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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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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8 查加夫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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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坚信我很快就会得到所需的X射线图谱，证明烟草花叶病毒是一种螺旋结构。卡文迪许实验室刚刚安装好一台大功率可旋正极X射线管。利用这台仪器，我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有了这台先进设备，我拍摄照片的速度比使用普通设备快了20倍。因此，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拍摄的烟草花叶病毒照片，就超过了我以往拍摄的所有照片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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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拍摄的一张烟草花叶病毒X射线衍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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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许实验室通常晚上10点钟锁门。虽然看门人就住在隔壁，但是锁门以后就没有人会去打搅他了。欧内斯特・卢瑟福从来不主张学生开夜车，他认为，夏季傍晚之后与其加班加点工作，还不如打打网球。即便是在他去世15年之后，卡文迪许实验室也只为那些加班的人准备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现由赫胥黎掌管，理由是，肌肉纤维是活的，因此研究肌肉纤维时不能按照物理学家的规矩来。在必要的时候，赫胥黎会把钥匙借给我，或者亲自走下楼来帮我打开那扇通向学校自由大道（Free School Lane）的沉重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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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6月的一个深夜，赫胥黎不在实验室，我回去关掉X射线管并冲洗出一张烟草花叶病毒新样品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将样品倾斜25°左右之后拍摄的。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将会在这张照片上发现螺旋反射。我刚把仍有些潮湿的底片对着映片灯就知道我们成功了。那些螺旋状的图像是不可能弄错的。现在，我终于可以使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相信，我在剑桥大学绝不是一事无成的。尽管已是午夜时分，我却丝毫不想回到网球场路上的房间去，相反，我满怀喜悦地绕着实验室的后院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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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克里克的到来，希望他能够证实我关于螺旋结构的判断。结果，他只花了10秒钟就指出了极具决定意义的螺旋反射，我的一切疑虑烟消云散了。不过，我还想跟克里克开个玩笑，我告诉他这张X射线图片实际上并没有决定性意义，而真正举足轻重的是我提出了关于微小间隙的观点。话刚出口，克里克就当真了。他总是这么心直口快，并且认为我也与他完全一样。在剑桥大学的辩论中要想取胜，常常得说一些哗众取宠的话，希望别人会当真，可是克里克从来用不着玩这个把戏。对克里克来说，即使是在剑桥大学气氛最凝重、最沉闷的夜晚，也只需要花一两分钟谈论一下外国姑娘这个令人兴奋的话题就精神百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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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发表的关于烟草花叶病毒论文的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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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发表的关于烟草花叶病毒论文的其中一页。在这里，他用贝塞尔函数解释了烟草花叶病毒X射线衍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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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我知道，对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在短期内很难再有突破。要想进一步详尽地了解它的结构，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而这是我力所不逮的。更何况，即使我竭尽全力，能否在几年内搞清楚RNA的结构也不明朗。说到底，我无法通过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来弄清楚DNA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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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埃尔文·查加夫参加了冷泉港核酸及核蛋白定量生物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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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在最恰当的做法无疑是，认真考虑一下那些与DNA有关的奇妙的化学规律，它们是奥地利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加夫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10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查加夫和他的学生一直致力于分析各种各样的DNA样品，研究确定了嘌呤碱基和嘧啶碱基的相对比例。在他们测定的所有DNA样品中，腺嘌呤（A）分子的数量与胸腺嘧啶（T）分子的数量非常接近，而鸟嘌呤（G）分子的数量则与胞嘧啶（C）分子的数量极其接近。另外，腺嘌呤与胸腺嘧啶的比例又因不同的生物来源而有所不同。某些生物体的DNA具有较多的（A-T），而另一些生物体的DNA则具有较多的（G-C）。查加夫认为这些引人注目的现象意义重大，这就是著名的查加夫定律。可他当时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而且，在我第一次向克里克介绍这个规律时，克里克也置若罔闻，只顾着思考其他问题。[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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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加夫发表在《实验》杂志上的论文的标题和其中的一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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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米·戈尔德，摄于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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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之后，在和一位年轻的理论化学家约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th）讨论了几次以后，克里克又开始怀疑这种规律可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一次讨论发生在某天晚上，他们听完了天文学家汤米・戈尔德（Tommy Gold）题为“完美的宇宙法则”的报告后一起相约去喝啤酒。[106]戈尔德非常善于雄辩，他对“完美的宇宙法则”的阐述非常有说服力，使得克里克联想到是否也可以提出一个“完美的生物学法则”。[107]克里克了解到，格里菲斯对基因复制的理论很感兴趣，于是就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完美的生物学法则”就是指基因的自我复制，换句话说，也就是指在细胞分裂和染色体数目倍增时，基因准确复制的能力。格里菲斯并没有随便附和他的意见。事实上，几个月来，他一直更倾向于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基因复制是在互补表面交替形成的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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