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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0 古罗马军事体系的衰落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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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位期间发生的马克曼尼战争是日耳曼人推翻罗马的前兆。马克曼尼人生活在波希米亚，得到其他日耳曼乃至非日耳曼部族的支援后横渡莱茵河，突破罗马边防，攻城略地，最远打到阿奎利亚（Aquileia）[25]，而且威胁到了意大利。为了筹款，马可·奥勒留皇帝将皇冠上的珠宝都卖掉了。有一次，他本人和军队落入险境，多亏了一场在传说中大书特书的雷雨才得救。罗马人总共用了16年时间才最终打败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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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场战争如何搅乱了罗马世界，它并非未来之事的先兆，而是可以直接放到边境战争的序列中，这种战争在奥古斯都时代就有了。日耳曼人之所以在初期取胜，是因为罗马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到了东部的帕提亚战事中。即使我们不能说这场战争直接导致多瑙河部队被调走，但它依然是罗马不能立即派出充足援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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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肆虐多年的瘟疫加剧了形势的严峻程度，也让罗马人更加不好过。得知这一有利时机后，日耳曼各部于多处同时越过边境。在罗马人看来，这次行动似乎是蛮族大规模结盟的结果，而在后代史家看来，它就成了民族大迁徙的前奏。1但事实上，这场战争属于前一个时代，而非下一个时代。如果说日耳曼人一度让罗马军队落入险境的话，同样的事情在德鲁苏斯和日尔曼尼库斯那里就发生过。马克曼尼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并非因为罗马人难以将入侵者赶回多瑙河以外，而是因为日耳曼人抢走了大量战利品，特别是俘虏，罗马人则想要把人口和财物夺回来。这场战争只在一点预示了未来，那就是东方同时出现了一位并立的皇帝，让马克·奥勒留的多瑙河沿线部队不知所措。尽管如此，马克·奥勒留最后还是打败了胆敢入侵的敌人，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史料记载的话，他几乎将罗马帝国的边界扩展到了波希米亚。但马克·奥勒留随后就去世了（公元180年），而他的幼子兼继承人康茂德不是一个能将他的事业贯彻到底的人。于是，边界线依然是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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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康茂德死后震动整个罗马帝国的混乱内战时期也没有打破罗马的军国传统。塞维鲁王朝诸帝——塞提米乌斯、卡拉卡拉（Caracalla）、亚历山大——仍然能够制定宏大的战争方案，甚至有意在东方打胜仗。美索不达米亚再次落入了他们手中。但是，235年塞维鲁王朝的灭亡引发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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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为止，哪怕是在形势扑朔迷离的情况下，最终建立稳定政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且政权往往能够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从此不再是这样了。塞维鲁家族无疑重新建立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王朝，但他们被强力推翻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帝位和平交接不再可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往往刚刚登基就被杀害，然后一个接一个省份有人称帝，自相攻伐。大片帝国疆土自立君主，常年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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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适合详细阐明罗马帝国衰弱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这绝不是一个逐渐腐朽的过程。恰恰相反，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随着民族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罗马城过去享有的优越地位渐渐消失，而当年将罗马帝国维系在一起的正是罗马的主导地位。只要各个行省仍然属于蛮族，它们就不可能取得独立的形态：脱离了帝国，它们又是什么呢？尼禄死后，高卢就发生过这种变乱，最后因为缺乏目标而再次被平息。因此，罗马城为世界帝国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世世代代掌握权柄。如今，不仅是意大利，阿非利加、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都拉丁化了，充斥着罗马文化；同理，帝国东部浸润着希腊文化。越来越多的拉丁化行省人士进入了军官队伍、文官行列、骑士阶层以至于元老院。2但恰恰是由于这一发展，才让从喀里多尼亚山脉到底格里斯河，从喀尔巴阡山到阿特拉斯山[26]的众多地区更难通过武力结合在一起。