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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5 古雅典的“民主”Ancient Athenian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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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资本主义是附生在自由主义身上的，它成功地创立了一套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政制，化解了一切资本掠夺带来的问题。它对政治精英的分化，更是消解了社会不公带来的不满。城市规划的焦点是空间，产生的纠纷大部分是“当地事”，涉及的利益大部分是“当地人”，透明、公开的态度与体制有助于建立真正的基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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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谈民主一定举起祖宗雅典。且看雅典民主是怎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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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起源可追溯到梭伦（Solon，前638—前559）。在他之前，雅典的政治由贵族们组成的司法院（Areopagus）每年委任九名执政官（Archon）运作。梭伦是诗人政治家，擅于排难解纷。由于他成功、和平与公正地调解了各家族间、各地域间的分歧，各方授予他临时性的全权统治。他利用这机会定下法则去矫正当时的政治、经济与道德颓风，主要是扩大人民参政（通过降低参政者的财产资格），特别是在委任官员和审核政绩的事情上。但对雅典民主制度成形影响最大的是克里斯提尼。他出身贵族。公元前508年，暴君当政，克里斯提尼发动群众推翻暴君，答应功成之日，与民众共享治权，称民众为伙伴（Companion）。他被当权者放逐，但民众逼宫，驱逐当权者，迎立他为统治者。他重组政制。首先把雅典四大家族解散，以消除暴君寡头政制重现。然后，按人口分布，把雅典与邻近地区分成10个族，全民议事，并建立公职抽签制度。当时没有民主之名，只称“政治权利平等”。今人一般称克里斯提尼为“民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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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22年被马其顿征服为止的两百年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与帝国功业确是盛极。民主二字来自希腊文“人民”（demos）与“统治”（kratein），也就是人民是政治主人之意。在体制上，雅典民主设有公民大会（Assembly）、国务院（Council）、法院（Court）。公民大会是全民直接参与（约30000人），负责颁布法令、制定法律、委任高官、审讯罪犯。国务院由全民轮流当值，负责行政，特别是监督和协调各政府部门。法院则处理民事与政事，由德高望重的公民参与。多年演变后，法院权力上升，可以复议和否决公民大会的决议。雅典民主的特色是全民参与、敌对式互辩、绝对的民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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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民主的动力完全在民：人民是自己的主人，不单是议事、表决，更重要的，动议、提案都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雅典人民参政是很积极的[1]，但正因如此，谁都可以发动或被涉及政治风波。所以雅典文明是政治气息非常浓厚的古文明。难怪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既是他的理想，也是当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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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治理和行政官员绝大部分是抽签出来的，但都要自愿（自己提名）。雅典人认为抽签最民主，因为竞选会有利于有钱的、有名的和有口才的。这会污染政治和腐化权力。抽签最平等，并保证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行政工作，给予他们实际的民主经验（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轮流地治理和被治理”）。当然，这个制度的结果是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没有经验或专才的人去做。但雅典人认为参与政治活动重于行政效率。他们很看不起“专家”，相信参与行政工作会直接提升政治能力。但是，为保证一定效率，每一个行政管理部门都是由一个十人组成的委员会主理，理由是十人中总会有人有经验或才干。委任的职位只占所有公职的十分之一左右，如特别有才能的高级将领。每个公民都要参加行政工作，就是做官员；每个官员都是人民的代理，也就是做公仆。他们是人民的代理，不是代表。雅典民主没有人民代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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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雅典民主是设计来维持社会安定，避免独裁重现，篡夺政权。它的特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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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全的：所有政治（众人）的事由众人决定，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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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绝对的：人民表决是终决，绝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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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真正的：人民直接、亲自参与，不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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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看这个经典民主样板当时所处的是个怎样的世界。雅典帝国起于公元前478年。