方汉人难以在此定居进而直接统治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从而导致了间接进行管理的土司制度的诞生。正如一位满族官员所说，“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8]。
1707587171
1707587172
和汉人在其他地区拓展领地时所遭遇的别的土著民族一样，长期居住在云南的苗族（赫蒙族）人，也被分成了接受中央政府统治并获得爵位和国家支持的熟苗，及尚未归化的生苗。在云南，这两种土著都生活在疟疾流行区，这也是汉族官员和士兵没有进入这一区域的主要原因。不过，如上文所述，很多汉人涌入西南地区开矿，并要求清政府罢黜土司，以便使自己能够生活在汉人的统治之下。直接进行管理所能带来的一些制度如建立土地所有权法律等，也促使清政府考虑将这一区域纳入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中。一个主要问题是，那些尚未归化的土著部落大多在与缅甸接壤的边界无人区出没，要建立直接的控制，就必须与缅甸接触，并击败甚至将其纳入中华帝国之中。
1707587173
1707587174
但清朝在1760年代后期发起的军事行动最终却以灾难而告终，一位官员曾回忆道：“观缅甸不过西南一部落耳。人非勇健，器非铦利。不及中国兵远甚，惟恃地险瘴重，聊以自固。”[9]连经略缅甸战役的乾隆皇帝也承认：“缅地恶劣，人不能与天时水土争。徒使精兵勇将毙于瘴疠，甚可悯也。是以决不用兵。”[10]
1707587175
1707587176
贝杜维曾研究过瘴疠对汉人在云南扩张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瘴疠对汉人可以直接管理区域的限制，甚至也不仅是瘴疠对于帝国扩张的限制，他的复杂分析表明：“瘴疠可以在生物伦理学的层面划定和区分云南的行政空间。”[11]无论生苗、熟苗，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汉人所缺乏的对瘴疠的抵抗力，这成了汉民和苗民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瘴疠也由此而成为清政府管理云南边疆基本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由疾病而产生的环境约束在物理层面将汉人和苗人分割开来，而这种分割又使得土司制度成为帝国对边疆省份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仍有很多缺乏管理的部落会经常破坏帝国的统治……而这种有争议的空间划分并不完全是人类野心冲突的结果，因为在部落和帝国创建者喧嚣的背后，还有按蚊无休止的诉说。”[12]
1707587177
1707587178
疟疾并不是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时遭遇的唯一致命性疾病。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疟疾一直是环境的一部分，称之为“瘴”或“瘴疫”，主要存在于温暖的低洼沼泽，那里雾气缭绕，腐烂的动植物把水域都染成了深褐色。他们不知道带菌的按蚊才应该对疟疾向人类的传播负责，但他们知道，如果能避开这些类型的环境，或者搬离这些地区，他们就不会感染瘴疠。
1707587179
1707587180
鼠疫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这种疾病可以从一个地区迅速蔓延到另一个环境状况完全不同的地区，古代的中国人往往将其记载为“疫”或“大疫”。在地方志中，“瘴”往往被记录在“地理志”里，而“疫”或“大疫”则常被记载在“大事考”中；“瘴”是某一地区的地方病，而“疫”或“大疫”则只是偶然发生的。不过，云南还是有两个后来流行病学所称的疫源地（plague reservoir），鼠疫杆菌存在于当地一定数量的黄胸鼠中。啮齿动物和人类都会因昆虫的叮咬而感染这种疾病，最常见的就是鼠蚤。
1707587181
1707587182
如果某个走进疫源地的猎人或樵夫，偶然接触了已经感染的老鼠，他很可能会在三到五天内死去。腺鼠疫的病菌只要不感染到肺部（肺鼠疫）并通过飞沫传播，其他人被感染的危险并不大。但云南地区的疾病生态状况意味着，这种危险一直没有远离人类。鼠疫杆菌大量存在于当地的绒鼠和田鼠种群中，这些啮齿动物似乎对这种病菌具有一定的抵抗力，但寄生在它们身上的鼠蚤会去叮咬黄胸鼠，而黄胸鼠不仅生活在野外，还会在收获季节偷吃农民储存的粮食，并藏身于阁楼或屋顶中。即使这样，只要这些老鼠能够吃得好并一直活着，鼠蚤通常也会继续停留在老鼠身上。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老鼠开始快速地死去，那么鼠蚤就会跳到各种新宿主如人类的身上，在人们携带这些饥饿的鼠蚤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致命的鼠疫会突然暴发出来，杀死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感染人群。
1707587183
1707587184
鼠疫早在12世纪到14世纪之间就已经存在于云南了，它也可能从云南传播到华北地区并造成了1331年的那场瘟疫。[13]历史学者卡罗尔·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认为，云南在18世纪和19世纪暴发的一次疫情很可能就是腺鼠疫，而且，她还把云南发生疫情的很多地区与本章前述云南地区随着人口和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商业路线联系了起来，认为：“随着穿过丽江县（云南西部的一个疫源地）的生意人不断增多，他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沿着西藏—丽江的商路把疾病从西藏带入云南，也可能会经过某个已经出现动物疫情的地区。无论是哪种方式，他们都可能会接触到携带鼠疫的跳蚤，并最终把它们带回到地区中心的城镇中。”她在书中所列出的云南疫情暴发地区名单是非常令人震惊的。[14]
