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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三江并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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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关于水资源的讨论将以云南省西北部三江并流地区的环境问题来作为总结，这里是中国最为偏远、最具生态多样性和遭受环境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拥有着独特的地质环境和动植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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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万年前，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造成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迅速抬升，由此形成的地壳褶皱构成了现在夹在缅甸和四川之间的西藏东南部和云南北部地区。这里有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冰川的世界著名大河——金沙江（长江）、澜沧江（湄公河）和怒江（萨尔温江），向南经过因地壳褶皱而形成的6000英尺深的峡谷，并行而不交汇地奔流170多公里，彼此间最近的距离仅有十几公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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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地区除了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1]外，在环境方面也特别重要，根据联合国世界保护监测中心的资料，“这个巨大而复杂的地区包括八个山地保护区群落……地形、地质和气候丰富多样，风景优美，具有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有118座海拔5 000米以上的雪山、冰川、瀑布和数百个冰蚀湖泊。由于这一地区在海拔上的差异，加上正处于东亚、东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生物地理区的交界处，还有南北方生态走廊的位置特点，使三江并流地区拥有着从高山地区到南亚热带的绝大部分古北区温带生物群落。作为中国最富于生物多样性的地区，这里拥有超过6 000种植物……和……世界25%以上的动物物种，其中很多都是孑遗和濒危物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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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很可能是这一地区海拔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与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太平洋东南季风带来的特殊气候条件合并作用的结果。在这个相对并不算大的区域里（南北约200英里，东西约100英里），涵盖了从高山到接近热带的各种气候类型。这些都使得这一地区拥有了“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受外界影响最少的温带生态系统”，包括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针叶林、高山草甸和很多介于这些气候条件之间的生态系统。这里不仅在中国动物物种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而且“中国绝大部分珍稀和濒危动物都曾在这一地区被发现过”，包括三种猴类、小熊猫、雪豹、云豹和“中国种类最丰富的鸟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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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护区并不是原始的荒野，通过这里支撑生物多样性的大量小生境，我们不难想象，这一地区也是大量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生活着大约三十万的藏族、彝族、苗族、白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和纳西族人口。[34]我们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也曾提到过，不同的民族会在不同的时间来到这一地区，并学会开发不同的小生境，通过改造环境来维持它们的生存和繁衍。[35]在云南的一个地区，“白族和汉族农民占据了最好的山谷地带，彝族村落位于海拔更高、面积更小一些的谷地，一个贫困的苗族小村庄则独自坐落在山顶附近”。在云南的其他地区，也都看到过类似三层分隔的山区生态系统。据一个当地居民说：“傣族占据了山谷，傈僳族住在山脚下，景颇人的生活区域则更高。据说这三个民族在过去曾经有过残酷的争斗，直到最后定居到现在的居住地点和海拔高度。”[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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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弱小的民族会被不断地推向海拔更高、土壤更贫瘠的地方。人类学者安戈（Jonathan Unger）在1980年代末曾访问过一个位于10 000英尺高地区的村庄，这里只有“一片荒凉的山坡和一小块土壤，饥饿的农民艰辛地种植着星星点点的土豆，许多这样的地块都位于倾斜角度45度以上的地方，农民有时要用绳索捆住自己，以防掉落到下面的峡谷中”。除了种植土豆外，这些山区的人民还养羊以便用羊毛换钱。“每个家庭都拼命增加自己羊群的数量，结果过度放牧耗尽了山坡上的草皮，已经……在高山牧场造成了水土流失……这种状况在高地地区的扩张正在使这一地区迅速滑向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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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对“经济发展”具有浓厚兴趣并支持在三江并流地区修筑大坝的中国观察者曾说：“我没有看到多少原始森林……我见到在非常陡峭的山坡上的很小块的土地……他们用刀耕火种的方式耕种这些土地……斜坡太陡，在那种地方没法犁地。怒江沿岸的土壤太贫瘠了，当地居民买不起化肥，所以只能用火烧这些野草，种几年以后肥力没了，就再到别的地方烧一片去。此外，那里的田地产量特别低，一亩能产四五十公斤就算好的，平均五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38]这些评论的背景是关于怒江建坝的争论，支持者认为经济发展可以纾缓当地的贫困状况，但显然，他们并没有清楚地了解中国其他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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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还很少有道路通往这一地区。