现在，从属罗马的城乡都觉得自己与罗马、与意大利是相似且平等的。通过将罗马公民权同等地赋予所有属民，卡拉卡拉从法律上承认了上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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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罗马帝国并没有像有些人仍然相信的那样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地中海周边各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人民勤劳有干劲。在两百年里，内部的和平状态只有很少的时候被打破。船只不仅畅行于整个地中海，甚至可远达黑海与大洋，没有贸易的邪恶敌人——海盗——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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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度衰退了，因为对外战争很少能带来新的战俘。大地主们不得不将庞大的地产分成小块租给佃户，或者开辟殖民地。与没有家人的大批奴隶不同，越来越多家庭在乡间定居，抚养子女，从而增加了人口。贵族也开始从城市迁往乡间，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过去，地位重要的城市几乎都是海运城市，而现在有许多地区出现了沿河的内陆城市。一代代添砖加瓦的公路网络越来越稠密。统合全国的庞大行政系统有序运转。军事负担不仅不重，反而是很轻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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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问罗马人民的精神与道德的状况，当然称不上堕落。在最后一批狭义的古典时代杰出代表——塞涅卡（Seneca）、普林尼（Pliny）、塔西佗和诸位法学大家——之后，马上就有基督教教父[27]继之而起。现在，我们来到了基督教会蓬勃发展的时代。单单是“基督教会”这个词就能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多么丰满的精神和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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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内战也丝毫没有表现出罗马国家有衰老的迹象。一批能力卓绝、意义重大的人物先后登上皇位：德西乌斯（Decius）、克劳狄乌斯（Claudius）、奥勒良（Aurelian）、普罗布斯（Probus）、戴克里先（Diocletian）。罗马仍然不缺少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将军。上述几位皇帝毫不逊色于先前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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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灭亡的原因不能从上面的几个方面去找。按照其本质，一个繁荣进步的经济体系不会突然间、决定性地转向相反的境地。罗马人的品性也不会大变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帝国的灭亡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动，而这一变动表现得最强烈的地方正在于政治最强力的工具——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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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世界帝国固然荣耀，却从来不能缔造稳固的、自立的上层权威。罗马帝国不具有现代世袭王朝的性质，从一开始，它就包含着继承制与自立制的内在矛盾，后者指的是军队统帅对皇位的主张，也是当年恺撒权威的基础。事实上，恺撒的继承人到底应该是他手下的将军安东尼，还是他的亲属屋大维？这个问题曾长期悬而未决，这条内在的裂隙也从未得到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继承权会让权杖被交到无能之辈和不堪忍受之人的手中；而推举君主——或由于首都民众暴动，或由元老院、禁卫军、军团拥戴上位——总有跋扈篡位的性质。两种德不配位之间存在着冲突。足以令人惊讶的是，在尤里乌斯王朝绝嗣之后，罗马依然能在一个半世纪多的时间里通过（主要是军队和元老院之间的）谅解与妥协而确立公认的皇帝，建立稳固的秩序，这一点强有力地证明了罗马人民的政治智慧。随着上述情形不再延续，产生的危机终于导致了帝国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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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表现就是军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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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罗马军队的统一性最初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保证的：军队的核心即军团由罗马公民组成，而各行省的部队单位被配属给军团。后来，军团的兵源逐渐转向各行省，意大利人则只在禁卫军服役。但是，当他们在禁卫军的实习时期结束后，他们会成为军团百夫长的最主要来源。军团接受了这一点，正如行省整体上接受了罗马的统治，因为帝国的根基就是罗马的权威。