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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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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走在大学的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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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的一天，我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在博实超市门口马路对面，一位相貌平实的女孩拦住我，微笑地问：“请问您听说过《圣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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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指的是《新旧约全书》，那我不但听说过，甚至还读过部分篇章的拉丁文。但是我知道她想干什么。我并没有像网上的段子教的，以更热烈的情绪回问：“请问您听说过安利吗？”而是一言不发，转身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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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京大学的校园本来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北京市中心，二环里面。现在的北大校园北部原先其实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比如燕南园就是燕京大学的教师宿舍区。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不同的院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才从市中心搬到了燕京大学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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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之所以被撤销，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所教会大学。清末西方侵略者强行打开中国国门，传教士随军队一同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洋教，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民国时期，中国有许多教会办的大学，很多是用古雅的地理名称命名的——除了北京的燕京大学，还有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的震旦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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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54号院，著名史学家洪业曾在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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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会大学往往很早就开设了生物学系和农、林学系（比如燕京大学生物学系于1923年设立，就比北京大学早2年，比清华大学早3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生命科学人才。前面提到的研究蕨类的大师秦仁昌，本科就毕业于金陵大学。不过在教会大学毕业的华人植物分类学家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位以研究冬青著称的女分类学家胡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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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秀英于1908年生于江苏徐州农村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是家中的第三代基督徒。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她的父母比较开明，没有让她遭受缠小脚这种传统陋习的折磨。她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中就读，因此不仅受到了完全新式的教育，而且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中学毕业后，她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课余的时候喜欢体育运动，棒球、曲棍球都打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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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胡秀英从岭南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因为日军全面侵华，便到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也是教会学校）任教，边教书边去野外采集植物。抗战胜利后，她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由此开始和冬青结下不解之缘。博士毕业后，她先是在哈佛大学工作，然后在1968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还是教会学校）任教。虽然已经年逾花甲，她仍然为了采集植物踏遍了香港的每一个山头，一手建立起香港中文大学的植物标本馆。她还热心于植物文化的传播工作，成了香港市民尊敬的“百草婆婆”。中国有一种卫矛，因为是根据她采集的标本定名的，为了向她致敬，就起名叫“秀英卫矛”（学名Euonymus huae）。不过这个种的学名在发表时被写成了Euonymus“hui”，根据拉丁文语法，-i是男性人名的后缀，所以必须改成女性人名的后缀-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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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秀英的一生与植物和宗教都紧密不可分割。巧的是，冬青的英文是holly，又与英文中“神圣的”一词holy发音相近，拼写仅差一个字母。是基督教让她从苏北的农村脱颖而出，成为民国时代凤毛麟角的西式青年；又是基督教让她投身于科学事业，成为颇有成就的植物分类专家。不过，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像“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科学定律之后就撒手不管、任其发展一样，基督教替中国教育事业最初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之后，就结束了这个使命。连燕京大学的校园在成为北大校园之后，也完全失去了宗教气氛。漫步在未名湖畔，不会再有人能从秀美的湖光塔影中感受到造物主的慈爱，却让人觉得当年高举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英魂，仿佛此刻正潜伏在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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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再说说胡秀英女士毕生研究的冬青吧。