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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第三章维萨里与《人体构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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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父母藏书的书架，试着决定自己接下来要翻阅哪一本“世界百科全书”。我的父亲是一位兽医学研究人员，虽然我们没什么钱，但是我的家人在1976年像那时的很多家庭一样，决定“投资未来”，购买家庭百科全书。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信息按照字母排序并浓缩在22英寸[1] 厚的套装里，正如广告所说，让知识的世界在指尖游走。我一收到这套珍贵的丛书，就一口气翻阅了几个小时，读到了“阿巴拉契亚国家步道”、“国会荣誉勋章”和“世界各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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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出第8卷，书脊上是字母H。我不是在特意寻找什么，只是看看能翻到什么感兴趣的内容。我倚在向日葵花色的帆布沙发上，大拇指翻着书页，浏览标题。在翻到最后几页时，我呆住了。这四张纸不同于其他那些光滑的铜版纸，是透明的塑胶材质，每张塑胶片上印着人体的一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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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页的人体形态图没有皮肤，目视左侧。身体右半部分也就是靠近书脊的一侧，胸部、腹部、右臂和右腿被完整的肌肉覆盖；而身体的左侧只画了胸腔。我非常着迷地看着肺和内脏。翻到这页的背面，可以看到身体正面的内部——整个胸腔和肌肉。第二页的正面，左臂只显示了肌肉，但肺部、肝部、胃部和肠道都清晰可见，它们仿佛闪着湿漉漉的光泽，栩栩如生。每个器官都注有数字编号，并对应着页边浅蓝色纵栏中标注的说明。翻到第二页的背面，我非常兴奋地发现了大脑——头骨内部的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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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页显示了肺部、心脏、大血管、胰腺和肾脏。我翻来覆去地看着这页，按照标注的编号，记住了器官及其位置，不确定它们之间是否相互连接，但是每个内脏或器官都有各自的用途，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最后一张大部分是骨骼和神经，翻过这页，可以看到人体的背面。我找到了第159号肌肉——臀大肌。它听起来像个难以启齿的词儿，我幼稚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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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这些图片，我不明白食物是如何在入口之后来到胃部的，但是随附的文字说明告诉我，食道是液体和已咀嚼食物的通道，小肠吸收食物颗粒，之后它们进一步被胰腺分泌的消化酶分解。任何未被分解和吸收的食物都会继续进入大肠，在那里，身体抽出其中的水分留下“废物”。还是小学生的我琢磨着，“废物”等于“粪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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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百科全书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如此特别的图示，它传递给我的信息非常明确：在所有卷册中，人体是最重要的主题。虽然其他话题仍能激起我的兴趣，但是这些解剖图最令我着迷。其实它们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经常回来翻阅这几张塑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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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扬·胡斯和圣女贞德被处以火刑，美第奇家族权势显赫，哥伦布驶向新大陆，犹太人在宗教裁决期间被驱逐出西班牙，还有“发现”（discovery）一词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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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10月，哥伦布偶然发现新大陆时，他并没有合适的词语可以描述“遇见一个未知的世界”的行为过程。哥伦布用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撰写航行日志，但是只有葡萄牙语中有“发现”（discobrir）一词。在15世纪晚期之前，作家们不太容易解释“发明”或“发现”的概念，往往要借用其他说法，比如“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技术”[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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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伍顿在《科学的诞生》中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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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为知识分子创造出一种可以投身其中的新事业，即发现新知。这一事业要求社会和技术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有可靠的交流手段、共同的专业知识，以及能够排除众议和裁断争议的专家群体。这些专业人士中，首先是制图师，接着是数学家，然后是解剖学家，再后面是天文学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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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现”这一概念与“探索、进步、独创性、真实性和新颖性等想法密不可分，它是文艺复兴晚期的典型产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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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在世）提出了日心说，将太阳看作我们太阳系的中心。他生活的那几十年，恰逢“许多重大变革将一切‘可获取的资料’传递给所有的读书人，而我们现代人几乎意识不到这一点。认真研究这些变革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末之前，星图绘制、地图绘制、统一年表、编纂法典以及书目汇编等工作的体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 观星者发觉他们可以用图表来描述夜空；而早期的解剖学家，即人体制图师，同样能绘制出错综复杂又颇具预见性的人体解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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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化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将古代哲学家的手抄记录融会贯通并完整呈现在书中，同一时期流行的精美绘画与图表也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质量。比如佛罗伦萨的出版商能够展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而16世纪的智者也有机会重温有史以来最权威的医生盖伦的作品。1543这一年见证了人类历史上两部伟大著作的出版：哥白尼具有开创意义的手稿于纽伦堡出版，他恰好也于那一年去世；另外一本是解剖学著作，由29岁的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撰写，他在其中斗胆挑战伟大的盖伦。这部精心编纂的杰作《人体构造论》为医学教育的新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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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年，欧洲人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授意下发动远征，由威尼斯提供补给的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古城，并将掠夺的珍宝带回了亚平宁半岛。