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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 [:170001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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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意大利艺术产生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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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意大利文明的另一个特征，以及产生高超艺术的另一个条件。在其他时代，精神方面的修养也和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高雅，而绘画艺术却没能同样放出异彩。就以今天的时代为例，在知识上，我们的经验和发现比16世纪多出了三百年，而且我们的头脑接受了更为丰富、更为新鲜的信息和观念，然而我们却不能说，现在欧洲产生的艺术作品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样美妙。所以，要解释1500年的伟大艺术，仅仅指出拉斐尔时代的人思维活跃、多才多艺，这是不够的，还需要明确这种智力和文化的性质。前面已经把15世纪的意大利与同时期的欧洲作了比较，现在还要同当今的欧洲再比较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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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圣乔治与龙》，1505-1506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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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行比较的国家是当今欧洲最富学识的国家——德国。在那片国土上，特别是北部地区，人人识字，年轻人都要在大学里面念上五六年；不光是有钱人家和生活安逸的家庭。几乎所有的中产阶层，还有下层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长期忍受着清苦和窘迫求学。在那里，学问备受推崇，有时候竟出现造作卖弄的风气。许多年轻人视力很好，可是为了显得斯文，竟也戴副眼镜。一名二十几岁的德国小伙子可不像我们看到的法国小伙子那样，只想在俱乐部或者咖啡馆里露露脸，他们心目中盼望掌握关于人性、社会、自然、超自然以及许许多多领域的理论。简言之，要有一套无所不通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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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级的抽象理论，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人更兴趣浓厚、更不停钻研、更具天生的领悟能力，正是德国创立了形而上学和各种哲学体系。可是，过度深刻的哲学思想对于绘画艺术却是不利的。德国的画家们在油画或壁画上竭力表现人道主义和宗教思想，他们把色彩和形式附属于思想。他们的作品是象征性的，他们在墙壁上所刻画的俨然是哲学课和历史课。假如你去慕尼黑看一看，会发现他们中最出色的画家都像陷入艺术迷途的哲学家，他们所擅长的是吸引理性而不是视觉，他们的工具应该是钢笔而不是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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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英国的情况。在那里，一个中等阶级的人年纪很轻就得进商店或者账房，每天工作十小时后，回到家还得干活，费尽心思和体力以求挣到更多的钱。不久，他结婚了，有了一大堆孩子，而他的工作越加辛苦，竞争更加激烈，环境愈加严酷，可他的生活所需却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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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富人和贵族们也少有闲暇。这些人总是忙忙碌碌，被各种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务所纠缠。政治先要占去很大一部分精力，各种会议、委员会、俱乐部总要参加吧，还有《泰晤士》那样的报纸，每天总有整版的内容等着你去读，还有数字、统计表、一大堆枯燥的资料都要你一口气审完并且理清头绪。除了这些，还有大量的宗教事务、各种基金组织、慈善活动、各种公务和私事的改良问题、财务方面的质询、权力纠纷、功利主义和道德问题的争论，全都需要你不停地倾注精力——这就是英国的精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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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绘画和其他吸引感官兴趣的艺术都自然而然地退到了次要位置。大家都在考虑更紧要、更迫切的事情，没有时间关注艺术。即使投入部分精力，也是为了传统和赶时髦。他们只把绘画当成一种古董，可以供个别业余爱好者发挥一下趣味而已。其实不难见到有商家掏钱兴建美术馆、买下绘画原作、创办艺术学校，但这些行为与他们为福音传道、筹建育婴堂、治疗癫痫患者所做的意味相仿。这些人士也维护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他们相信音乐可以使人们文雅起来，从而减少星期日的酗酒风气，而绘画则有助于提高技工的手艺和眼光，从而制作出好看的服装和昂贵的首饰。艺术的品味全不见了，他们对于美妙的形体和色彩的感觉只来自于学校的培养，这好比花了大价钱从外国买来的橘子，放进温室很费了一番心思培育它，可最后不是酸溜溜的，就是变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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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乔内，《牧人来拜》，约1505-1510年，画布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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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的当代画家是才华有限的、不被欣赏的画匠。他们所画的诸如一捆稻草、起褶的衣衫、植物的枝杈，无不显得枯燥而琐碎。长期的辛劳使他们身心疲惫，搅乱了形象和感觉的平衡，对色彩的和谐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他们用鹦鹉绿覆盖整张画布，用锌和铝的颜料抹成树木；画人体的时候，就用那种生牛肉的红色去涂抹。除了对五官把握还算有些理解，对性格刻画还有些见地以外，在外国人的眼中，他们全国性的展览无非是把各种颜色杂乱地、粗劣地混合在了一起，简直像一场乱糟糟的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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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们得出的答案是我所说的这些德国人是日耳曼化的，那些英国人是一本正经的新教徒，他们都致力于渊深的学问和实际事务；而在法国，至少还有情趣，还喜欢享受。的确，现时的巴黎是世界上最喜欢读书和交流的城市，也最喜欢评论艺术，他们鉴赏美，对美下各种定义。