这里偏远的位置、险峻的地势和对云南汉人陡峭的疾病传播梯度，都为当地的人口和自然多样性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但这种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正面临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威胁，特别是水电站的大坝和把世界遗产地及周围地区开发成旅游景点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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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支配自然的努力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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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邓小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的宁夏、甘肃、陕西、四川、西藏、青海、新疆、贵州和云南等省区增加投资和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实施这一战略的逻辑是，东部和沿海地区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下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那么在朱镕基总理看来，现在是时候要关注贫困的西部地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将由国家投资建设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管线和电信等基础设施工程，特别是利用从青藏高原奔涌而出的河流建设水电站，向工业最发达（同时也是电力短缺）的中东部地区输电。[39]在这些计划中，云南省的建设规模尤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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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达凌（Darrin Magee）认为：“云南水电事业的发展就像是在发动一场战争，西部成为中国发展水电力量和战略的根据地。”回应着毛泽东时代“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中国的官方媒体和水电公司在提到1980年代第一个水电站时都用了“抢滩”这样的词汇，此后，工程人员“进军”云南，驯服奔腾的河流，建立了一个“电力航母”来保障沿海特别是广东珠三角地区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麦达凌提到，“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图景，水电工程师的队伍走出新近完成的三峡工程，拍拍手上的灰尘，踏着胜利的脚步，继续向西”进入云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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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则把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各地的修筑水坝和争夺水电资源称为“盲目抢建”。[41]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曾评价说是“一哄而上，遍地开花，不顾后果，不留空间，不听劝告，无河不坝”[42]。对西南地区水电资源的争夺源于2002年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组建的五家营利性企业集团，它们的大多数领导均与共产党高级干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正是它们揭开了中国水电大开发和分占中国主要江河的序幕。[43]在三江并流保护区，华电集团得到了怒江，华能集团获得了澜沧江，三峡集团则控制了长江上游（金沙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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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疟疾与建筑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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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汉人和满人对云南和缅甸的冲击，遭到了陡峭的疾病特别是疟疾传播梯度的限制或阻挡。虽然西方科学已经对疟疾及其治疗有了长时间的了解和大量的文献记录，但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了解的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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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前所述，早在好几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青蒿素的药性，它主要来自两种蒿类植物（青蒿和黄蒿[45]），对于它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4世纪对各种发热的治疗。1967年越南战争期间，胡志明请求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帮助开发治疗疟疾的药物，以便部队能够穿越90%路段都滋生有耐药性疟原虫的胡志明小道。在翻阅大量古代医学文献的基础上，中国科学家于1971年成功提取了能够杀死那些已经具有耐药性疟原虫的青蒿素，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1979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从此以后，中国拥有了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抗疟药物，使得中国的年疟疾病例从1980年的200万例下降到1990年的9万例。[46]这一中国自行研制的特效抗疟药，也为云南省大坝建设的突击部队提供了安全保障。领导青蒿素研发这项秘密任务的女科学家屠呦呦博士，终于分享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而为全世界所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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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江并流保护区南面的澜沧江中下游，“自1986年以来……建设了八个梯级水电站”。据麦达凌计算，这些梯级水电站的总发电量仅略小于三峡大坝。[48]其中第一座漫湾水电站在建设时虽然没有遭遇什么反对意见，但也造成了数万人的搬迁和后续遗留问题，直到2003年当地政府又宣布要在小湾建设第三个梯级水电站时，这些移民的扶持资金和生产生活困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于是有3 000人在一个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绿色流域”的带领下，集体上访表达他们对电力公司的不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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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三江并流地区，公众对官方水电工程反对最为激烈的还是在怒江流域，分析者毛学峰将其称为“2003年至今的怒江战役”。