正如名字所显示的，冬青是叶子到冬天还不凋落的常绿植物。不过冬青的种类虽多，却都不太耐寒，在中国最北的天然分布只到秦岭南坡。当然，有些栽培种已经被引入到更靠北的地方，比如在北大校园里就引种了叶子边缘都是刺的枸骨，然而长势不好，有的已经全株枯萎而死。如果这种植物实在不适合京城的气候，那又何必非要强行引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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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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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低调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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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6日，我第一次去小五台山。小五台山位于河北蔚县、涿鹿两县的交界处，因为有5个山头巍然耸立，而高度低于山西境内的五台山，因而得名。其中东台海拔最高，为2882米，是河北省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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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京城的驴友活动已经十分频繁，绿野论坛尤其热闹。我参加的就是绿野组织的户外活动。因为参加者里有很多“新驴”，所以活动强度不大。6日晚到山脚下的赤崖堡村住下，7日凌晨开始爬山。随着参加者体力的不同，在爬山的过程中自然分成了几队，最快的登了顶，居中的到五花草甸然后止，自然也有体力不济的，连草甸都未能上去。我因为边爬边拍照，所以最高只到了草甸。壮观的景色，丰富的珍稀野花，令我目不暇接，到下午下山时，仍然没有拍够，恋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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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9月1日，我第二次去小五台山。这一回的活动由我组织，中巴车也是我在网上订的。参加者另有7人，其中一人是我的挚友刘冰，他当时本科刚毕业，到中科院植物所边替一些老师做项目边准备考研。我们仍住在赤崖堡村，但因为村民厌恶驴友在山上扔垃圾污染水源，从赤崖堡上山的路已在一个月前被封锁，我们只得改从偏北的山涧口上山。这一次时间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所以安排得十分充裕——9月2日一早上山，在山上搭帐篷住一晚上，3日中午再下山。尽管已经入秋，草甸开始枯黄，但在较低海拔处，许多秋季野花仍然开得十分灿烂。就在下山途中，刘冰发现了一种长得很奇怪的银莲花。我们各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刘冰小心翼翼地挖了一株作为标本，夹到他用黄表纸自制的标本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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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个重大发现。几个月后，刘冰告诉我，植物所的王文采院士看了标本，发现不仅是一个新种，而且是一个非常特殊、孤立的新种。小五台山已经被中外植物学人调查了130多年，现在居然还能发现新植物，实在是个奇迹。他希望刘冰能够再多采一些标本，全面研究之后，就把这个新发现正式发表。闻听此讯，我对刘冰真是羡慕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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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秋，我考入中科院植物所攻读博士学位，而刘冰也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我们同一导师，成了师兄弟。我当时也想和刘冰一样，专攻植物分类学，日后当一名植物学家，但是最终我没能实现这个理想。2008年，王文采先生和刘冰终于共同发表新种小五台银莲花（学名Anemone xiaowutaishanica）的时候，我正在学德语，写科普，发博客，关注天下大事。此后数年，刘冰每年都去野外考察（他甚至还两下墨脱——这个西藏最封闭神秘的地方），也常常在标本馆见到王文采先生；而我却离植物分类越来越远，也一直没有和王先生这位师爷——他是我博士导师的导师——打过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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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1年秋，我要进行毕业答辩的时候，才大着胆子去请王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而王先生也欣然同意。这时，我和王先生的接触才略多一些。那时候，王先生已经85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每周都要抽一两天时间到植物所看标本。王先生对植物学拉丁文很熟悉，直到现在，在发表新种的时候，仍然坚持写拉丁文描述——虽然他完全可以只写英文。我因此向王先生请教过几次拉丁文问题，每次他都知无不言，让我十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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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不仅对银莲花、铁线莲这类植物非常熟悉，而且也是苦苣苔类植物（前面提到的纪念邓世纬的世纬苣苔，就是苦苣苔类植物的一种）的分类专家。2004年，广西中医药研究所的方鼎和覃德海把他们发现的苦苣苔类的又一个新属用王文采先生的名字命名，这就是文采苣苔属（学名Wentsaiboea）。在植物分类学界，用一位学者的名字命名一个新属，堪称是对这名学者的最大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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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冬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植物所，到北京大学去做博士后了。直到这时，我才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王文采口述自传》，边看边感悟一位植物分类大师的厚重学术人生。王先生为人低调，与人为善，学术之外的事情懒于过问，当选院士之后，甚至还想过辞去这一头衔。他从24岁开始进行野外考察，三赴云南，两下广西，著作等身；离休之后又遍访世界各大标本馆，把一生的经验都倾注在铁线莲属的分类研究之中。掩卷之后，我不禁又想起我当年想当一名植物分类学家的宏大理想，想起曾经不惧风霜雨雪、蚊蜱蛇蛭而甘愿投身野外的雄心壮志。如果我没有放弃这个梦想，而是和刘冰一样坚持下来，把王先生的学术血脉传承下去，那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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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会把对植物名称的研究坚持下去。心无旁骛，持之以恒，这是王文采先生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其实也是治一切学问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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