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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Mertha，China’sWaterWarriors，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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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转引自Mertha，China’sWaterWarriors，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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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Ibid.，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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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Ibid.，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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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Ibid.，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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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Bo Li，Songqiao Yao，Yin Yu，and Qiaoyu Gao.The“Last Report”On China’s Rivers，Executive Summary（English translation supported by the China Environment Forum of the Wilson Center，March 2013），4.中文版参见李波、姚松乔、于音、郭乔羽《中国江河的“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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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Ib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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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Stuart Leavenworth，“China May Shelve Dams to Build Dams on Its Last Wild River，”NationalGeographicNews，May 12，2016.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2016/05/160512-china-nu-river-dams-environment/.Accessed online 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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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People’sDaily，http：//englishpeoplesdaily.com.cn，March 1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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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Ma Jun，“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s the Way Forward，”ChinaDialogue，October 31，2007，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1440-Ecological-civilisation-isthe-way-forward.Accessed August 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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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如要了解更为深刻的分析和评论，请参阅Sam Geall，“Interpreting Ecological Civilisation，”in ChinaDialogue（July 6，2015，July 8，2015，and July 20，2015），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8018-Interpreting-ecological-civilisation-part-one-；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8027-Ecological-civilisation-vision-for-a-greener-China-part-two-；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8038-Ecological-civilisation-vision-for-a-greener-China-part-three-.Accessed August 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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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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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境史充满了大规模的变化与挑战。森林砍伐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直到长江上游的伐木引发了中央政府的禁令，不过从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向中国的非法走私木材来看，这项禁令似乎的确得到了执行。邓小平执政时期的土地私人承包经营，加上对“科学管理”的信任，使得之前开阔的牧场被围了起来，大片的草原也进一步退化并逐渐变成了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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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仍在不断下降，大多数中国原产的物种现在都被挤到了云南省偏远然而仍旧面临激烈竞争的角落里。中国主要的河流除一条外，其他全都已经被修筑了水坝和水库，以便提供农业灌溉和饮用水，近年来又用于发电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无论是水力还是中国储量巨大的燃煤发电，都无法满足中国以指数形式增长的能源需求，迅速发展的私人汽车文化以及在中国各地从事运输的柴油动力卡车，都带动了中国的石油消费。在过去十年中，如此巨大的化石燃料使用量，已经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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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理之中而且有些令人鼓舞的是，环保组织不断涌现出来，向当地和上级地方政府提出抗议，反对那些造成土地、水源和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央政府也表达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设立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后来的环境保护部，并鼓励媒体对这些问题进行曝光。过去的三个五年计划，已经将环境保护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并设置了量化的投资目标。除了将环境保护列入小学的课程体系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还提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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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提法看上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和天命观下的“天人感应”思想。而且，正如这些思想往往是在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受到干扰时才被一次次重新阐明一样，大规模的环境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数以千计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似乎也为现在倡导的“和谐”和“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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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考察中国长时段历史中的变化和连续性这一庞大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乃至20世纪中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让位于短暂的中华民国，此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力量又帮助共产党人成功地取得了政权并从1949年一直发展到今天。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和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至今）的中国一直都在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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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环境变化的规模和节奏并不一定会和通常的历史分期保持同步，环境史的视角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从三个维度来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首先，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时间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环境危机的过程中，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环境的退化，能够被循环回到农业生产以支撑人口规模的营养物质正在不断减少。伴随“大跃进”而发生的那场本应可以避免的大饥荒表明农村地区的营养物质已经极度耗竭，以至于无法容纳野生动物的生存，因为几乎没有资料记载当时的数百万饥民能找到哪怕是老鼠或虫子之类的东西来充饥。在能够工业化生产化肥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着和帝国时期的先辈们同样的生态约束，也只好使用同样的办法来增加食物供应量——把更多的森林和草原开垦成耕地。化肥特别是氮化合物的大规模应用当然可以增加农业的产量，但这些化合物现在也在从耕地渗透流失并对水体造成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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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几千年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逐渐削弱了环境的恢复能力。最清楚反映出这一点的就是，原来在中国庞大复杂的水文系统中担负天然水库职能的湿地、湖泊和河流三角洲，逐渐被改造成了易发洪水的农田和村庄。随着这些天然蓄水区被填充，中国只好建造大量的（根据最近的一次统计有8万多个）水坝和水库，以蓄水、灌溉和提供饮用水。这种人造水利系统的脆弱性会时不时地体现为水坝的崩溃和由此引起的大规模破坏，以及由（并非无法预料的）季风强降雨导致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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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科学和生态方面的目标和举措，与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都与现代化工程有着显著的联系。两者也认为环境存在的意义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通过现代理性的科学和管理方法，国家可以控制自然并使之创造出更大的可以缴纳赋税的财富，而无须耗尽这些资源。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共产党政府拥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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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正在摆脱旧生态体制的束缚和限制，迅速地进入一个化石燃料和化学肥料的时代，也面临着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随的各种环境挑战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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