在三江并流地区规划的28座水坝中，有13座都在怒江上。而作为中国目前仅存的两条原始生态大河之一，怒江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的组成部分，但从该地区的地图来看，海拔2 000米以下的流域都被有意地没有划入保护区。曾有报告提到，“当中国官员要求将虎跳峡这一国家公园中的重要景区划出保护区范围时，联合国的官员深感困惑，并询问道，为什么这样壮丽的峡谷不应该被包括在内呢？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为了能建造水电站”[50]。联合国还发现，“2006年（云南提交的）拟改保护区边界的地图与最初申报世界遗产的地图相比，在边界和面积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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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方政府想出了很多办法，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怒江电站项目的反对者似乎取得了胜利，在这些峡谷地带建设大坝的计划虽然没有被取消，但也都被搁置或推迟，后文还将详细介绍这些反对意见。即使怒江将来都不建设水坝，三江并流保护区生物和人的多样性也还是可能会受到其他威胁。该地区已经被列入世界旅游地图，道路的铺设也已经完成，就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官方网站也在推广该地区的旅游业。[52]如前所述，海拔2 000米以下的流域已经被排除在世界遗产保护区的边界之外，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有计划重新安置这一地区的数万甚至数十万少数民族居民，保护其中31个“传统村落以开发旅游潜能”[53]，同时为那些愿意继续穿着本民族传统服装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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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个符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标准的国家公园已经建立。与西藏相邻的普达措国家公园建成于2007年，不久后的2009年又有了老君山国家公园。另外还有一大片区域被指定为自然保护区。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将要看到的，有可能在怒江沿岸还要建立第三个国家公园。所有这一切的建立过程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开发者，本地、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精英，以及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的中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批评认为，这些国家公园的兴趣更多在于将自然环境商业化而不是保护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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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以来云南的森林砍伐（参见第四、五章），再加上水电站的建设和急于开发旅游景点，使得作为“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55]的三江并流地区正危如累卵。在三江并流保护区的战斗所要维护的，可能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生态多样性栖息地孤岛。这一地区之所以这么珍贵，也不仅仅在于其特殊的地质和环境特点及其造就的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中国环境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四千年来的森林砍伐和在政府及其军事保护（或者早期的土司制度）下的农业扩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农业化，人类与环境的互动方式的多样性也已经单一地汉民族化，而三江并流地区也就成为硕果仅存的生物多样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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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生物学家和当地人民为中国仅存的亚洲象建立起保护区，这些问题也纷纷显露出来。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寻找中国大象的中国生物学家们估计，大约有100头大象仍生活在与老挝接壤的西南边境地区。到了80年代，他们开始强调这些大象亟待保护，需要建立保护区才能维持它们的生存。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存在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的注意，后者在1986年开始了一项保护热带雨林和大象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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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了一个漫长、复杂而有趣的过程，在此期间，中国专家、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和大象之间相互作用，力图找到一个能让大象与当地居民在自然保护区共存下去的办法。争执的焦点在于，谁的“知识”和利益更重要？当大象因寻找稻米谷物而毁坏当地农民的农田时，它们是否以及怎样才能有权继续生存？在使用电围栏阻止大象进入农田遭遇失败和没收农民枪支以防止他们射杀大象之后，当地人认为大象已经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也不再惧怕人类了。村民们开始放弃在固定土地上的耕种，转而选择像前文所说的阿卡人的游耕方式。为了满足城市游客对大象的观赏兴趣，还从泰国引进了专业的驯兽师和饲养员，并安置在生态旅游设施“野象谷”中。尽管野生大象的数量确实有所增加，但对于大象和西双版纳的人们来说，这一切最终将走向何方，仍有待观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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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bert Carin，RiverControlinCommunistChina（Hong Kong，HK：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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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Carin，RiverControlinCommunistChina（Hong Kong，HK：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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