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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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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28 来自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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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看到我们的模型后，立刻就喜欢上了它。肯德鲁事先已经告诉过他，这是一个由腺嘌呤-胸腺嘧啶和鸟嘌呤-胞嘧啶碱基对连接成的双链模型。所以威尔金斯一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就开始研究起它的具体特征来。模型是双链而不是三链，这一点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妥，因为他知道现有的X射线证据并不能明确区分结构到底是双链还是三链。只见威尔金斯一声不响地盯着这个金属模型，克里克则站在旁边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这种模型应该会产生哪种X射线图像。不过，当他察觉到威尔金斯的愿望只是想好好看看这个双螺旋模型，而不是来听他讲演X射线结晶学理论的时候（因为这种理论威尔金斯自己早就掌握了），就突然闭口不语了。把鸟嘌呤及胸腺嘧啶看成酮式结构没有问题，如果看成其他结构则会破坏碱基对。威尔金斯对多诺霍的这个观点没有提出质疑，似乎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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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多诺霍、克里克、彼得和我共用一个办公室，竟然带来了这种意想不到的好处。对于这一点，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要不是多诺霍来剑桥大学和我们共处一个办公室的话，我很可能还在盯着“同类配对”结构穷追不舍。[180]由于威尔金斯的实验室里没有结构化学家，所以就没有人告诉他教科书上那些图片都是错的。多诺霍认为，除了他之外，恐怕只有鲍林才有可能做出正确选择，并且用正确的方法达到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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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DNA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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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接下来的研究步骤就是对这个模型的预测衍射图谱与X射线的实验数据进行细致比较。威尔金斯返回了伦敦，临走时他说，这种关键的反射现象很快就能测度出来。他的言谈举止中没有流露出任何痛苦的迹象，这令我十分欣慰。在威尔金斯来访前，我一直担心他会因为我们夺走了本应全部归于他和他同事们的一部分荣誉而郁郁寡欢、情绪消沉。但是在他脸上我们没有找到丝毫惆怅之色。他的言谈举止十分克制，但在面对这个日后必将证明对生物学有重大意义的螺旋结构时，依然显得激动万分。[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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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仅仅两天后，威尔金斯就打电话告诉我们，富兰克林和他都发现他们的X射线数据为双螺旋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而他们正在抓紧时间把这些结果整理成文，与我们宣布碱基对的论文同时发表。《自然》杂志是快速发表科学创见的理想刊物。如果布拉格爵士和兰德尔两人都强烈支持这些文章的话，那么编辑在收到投稿后一个月内就可以发表了。但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要发表的文章并非只此一篇。除了威尔金斯和他的同事外，富兰克林和戈斯林也将单独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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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如此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DNA结构模型，令我惊讶不已。我曾担心她那敏锐而又固执的头脑会将她自锢在她自己提出的反螺旋结构的陷阱之中，我还担心她会节外生枝地挖出各种无关事实，进而导致人们对双螺旋结构正确性的怀疑。然而，与其他人一样，她也立刻领悟到了碱基对的妙处，并且承认如此美妙的结构不可能有错。再者，在得知我们的模型之前，X射线证据已经迫使她不得不朝着螺旋结构的方向迈出了一步。骨架必须位于分子外部，这是她的X射线数据的必然“要求”。而且，只要承认氢键联结碱基对，她就没有任何理由对腺嘌呤-胸腺嘧啶和鸟嘌呤-胞嘧啶碱基对的独特性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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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和克里克对富兰克林的强烈反感也骤然消失了。一开始，我们十分犹豫不知该不该和她讨论双螺旋。我们担心她会像以前那样怒气冲天。但当克里克前往伦敦与威尔金斯讨论X射线图谱的细节时，就已经注意到富兰克林的态度改变了。克里克原本以为，富兰克林肯定不想与他有什么瓜葛，因此主要与威尔金斯进行了交谈。但是他慢慢发现，富兰克林希望在X射线结晶学方面得到他的建议，并打算彻底放弃以往那种毫不掩饰的敌意，代之以平等的讨论。因此到后来，富兰克林十分高兴地给克里克看了她的数据，克里克也因此第一次认识到，富兰克林关于糖-磷酸骨架位于分子外部的论断确实有着可靠的证据支持。她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毫不妥协的言论，恰恰反映了她一流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一个迷茫的女权主义者感情用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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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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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戈斯林的一篇论文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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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富兰克林的态度出现大转弯的原因在于，她认为我们构建分子模型代表了一种严肃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像那些逃避艰苦工作的懒汉一样从事着容不得半点虚假的科学事业。她很欣赏这一点。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富兰克林与威尔金斯以及兰德尔之间的冲突，是由于她想与共事者保持平等关系造成的。这一点很明显，她来到国王学院的实验室不久就向传统的等级观念提出了挑战，并因自己在结晶学方面的超卓才能得不到正式承认而大为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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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从加州理工学院来的两封信都提到了一个消息，即鲍林还没有开始考虑碱基对。第一封信是德尔布吕克写的，信中说，鲍林刚刚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在会上讲演时，鲍林已经对自己的DNA结构模型做了一些修正。这与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有关：在他的同事科里精确测定原子间距前，鲍林和他的论文就已经发表了（就是此前寄到剑桥大学的那篇论文），但在等到科里完成了精确测量后，他们却发现有几处原子间距是错的，而且这种错误不是通过小修小改能够弥补的。[184]因此，即便是从简单的立体化学角度看，鲍林的结构模型也不现实。然而，他还想通过采纳同事弗纳・肖梅克的修改意见来挽回败局。[185]在修改后的结构中，磷原子旋转了45°，这样就可以使氧原子形成氢键。在鲍林讲演后，德尔布吕克告诉肖梅克，他仍然不认为鲍林是正确的，因为他刚刚收到我的信，知道我已经对DNA结构提出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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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布吕克的评论立即传到了鲍林耳中。他很快就给我来了封信，信的第一部分暴露了他的紧张不安——信中没有直奔主题，只是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蛋白质会议，鲍林还决定在这个会议上增加一个讨论核酸的环节。不过，接下来他就有话直说了，他要求把我在给德尔布吕克的信中提到的美妙的DNA新结构的详细内容告诉他。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我意识到在鲍林发表讲演时，德尔布吕克还不知道互补双螺旋的事，他所指的还是我后来放弃的同类配对观点。好在信件寄到加州理工学院时，我对互补碱基对的思考已经有了结果，不然的话，我就会处于一种可怕的境地：我将不得不告诉德尔布吕克和鲍林，说我写那封信完全是一时冲动，信中提及的想法其实刚刚诞生12个小时，而且仅仅存活了24个小时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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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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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纳·肖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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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托德和他的几位年轻同事一起从化学实验室到我们这里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克里克几乎每天都要向不止一个人“宣讲”这个结构模型的内容和重要意义。他的热情一直有增无减。每次当我和多诺霍看到克里克一边喋喋不休一边把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领进办公室时，我们就会主动避到外面去，直到那些被说服了的客人们陆续离开，办公室重新恢复秩序之后，我们才回来继续工作。[186]但对于托德，我可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因为我希望他告诉布拉格爵士，我们完全在按照他指点的关于糖-磷酸骨架的化学常识行事。托德也赞同酮式构型，他说，他那些有机化学家朋友在画烯醇式基团结构时根据的其实是一些完全主观武断的理由。后来，他对克里克和我在化学方面的出色成就表示祝贺后就离开了实验室。[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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