洗劫之物包括艺术品、雕塑、贵重金属和古代文献手稿。来自君士坦丁堡和其他被征服领土的古代哲学家作品“使一部分人了解到，曾经有一个时代的光芒远胜于今日，当时的人更强调人性而非灵性。由此吹起了一股人文主义的新风，人们开始重视思想自由，而不是中世纪哲学神学家所要求的无私顺服。人文主义鼓励对人类潜能的探索和人性的表达，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以及一切艺术形式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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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向奥斯曼土耳其人投降，而东方的基督徒大规模西迁是欧洲再次觉醒的重要因素。当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翻译机构已经拥有译自阿拉伯语的拉丁文作品，但是拜占庭人带着他们的古希腊手稿来到意大利城邦之时，正值谷登堡完善活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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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一群工匠离开了君士坦丁堡，逃往威尼斯。威尼斯人以其先进的船舶技术、贸易网络、会计系统和丰富的银行知识，成为拜占庭的主要权力掮客已经几十年了。驶向威尼斯的艺术家和技师中有一队玻璃工匠，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于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彩色玻璃的制作自古罗马就已经存在，但是拜占庭的工匠们将制作工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彩色玻璃作为一种新奢侈品进入人们的生活。然而，在水城威尼斯，玻璃制造商因动辄“失火累及邻里”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7] 于是他们跨过潟湖，搬至穆拉诺岛上。一个创新中心就此形成，而“玻璃之岛”也成为该工艺的完美典范，至今仍然是精美玻璃制品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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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约翰逊在描述这一巨大突破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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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诺的玻璃工匠安杰洛·巴罗维尔（Angelo Barovier）用不同的化学成分进行试验，历经多年，几经失败。最终他将富含氧化钾和锰的海藻烧成灰烬，然后把它们加到熔融玻璃中。混合物冷却之后形成了一种透明度极高的玻璃。由于它就像是最透明清澈的石英晶体，巴罗维尔将其称为水晶玻璃（cristallo）。这就是现代玻璃的诞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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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现代透明玻璃的制成使多项关键的创新得以实现，这些创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并定义了文艺复兴的开始。透明玻璃被偶然制造出来，紧接着镜子和曲面玻璃也（几乎）偶然地被制造出来，镜子和小曲面透镜的问世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彻底颠覆医学和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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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已经发现了制作水晶玻璃的技术，那么下一个主要的挑战便是制作更大的玻璃平面，考虑到玻璃制作一开始总是吹制玻璃泡，而玻璃泡必须在冷却时迅速变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进一步研制玻璃的实验中，有一些来自远方的基础材料帮助生产出最优质的玻璃，包括来自埃及的草本植物和来自地中海贸易伙伴的沙子。为了制造出更大的平面玻璃板，他们改进了方法，先将玻璃吹制成圆柱体，再纵向切割熔融玻璃并将其放平。早期镜子的制作采用在冷却中的玻璃的背面贴银薄片的技术，但是玻璃和金属的收缩系数不同会导致玻璃破裂。穆拉诺人发明了一种含有汞和锡的合金，它使玻璃不易碎裂，并形成光泽饱满、高反射度的表面。[9] 镜子尽管仍然属于奢侈商品，但是已经得到普及，在文艺复兴早期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它们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人最私密的一层的揭示，在镜子出现之前，普通人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清楚地见过自己的面容，只能在水池或者抛光金属的表面看到破碎而扭曲的大致模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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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5世纪中期的一系列发展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颠覆性变革奠定了基础。在这几十年中，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在德意志的修道院被发现，透明水晶玻璃和高级镜子在威尼斯制成，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并导致古希腊手稿流往意大利，活字印刷机问世。一般认为“个人主义”诞生于公元1500年，[11] 精制镜子和首批自画像在同一时期出现也绝非偶然。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写道：“自我意识、内省、与镜像对话是与新客体一起发展出来的。”[12] 人类第一次能够看到他自己，当人本身成为注意的焦点，财产权和法律惯例开始围绕着个体发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围绕家庭、部落、城市或王国等集体单位展开。[13] 15世纪中叶新出现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促使精英奇才凝视自己的内在，去探索思想的动机和人的躯体，或以哥伦布式的说法，去“发现”人体的构造。随着黑暗时代渐行渐远，我们的内在思想和身体构造变成当时探索的沃土。将目光聚在人体上的勘测者们，对他们面前所展开的“新大陆”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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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150年，即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时代，人体解剖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衰落预示了医学院的消亡，而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中心。公元前30年，亚历山大里亚被纳入罗马帝国后，帝国进一步编纂了反对人体解剖的法典，于是人体解剖在法令和大众宗教情感上都遭到反对。[14]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盖伦成为不容置疑的解剖学权威，即使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人类尸体的解剖或者尸检。他的调查研究以动物为基础，包括农场动物和地中海猕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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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世纪，人体解剖禁令在穆斯林担任知识领袖的时代也一直持续着，只有零散的一些原创性解剖研究。“伊斯兰的解剖知识只是给盖伦穿上了穆斯林的外衣”，[15] 而伟大的阿拉伯翻译家们仅仅重述了盖伦的主张。有一种令人好奇的观点认为，为了方便将死在遥远东方的十字军士兵运回家乡，人们会将尸体肢解后蒸煮，再将骨骼清理干净，而这一行为可能为人体解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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