来自东面波斯的压力使希腊各城邦组织“提洛同联盟”（Delian League，取名自爱琴海的一个岛名）对抗，推选最强的雅典为首领。雅典集结各邦财力，兴建海军，于公元前468年击退波斯。但雅典并没有解散联盟，并开始建立海上帝国。雅典的民主制度比它的帝国功业早三十年。但无可讳言，雅典的海上帝国使雅典政府财源广进，使雅典人民通过参加海军和担任海外官职而生活无忧。对雅典民主的评价都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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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1年，以雅典为首的联盟跟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前431—前404）。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投降，被解除武装，进入无政府状态。强势的斯巴达支持雅典的寡头政府。在雅典的政治混乱、经济低迷之际，北面新崛起的马其顿腓力二世（Philip Ⅱ of Macedonia，前382—前336）乘机南下，于公元前338年击败雅典及其盟国。腓力二世之子亚历山大（前356—前323）降服希腊全境诸邦，继而征讨波斯，建成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雅典乘机造反，但被镇压。马其顿直接统治雅典，民主制度被打压。西方两个最伟大的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生于这个年代，亚里士多德更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且看这两位哲人如何评价雅典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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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生于雅典转衰至被灭的一段从余晖以至黑暗的时期，对雅典式民主并无好感。他把治国（城邦之国）与修身相比。人有肉欲、荣辱、正误之念，国有平民、战士、领导之分，各掌握生产、捍卫、管治之责。正如一个人的灵魂同时拥有欲念、意志、理性，一个理想国（城邦）就是三者之间的道德性的和谐组合。他的理想国是“智慧之治”。“智慧”（wisdom）就是对善的认识，善就是“各适其所、各安本分”，也就是平民、战士与领导之间，生产、捍卫与管理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对柏拉图来说，一个明君（philosopher king）会追求智慧，并有勇气按智慧的指引行事。柏拉图认为“智慧之治”只可来自“英杰政制”（aristocrac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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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杰政制”最理想，因为统治者是智者，会追求智慧。其次是“权贵政制”（timocracy），统治者是有地位者，会追求荣耀。跟着是“寡头政制”（oligarchy），统治者是有财富者，会追求财富。再跟着是“民主政制”（democracy），统治者要靠群众拥护，会追求爱戴。最后是“暴君政制”（tyranny），统治者是靠暴力，会追求权力。这些不仅是政制形式，也是政治阶段。人类的愚昧会使政治从理想走向堕落，每况愈下。柏拉图时代，雅典民主失去活力，在寡头、民主之间反复。柏拉图对不可知的未来充满恐惧，对理想化的过去充满怀念。但是，他不相信混乱无章的雅典民主会带来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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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世之日也是雅典民主被马其顿镇压之时。他一生所见的是雅典的没落与马其顿的兴起。身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对雅典民主的评价跟他自己的老师柏拉图不一样，他对国家（城邦）和政治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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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聚居成国（城邦）不是为了避祸，也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活得更高贵、更像人。[4]他认为一个理想国家应该以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good life，就是幸福）为职责。但是，社会不安稳也不利于追求全民幸福，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以德行为主，但兼顾财富与平等的政制是合理的。他提出“执中”（moderation）为原则，也就是无过分、无不足。英杰政制虽是理想，但难达到。混合政制（mixed constitution）综合英杰、寡头与民主。这样，也许能保证所有人都有机会参政而又设有一个阶级会专政。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轮流地治理和被治理”（ruling and being ruled by 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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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评价都不高。关键是他们的政治思考（柏拉图）和观察（亚里士多德）的焦点是放在统治者身上，无论统治者是一个人、一小撮人、一大群人。也就是，他俩关注的是：“谁应该当主人？”同时，他们两人的理想政治是和谐之治：柏拉图是平民、战士、领导之间的和谐；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制度与运作的执中。他们的结论是只有智者才有这些素质，才可以是一国的好主人。在他们心中，民主不能达此理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人的职责是为全体人谋幸福，人民不合适去做主人，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是主人就难有和谐，所有人都是主人就难以执中。事实上，柏拉图甚至认为暴君政制比民主还要好，因为暴君只可以是一人做坏事，民主可能是全体人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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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西方的主流思想是民主政权才是唯一的合法政权。如何解释？西方对民主制度的完美与否一般以民主的范围大小来衡量——越多人有投票权的民主越好。这又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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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的英美式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工具。