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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 第五章 中国园林的江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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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 如果把我国园林自南北朝到北宋的稳定发展时期称为洛阳时代,那么,自南宋到明末的五百年间,可以称为江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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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初,宋王朝在长期积弱之后,终于被来自北方的蛮族所征服,被迫退守到淮河以南,开始了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中国文明,也结束了我国逐渐衰微的贵族政治。在园林的发展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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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世纪以前的洛阳时代,政府统治的阶层是由少数的精英分子所执行的。这些人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虽然在政治见解上有很大的歧异,在文化生活上却没有严重的分别。而下层的广大群众则视其地域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生活习俗、语言文化,与上流社会简直是两个天地。园林,一般说来,是属于上流社会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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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宋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产生质的改变;首先是商人阶层的兴起。由于唐代大庄园的瓦解,金钱经济逐渐取代以土地为中心的经济活动,上流社会不得不被迫与商人建立密切的关系。通过财富的累积,商人不但逐渐提高了影响力,而且成为上流社会与下层广大群众之间的中介者,使中国文化产生垂直的交流。因此中国文化的世俗化,就与人口的大量增加、工商业的发达而同时迅速进行中。而发生的地点也就是当时经济活动的重心——江南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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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质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宋代仕进之门的逐渐开放。宋代以前的考试制度,大多只是在上流门第的子弟中选取官员的方式而已。到宋代,考试制度才实行三级制,使边远地区的人才,可以经由层层考试而集中到中央。虽然高官的直接推荐仍然占有极重要的比例,民间总算有一个可以从政的管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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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仕进制度增加了商人的影响力。官吏的背景多样化,使政治权力与财富分离,官吏们有时需要商人的金钱,以便维持上流社会的生活水准。在园林的经营上,开始以中级官吏与商人为主干。在商人阶层与政府官吏的交往过程中,园林是重要的手段,因为官吏大多属于风雅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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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质变所发生最彻底而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地区,实际上就是指以苏州与松江二府为中心的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以北的地区。金陵与杭州已经是这一区的边缘地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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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家研究,“江南”一词最早为国人所使用,乃泛指大江以南的意思,唐、宋两代都是如此。以江南为政治区划,要再细分才成。到明朝,所谓江南,乃指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带,除今天苏南之外,尚包括安徽南部及浙江、江西的北部在内。由于苏南地区性质非常特殊,民间的用语很自然地把江南的范围缩小。到了清朝,所谓江南,实际上就是指苏南了。而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就是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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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自唐以来在经济上就占有重要地位,到宋代,实际上是国家的粮仓。我国的首都自隋唐至明初,从长安而洛阳,而开封,而杭州与金陵,有一部分原因可以说是由苏南地区的粮食所形成的吸引力牵引过来的;隋唐以来的运河,乃指把苏南的粮食运到京城的人造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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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松一带,在面积上可说是弹丸之地,但在经济上,是国家财税的重心。由于水利发达、土地肥沃,其生产力在农业社会中发挥到极致,元、明以来,其税粮已达到全国的13%以上,其一府之地超过中原一省而有余。至于布匹更为悬殊,一府所征,常数倍于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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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高度的开发,苏松一带固然成为政府苛捐杂税的征收地,但也很容易产生豪门与富民。在专制时代,这种经济形态必然造成贫富不均的现象,财富集中于少数官僚与地主之手。而此一现象正是园林艺术发达的基础。自南宋以来,江南一带也成为我国文学与艺术的中心,“江南”一词与风雅的文人生活,几乎成为同义语。这种情形,到明朝末年发展至顶点,使江南地区成为中国后期文化的大熔炉,汇而为一种独特的、大众化的、世俗化的文明。在这里,中国文化已经没有明显的贵族与平民之分了,也没有乡俗与高贵之别了。儒、佛、道早已融为一体,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宗教与迷信不再划分。这样的文明最恰当的象征,就是江南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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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园林始自六朝时期,实在有一段悠久的历史。然而早期的江南,处于文化的边陲,其园林基本上受中原之影响,并没有显著的特色。有唐一代,中原文化鼎盛,洛阳、长安之园林君临天下,江南一带,并无有关园林之记录。迨唐衰,中原板荡,文物大受摧残,江南一地因南唐李氏与越王钱氏自保,得偏安之局,始有园林之经营。然至北宋时,其园林仍不见有显著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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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年间有朱长文者,在苏州经营了一座园林,名为“乐圃”,有三十亩的规模。这座园子虽比不上唐代李德裕的平泉庄,但悠游之余,也很希望能善加保存,以便“千载后,吴人犹当指此相告曰:此朱氏故圃也”。当然,他的希望依然是落空了的。到南宋《吴兴园林记》的时代,他的“乐圃”已经不曾为人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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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文在《乐圃记》中说,他这座园,原是“钱氏时广陵王元璙”所经营的众多园林的一部分,他只是加以扩充,以奉养老父而已。根据他的描写,这座园子实在是他生活起居,甚至营生的地方,与后期的园林是大异其趣的。其中有一座三合院,是家眷所居住。三合院南有堂,是读书的地方。其东有“蒙斋”,是教书的地方,他大约是以教书为生了。园子在建筑区的西面,有山池亭台之属。然而他对池亭的描写,仍止于生活情性之致,如台为琴台,亭为墨池等,并没有景物之胜。他比较得意的还是其中的树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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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则松桧梧柏,黄杨冬青,椅桐柽柳之类。柯叶相蟠,与风飘扬。高或参天,大或合抱。或直如绳,或曲如钩。或蔓如附,或偃如傲。或参如鼎足,或并如钗股。或圆如盖,或深如幄。或如蜕虬卧,或如惊蛇走。名不可以尽记,状不可以殚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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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但详细描写了树木形状的变化,而且又赞美树木抵抗恶劣气候的侵袭,其花卉之艳、果实之利。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朱长文心目中的园林乃以林木为主的。他除了“曳杖逍遥,陟高临深”之外,尚要有“种木灌园,寒耕暑耘”之劳。这样看起来,北宋年间朱长文的苏州园林,与洛阳的园林没有甚大之分别,是官员的退隐之所而已。很多地方,与洛阳司马光的独乐园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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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的文人中,苏轼是相当喜欢经营园林的,他曾在汴京营南园,可惜并未见其对该园有所记述。可是他曾写了一篇《灵壁张氏园亭记》,对当时园林的价值观,做了很简要而有趣的叙述。灵壁在汴水之上游,介乎汴京与江南之间,使此园的过渡性意味特别值得注意。他有一段文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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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夏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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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并没有描写张氏园亭中的布置或景致,只是概略地、观念地描述其大要。此园在精神上仍然是北方园林,为退隐官员修身养性之所,宜居、宜养、宜游。然而这段文字中透出的有趣的消息,乃其综合性,其江湖之思,其山林之气,其京洛之态,其吴蜀之巧。我觉得这并非张氏园真正拥有的优点,而是苏轼对园林的评断标准。他的这些准则成为后世园林的圭臬。因此中国园林具有包容性的特色,更加具体化了。特别有趣的是,他指出吴、蜀之地,在园林上的特点是建筑的精巧。换言之,张氏园已经具有南方建筑的特点了。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石山已逐渐取代京洛的土山,显见江南的影响已向北方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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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中,将就资料所见,整理江南园林自南宋以来所发展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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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园林面积有显著缩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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