1707587185
1707587186
类似的适合鼠疫存在和蔓延的地区还包括东北平原，在下一章我们还会对此进行探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中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政策引入了大批的汉族移民，他们在这里从事农业、贸易、采矿和伐木等，会把产品销售到距离云南当地疫源地非常遥远的市场上。随着人员和货物在贸易路线上的流动，疫病也在传播。市场体系和政府的行动都将整个中华帝国更紧密和更频繁地联系到了一起，这就像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的，中国本身与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建立着更广泛和更频繁的接触。
1707587187
1707587188
中国西南与Zomia
1707587189
1707587190
最近，詹姆斯·斯科特已经将汉人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生态征服与人们在中国西南直到东南亚一带他称为Zomia的高地地区定居联系了起来。斯科特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很多人脱离中央政权的统治，躲进南部的山区和丘陵地带，以寻求逃避国家的控制、税收和各种政府盘剥。这些高地居民本身或许并没有多么特别，但他们对于国家而言却是异类，“随着税收和国家的消失，民族和部落成为他们的组织单位”[15]。
1707587191
1707587192
汉人的迁移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政府的军队从其他土著族群那里夺取了河谷地带，并将土著居民驱往其他山区或丘陵，这一过程非常漫长，本书仅仅涉及了其中的一部分。[16]斯科特认为，这些难民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之后，会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部分也是为了抵制政府管理（不只是中国，也包括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政府），而特别采取的一种不在同一地区停留太久的战术。因此，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和种植块茎和块根作物成为一种政治策略，使“采取汇集人力和粮食资源政策的国家政体难以掠取他们”[17]。从这个角度来看，烧荒垦田并不是早期社会生产方式的遗留，而是一种为适应因中原王朝展示政治力量所引致的政治环境而采取的策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少数民族对中国西部、南部和西南地区山区环境的改变，也是一种对中国政府力量的“遥相感应”。
1707587193
1707587194
关于利用(和滥用)自然资源的争论
1707587195
1707587196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中国古代的官员不得不面对因各种特殊形式开发帝国资源而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他们对此多次展开争论，也展现出了在保护自然区域和生态过程方面的智慧。官员努力寻求平毁洞庭湖周边和珠江三角洲堤坝的办法，以维持正常的水文周期而不至于加剧洪水泛滥。[18]他们担心黄河堤防不断加高所隐藏的危险，并就如何清理泥沙以保障大运河通航进行争论。他们了解岭南山区烟草栽培和江西丘陵地带玉米种植对土壤的影响和侵蚀，并对这些行为颁布了禁令。在台湾岛和海南岛，官员还试图保护一些土著居民的利益免遭低地汉人的侵害。他们也对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和后果深感忧虑。[19]
1707587197
1707587198
有些官员开始意识到大自然的恩惠正在因人们的不断攫取而趋于耗竭。早在18世纪中叶，王太岳就在《铜山吟》中写道：“矿路日邃远，开凿愁坚珉。曩时一朝获，今且须浃旬。……阴阳有翕辟，息息相绵匀。尽取不知节，力足疲乾坤。”农民也知道，那些新开垦土壤的肥力很快就会被耗尽，他们于是不得不继续迁移。虽然清朝对移居辽东半岛的人民没有征收赋税，但一个被流放的官员（方拱乾）指出：“地贵开荒。一岁锄之犹荒，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20]
1707587199
1707587200
到18世纪后期，一位名叫洪亮吉的官员对人口不断增加的状况及其对土地资源造成的压力深感忧虑，并就这一即将发生的危机向帝国的官员提出了警告。他指出，长达百年的和平时代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一个易被忽视的后果是一代一代人口的不断倍增，以及由此造成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被分割得越来越细碎。