外国人发现在那里生活真是最惬意、最丰富、最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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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法国的艺术超过别的国家，但他们自己也承认，还是无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杰作比肩而立。在某些性质上两者是不同的：法国作品表明的是另外一种精神，唤起别样的感动。作品的诗歌、历史、戏剧成分远远超过造型艺术。对于裸体的美感和一切单纯的自然存在的美，法国画的领受能力是低劣的。它费尽一切心思去表现远方与古代的真实场景、真实的装束，表现炽烈的情绪和风景中的诱人部分。它成了文学的对手，与文学在相同的土壤里耕耘，最终取得相同的效果。它同样在唤起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理、探古寻幽的兴趣、激烈的情绪、病态的感受、对于过度精致的渴求。它只是换了一下形式，以景象向市民讲话，而市民正苦于劳作的疲惫，受着办公室工作的拘禁，脑子里被纷杂的念头挤满了，所以渴望新鲜奇特、历史文献、感官刺激和乡间的恬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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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到19世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大脑受到的冲击和搅乱是无比复杂的。在巴黎乃至全法国，过度的辛苦来自两方面原因。首先就是生活变昂贵了，无数的细小的便利变得必不可少。地毯、窗帘、扶手椅对一个生活简单的单身男子都成了生活必需品。假如他要结婚，还得另外添置摆满小饰物的多宝阁，一套漂亮的、价格不菲的结婚礼服，还要有许许多多小东西做装点。这些东西都得花钱去买而不能跑出去拦路抢劫，或者像15世纪那样靠分得没收来的财物而获得，他必须要通过辛苦工作挣回来。因此，生活的多数时间是在辛劳中度过的。再者，人都有当官发财的野心。由于我们采用民主制度，所以所有的位置都变成了竞争，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依靠能力把它赢到手。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隐隐约约存着当部长或者百万富翁的希望，因此，这种竞争状态又使我们的工作和忧虑加重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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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巴黎的人口总数是一千六百万，这个数字不仅可观，而且是太高了。巴黎是个成功机会最多的城市，所有具备能力、野心和干劲的人都蜂拥而来，摩肩接踵地挤在了一起，国家的首都这下子成了一切优秀人才和专业人士乐此不疲的地方。但是到了这里，他们的发明和研究就成了普通的东西。他们通过课题、舞台和贬低性的谈话来相互刺激对方，这些人全都像染上了高烧一样。巴黎的精神世界不在一种稳定健康的状态之下，人们的头脑是过热的、负担过重的、亢奋的。绘画和文学两方面的成就都受其影响，有时候对艺术有些好处，而更多时候则妨害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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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的意大利不是这种情形。在那里见不到上百万的人拥挤在同一区域，只有五万、十万、二十万人口的城邦。那里没有这么多野心勃勃的灵魂拥塞在一起，没有好奇心的骚动，没有煞费苦心，没有过多的社会活动。那里的城市是优良人的住所，不像我们这里一大片乱糟糟的人流。他们对于舒适的欲求是适度的，身体充满原始的生机，大家都骑马外出，在露天的空气里安逸地生活。那时期的宫殿确实宏伟，但我怀疑一个现代的寻常百姓是否愿意住进其中的一间。因为那里面并不方便而且阴冷，椅子上雕刻着狮头和跳舞的山神，都是些艺术精品，不过坐上去会觉得硬梆梆的；而现在一间小小的寓所、一所大宅的门房都要比利奥十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的宫殿舒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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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埃利色雷的女预言家》，1508-1512年，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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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不可缺少的那些小小的便利，当时的人们并不要求。他们的奢侈是为了拥有美，而不是为了享福。他们心里想的是如何把立柱和人像布置得高雅好看，而不贪图省钱购得一些小摆设、长沙发和屏风。再有，高官厚禄的大门对大众是关闭的，要想迈进这道门槛，除非靠着赫赫战功，或者得到王孙贵胄宠信的少数杀人魔王、高级刺客，以及一些善于巴结的门客才有机会。激烈的竞争、蜂窝样的骚动、长期不断的跃跃欲试、想尽办法要超过周围人的情形，在那个社会里是见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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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说明，那时期的人比现在欧洲和巴黎的人在思想上更加平衡，至少对艺术来说更加平衡。要想使绘画艺术获得繁荣，所需的那片精神土壤就不能是从未开垦过的，但开垦得过度也不行。封建时代的精神土壤坚硬厚实，而今天它已变得支离破碎；早先的文明没有进行充分的耕耘，可今日的却布满了犁沟。要想让提香和拉斐尔的手把壮观单纯的画面留在画布上，需要他们周围的人脑子里自然而然地形成同样的图像；要图像自然而然地产生，它就绝不能受到“概念”的阻碍和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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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说法极为关键，请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多费几句唇舌。文明过度的特点是使图像受挫，而让概念占了上风。在教育、谈话、想法和知识的不断作用下，对于事物的原始知觉会变得紊乱、破碎、消退，以致于被直截了当的概念、分门别类的术语、代数符号一类的东西所取代。从此以后，思维就演变成纯粹的抽象方式。如果还要掉头回到图像，那就相当费劲了，需经过一番病态的、全身痉挛的震撼，附以错乱的危险的幻觉才能办到。这就是我们今日的思维状态，我们再不能很自然地成为艺术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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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杂乱的、交错的、分割的、此起彼伏的概念，所有的文化，包括本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眼前的，都像洪水一样涌进我们的大脑、积存下来。比如对今天的人说出“树”这个字，他就知道那不代表狗，也不代表羊或者一件家具。他会把这个符号装入脑中能分辨和标识的地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理解。通过学习和认知，我们的大脑已然充满了抽象的符号，再通过内部的条理习惯，有规律地、合乎逻辑地从一个符号到达另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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