民主本身只有工具价值。自由主义者擎起政权合法性有赖人民同意（民主）去推倒或左右现存政权，借以扩大个人或某些群体的自由。民主政制的开山祖师爷克里斯提尼就是以答应与群众分享权力去发动群众夺取政权。这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他之前，权力之争是贵族、家族内部的事，是以神或天命之名去夺权。从他开始，群众变成政治工具。争权者以民主之名夺权，但同时群众也从此掌握废立之权。现在西方人谈民主，会先讲雅典，然后一跳就一千多年，由1215年英国《大宪章》再开始。然后又跳几百年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跟着就是洛克、卢梭的理论，继而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其实，这些理论和宣言主要的重心仍是自由，民主是陪衬，是工具。且看看《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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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Great Charter）于1215年首次颁布，被誉为“古今最伟大的宪章；个人自由对抗独裁暴政的基石”。当时是约翰王时代（在位期1199—1216）。他是明君亨利二世之子，狮心王理查一世之弟。他也被称为“失地王”（Lackland）和“软剑王”（Softsword），是现今公认的英国历史上最差的一个国王。在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国王以约翰为号，由此可见。约翰1199年登位时，合法性就有疑问，很多人都不满。约翰为取得法王支持，甘为下属。但法王却借口约翰不听诏令，没收英国在法境的属地，英、法战事遂启。打仗是要钱的，要钱就要收税。再加上约翰生活挥霍，税就越来越重。还有，在法的属地既失，税荷就要靠英国的子民承担，于是怨声载道。1214年，在法战事惨败，约翰想再加税。小贵族们坚决拒绝。1215年，贵族们集体宣誓向国王效忠，但要求国王重申保证遵行先王颁下的《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主要是约束王权，特别是收税权。要注意，这是小贵族拒绝交税的自由。无论怎样说，小贵族不能算是“民”，他们是精英。这也是日后西方民主代议的特色。贵族们先后提出多个草案，约翰犹豫不决。6月10日，40名贵族宣布终止对国王效忠，领军进入伦敦。伦敦市民开门迎接。6月15日，在伦敦近郊拉米梅德（Rummymede）草场上，约翰在“小贵族条款”（Article of the Barons）上盖章，是为《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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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的内容是国王不能乱加税、不干预教会、不损害人身，但最关键的是贵族们会选出25人去监督国王是否按章行事，必要时有权扣押王室财产。小贵族们一离开伦敦，约翰马上反悔，与小贵族动武，是为“第一次小贵族之战”（First Barons’War，1215—1217），苏格兰和法国相继加入倒约翰的阵营。小贵族们甚至把王位送给法国。约翰也不甘示弱，北上征讨苏格兰。1216年5月，法国大军压境，约翰众叛亲离。不到几个月，法国已占领英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并获得三分之二的小贵族支持。约翰撤兵，但辎重（包括王室珠宝）却因误入沼地，被潮水淹而尽失。他心灰意冷，再加染上痢疾，于10月去世。他的死实现了贵族换王之愿，而《大宪章》则成为既成事实。可是，随后的300多年，《大宪章》从来没有占重要的政治地位，只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口实。15世纪的主流社会更对《大宪章》中当年叛变的小贵族评价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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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在位期1558—1603），国会制度开始成型，主流人物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塞尔登（John Seldon，1584—1654）等都想从历史里找到一些高贵的种子，《大宪章》就开始被演绎为“所有法律的根基”“自由的呼声”，而小贵族的自由更被演绎为“个人自由”。到了17世纪，英国内战（1642—1649）前夕，国会向国王提交的“权利请愿书”，开始引用《大宪章》作为限制王权的依据。那时候开始，《大宪章》被披上“古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的外衣，好像英国的议会制度是一种从远古就有的政治理想。据称英国共和时期（1649—1660）的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曾叫它为“大屁章”（Magna Farta）。共和时代清教徒的激进派就有“教士和绅士们拿到了自由，老百姓们始终是他们的仆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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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光荣革命改变了一切。洛克思维成为政治主流的宝典。英国人开始相信英国的宪制思想与《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一脉相承。随着英语文明支配世界，两百年来《大宪章》更被视为一切自由、法治与人权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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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民主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但现代民主是为了争取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的定义则由政治精英决定。现代民主的进化过程最突出的地方是精英们以扩大“民”的定义、“主”的范围，并以民主代言人或代理人的身份去扩充由他们定义的个人（个体）自由。明显地，启蒙之后，“民”的定义不断扩大，先是选民不再必须是有产阶级，继而妇女也有选举权，然后选举年龄也逐渐下降。“主”的范围也在扩大，包括了由政府建立但又独立于政府的各种监督、审核、调查机构和代表各种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以至民间志愿团体。简而言之就是制造“民”和扩大“主”。政治精英以发动民众去扩大民主，借此创造或增加他们的政治本钱。发动民众的惯用手段是“取宠”：或答应其利益，或煽动其情绪。在物质和社会资源丰富的西方，最常用的还是答应个人或个体更大的自由，无论是性自由、种族自由、信仰自由，以至生活方式自由。但是自由主义者也知道民主是双刃剑——可以扩大自由，也可以约束自由。自由主义者常常批判雅典民主如何容不了苏格拉底、德国民主如何弄出个希特勒。自由主义者既需要民主，也害怕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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