1707587201
1707587202
在这样的情况下，洪亮吉认为：“（地）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21]洪亮吉常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也曾认为清代的中国对人口增长缺乏积极的抑制，而只能通过饥荒或战争这样的灾难来进行现实性抑制。不过马尔萨斯误解了中国[22]，洪亮吉的警告和建议也被忽视了。
1707587203
1707587204
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在1750年到1950年间从2.25亿激增至5.8亿，增加了近两倍。这些不断上涨的数字表明，中华帝国的人们能够从他们的环境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能量，支撑人口的农业生态系统取代了支持其他物种的生态系统。当然，各地人口的增长并不均匀，中国中部和东部核心区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而边疆地区的增长则快得多。这种快速增长部分是因为汉族家庭对生育控制的放松和溺女婴现象的减少，部分则是来自核心区人口的大量迁移。有大约1 000万甚至更多人口从中国中部迁至四川，1 200万人口从华北迁往东北，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短距离迁移。[23]
1707587205
1707587206
尽管洪亮吉和其他官员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但中国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仍在与日俱增，并在19世纪达到了危机的水平。一直延伸到帝国最偏远角落的农田和忠诚的纳税人，增强了清帝国的力量和影响，使其能够找到对付那些西北地区讨厌家伙的最终解决方案。但经济发展往往并不能带来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官员甚至发现有些物种已经快要灭绝了。
1707587207
1707587208
到1800年时，老虎和大象这两个我们一直用来定期衡量中国环境从健康、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向农田或被剥蚀的丘陵、山脉转变过程的“明星物种”，已经被推到边缘的边缘，并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绝迹了。华南虎在主要位于广东、江西交界和福建的最后几个山区勉强维持，随着人类不断侵占和破坏它们的栖息地，老虎伤人的事件在18世纪和19世纪急剧增多，随后又因老虎数量的锐减而陡然下降。[24]亚洲象则被进一步推到了云南和缅甸接壤的偏远地区。
1707587209
1707587210
历史学者伊懋可认为这些物种的消失是“三千年来对动物战争的结果”[25]。用“战争”来描述这些野生动物的遭遇或许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虽然老虎和大象（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确实是被猎杀了，既为防止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也是为了销售其身体的某些部位；但猎杀本身并不是导致这些物种濒临灭绝和其他一些物种被遗忘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这主要是为了开垦农田、安置不断增加的汉族人口和实现政府对这些区域的控制。就这一点而言，野生动物的消失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种破坏的结果。
1707587211
1707587212
伊懋可认为，虽然帝制晚期自然界的状况已经非常严峻，但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将自然界或者荒野与人类分开来讨论并对其加以重视和保护的思想。他指出，所有的“自然”都被看作人类社会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汉族文明的工具，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可能会被明智地开发利用，就像战国末期《淮南子》所阐述的那样；也可能会被不负责任地滥用，即如清朝后期。不过，伊懋可的表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正如我们在本书其他部分所看到的，道教和佛教中都有像对待自己一样珍爱动物和自然的思想和主张。[26]
1707587213
1707587214
[1]对这一问题的概述可参见Frederick W.Mote，ImperialChina，902-903，较详细的介绍见Kent C.Smith，Ch’ingPolicyandtheDevelopmentofSouthwest China：AspectsofOrtai’sGovernor-Generalship，1726-1731（Yale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1970）。
[
上一页 ]
[ :1.70758716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