早在提比略时期的一次高卢起义中就有人指出，罗马平民基本上缺少尚武精神，罗马军队的力量在于非公民。3起初，帝国的概念仍然以罗马为基础，政治观念也强于纯粹的军事观念。可到了现在，连续几代人的统治已经让行省自身变得罗马化了；罗马霸权的内在根基已经不复存在，自行消失了。塞提米乌斯·塞维鲁登上帝位标志着行省起来反对意大利人的统治了。这位皇帝处死了意大利人百夫长，消灭了意大利人组成的禁卫军，然后换上他从军团中挑选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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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行省的罗马化能贯彻到底，这一转变就不会意味着军队的弱化，反而会让军队更强大。但在行省罗马化这一主体要素的边边角角依然活跃着蛮族气质和部落个体性的要素，从而损害了军队的统一性。随着时局的变动，伊利里亚人也好，阿非利加人也好，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28]，在民族自豪感的感召下，他们个个都想执牛耳，长期稳定的条件就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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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队来说，皇位频繁迅速更迭总是意味着一种类似人体发烧生病的状态，即便整体还是健康的，却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力量的丧失。军团意识到自己有选择皇帝的权力，而且选择皇帝能够奠定自身的地位。尽管有扰乱发生，但每次扰乱结束后，罗马国家元首的头等大事就是维持和恢复军纪。做到这一点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哗变事件之间有相当长的间隔期，以便权位坚固的铁腕皇帝能够让臣民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皇帝们都做到了。然而到了现在，打击接踵而至，士兵们不再感觉自己依赖皇帝，反而是皇帝感到自己要倚仗士兵。不断有人称帝，也不断有皇帝被杀，内战成了常态，君主更替频繁，这些情况摧毁了之前一直维系着罗马军队这道坚固长城的水泥，也就是罗马军队实力的根基——纪律。试图维持和恢复军纪的皇帝——佩蒂纳克斯（Pertinax）、波斯托慕斯（Posthumus）、奥勒良、普罗布斯——都因此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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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偶然发生的自然过程和内战同又引发了一场经济灾难，让罗马军事体系卷入旋涡并最终被其吞噬。所有高级文明共有的一个要素是：铸成货币的贵金属会为社会机体注入经济动能。如果没有大量金银储备，古代文明和罗马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如缺少铁一样。尤其是，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只有在货币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维持。抵御帝国周边蛮族的边防军团是靠内地行省缴纳的税金维持的。而到了3世纪，贵金属变得匮乏起来。我们从文献中不能直接获知其何以发生。贵金属因长期手持、抛光、遗失、隐匿、火灾、海难导致的自然磨损数量一向不在少数。不过，据普林尼记载——这一观点得到了流传至今的古硬币的验证——极大量的金银流入印度和中国，罗马与两地之间存在着规模虽大但几乎是一边倒的贸易。我们发现提比略曾抱怨当时的罗马人用货币来换取异族人的珠宝，而到了韦斯巴芗年间，每年来自东方的商品金额不少于1亿塞斯特斯[29]（合2200万马克）。4因此，从奥古斯都到塞提米乌斯·塞维鲁的两个世纪中，从罗马帝国流入印度和东亚的贵金属价值约为40亿马克。5据中国史书记载，一名大秦王安敦的使者曾来到天朝，或为安东尼·比乌斯年间的一名罗马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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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贵金属也流入了蛮族地区，特别是日耳曼人地区，贵金属起初是作为军饷，后来则是贡金。这些贵金属是回不来的。无数迹象表明，上述损失都没有得到补充，因为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地中海沿岸已知且已开采的矿藏都已经枯竭。当然，即便在当代，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可用的贵金属供给来进行贸易。我们已经懂得了如何通过各种形式的信贷、纸币、银行券、外汇和支票来补充贵金属供给。尽管如此，要不是南非意外发现了新的大型金矿，现在的贵金属供给（我指的是1914年之前）可能还是会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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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技术角度看，罗马人有没有能力发现替代货币的现代交换手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深入探讨了。迦太基人据说一度使用过皮革制成的货币。哈德良时期，出现了银行体系的雏形，即公办汇兑所。6但是，大规模运用这些手段和组织形式，确保信用纸币的兑换能力和防止假币所要求的技术前提都是古人没有的，就连我们也是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的。无论如何，完全不考虑技术前提条件的话，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发行、堪用信用货币的条件，那就是有利于信心形成的稳定政治局势。恰恰在罗马人最需要稳定政局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它。争取主导地位——同时也是生或死的问题——消耗了皇帝的全部实力，也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除了不断贬值货币，他们找不到解决之道。奥古斯都时期的第纳里是纯银币，尼禄掺入了5%至10%的合金，图拉真15%，马可·奥勒留25%，到了公元200年前后的塞维鲁时期更是到了50%。60年后的加里恩努斯（Gallienus）统治时期，取代第纳里币的安东尼安努斯（antonianus）币通常只有5%的含银量。7奥古斯都时期的1个第纳里合德国的87芬尼，戴克里先时期就只值0.8芬尼到1芬尼了。[30]金币铸造早在马可·奥勒留时期就大大放缓了；卡拉卡拉时期改铸小币，而且产量很不规律，以至于黄金完全失去了通货的性质，只能称重计值。8以货币为基础的财产和法律关系受到冲击并解体。随着衰退卷土重来，货币短缺的问题对更迭频繁的皇帝们来说愈发紧迫。9基于传统关系和制度的税金再也收不上来了。埃拉伽巴路斯（Heliogabalus）一度要求用黄金纳税，但可用的黄金同样不足。10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塞维鲁为了能征到税，将税额降低到了过去的三分之一。11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Maximinus Thrax）对一切收入和公共娱乐活动的献礼征税，没收广场装饰和神庙供品——不仅是金银，连铜也不放过——用于铸币。12奥勒良曾试图强力整顿财政体系，结果在罗马引发了大暴乱，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们都没有能力解决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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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今天，每当偶然有当时埋藏起来的财宝出土时，我们都能对3世纪的罗马财政状况有所认识。这些“财宝”常常是成千上万枚几乎毫无价值的小合金币。被藏起来的金银有可能已经不在罗马公民的钱箱里了。但在日耳曼地区，我们发现了全是优质旧币的财宝。蛮族懂得区分真钱和假币，军饷或贡品必须给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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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危机令罗马世界帝国欣欣向荣的经济活动放缓乃至停滞；这条庞大机体的动脉失去了血液，干涸了。在3世纪，货币经济几乎灭绝，文明世界又退回了以物易物。如果我们将货币经济和以物易物视为绝对的对立面，那就会得出错误的认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即便在最发达的货币经济中，以物易物的某些残余和元素依然存在。文明世界的经济生活于3世纪后退到以物易物，按照通行说法，这种状态持续了11个或12个世纪。但是，以物易物时人们从来不曾完全放弃使用货币，而只是一方大兴，另一方后退而已，使用“货币经济”和“以物易物”的字眼是为了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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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识到罗马帝国的经济要素需要巨量贵金属才能正常运行的话，那么文明世界在3世纪从货币经济退回以物易物就更容易理解了。几乎全部的军队都驻扎在边界上。行省缴纳的税金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本地；一部分会运到罗马，通常会常年存于国库；税金的大头会送去军营支付军饷。这些货币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回流到行省的过程很缓慢，而贸易是通过金币和银币进行的。士兵要求金银作为军饷。身居罗马城的皇帝或者将钱币存入国库，或者为了安抚平民而散发出去。奥古斯都年间，一年的军饷可能会高达5000万第纳里，军粮等补给品另算。他在安齐拉铭文（Monumentum Ancyranum）中自诩共将9.198亿枚塞斯特斯币（合2.5495亿第纳里或2500万马克）发给了公民。钱币必然会持续从阿奎塔尼亚、西西里、希腊等无驻军行省运往莱茵河、多瑙河和罗马，再由为士兵、宫廷、罗马公民供给所需的商人带回来。在运过去慢、卖出去也慢的条件下，需要连（有纳税义务的）最小的镇子和最偏远的村子都必须持有可观的钱币，如此整个体系才不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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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的货币供给过少，以至于这套体系崩塌了。正是降低成色，表面上增加钱币数量的权宜之计最终导致了必然降临的危机，因为币值的不确定性既摧毁了行政法度，也让贸易陷入瘫痪。甚至早在蛮族入侵真正发生前的2世纪下半叶，罗马人就开始将钱币埋在地下，以免被税吏发现，近几个世纪以来出土的财宝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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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凭借卓越政治才能重建稳定政权之后，也一度试图用强力手段恢复经济和财政秩序。他实施了全面的价格管制措施，在帝国境内的每一座城市刻石公告——因此，大部分公告以众多铭文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试图立法重新建立早已完全丧失的货币与货物之间的平衡。有人因此被判处死刑，但仍然拗不过自然经济规律的力量。尽管此事还有许多方面有待学者澄清，却足以表现出逐渐向以物易物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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