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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准备一颗人文心、一副科学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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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自办医预科的阶段，林巧稚参加的那场入学考试，后来经常有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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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夏，林巧稚从鼓浪屿动身，赴上海报考协和的医预科，那届只招25名学生。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过去急救，结果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却没有考完，以为自己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称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表现出了优秀的品行。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认为她的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于是决定录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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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协和医预科教育的大部分转入燕京大学时，入学考试内容“有些像现在的智力测验”，“题多，要求敏捷，英文要求较高”。协和毕业生张之南回忆他在1949年的英文考试内容之一是，要求用英文写出《桃花源记》，“需会背原文，又能译成英文，中英文都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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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协和开创之时，就特别强调医学生的生源质量，学生要先读完医预科。医预科是1910年“Flexner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医学生入学前要有至少两年的大学基础，学习过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了让更好的学生学习更高级的课程，原计划两年的医预科教育在学校开张时延长至三年，以保证学生在进入医学院学习前打下扎实的基础。其课程包括：生物、化学、数学、物理、中文、英语和现代欧洲语言。这些课程如有可能，应在综合大学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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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协和创办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综合大学还达不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科水平，不能提供充分的医学基础教育。为了从一开始就保证高标准，协和做了一个决定，即自办医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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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医预科招聘的第一位教授是物理系主任斯狄弗勒，他此前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物理课。化学系主任是拥有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威尔逊（Stanley D. Willson）。生物学系负责人帕卡德（Charles R. Packard）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英文教师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是传教士之子，精通汉语，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知名的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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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协和在为医预科物色教授时，除了从国外聘请，还试图去找那些“受过很好的中文传统教育，同时兼有现代观点”的中国人。挑选中文老师时，顾临推荐一位名叫胡适的人，说此人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是哲学博士，中西兼通。胡适虽然最终没有进入协和医预科教授的队伍，但后来却进了协和的董事会，参与决策协和事务。马鉴成了第一期医预科的中文老师，后来他成为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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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评价，协和是一所“其标准之确定无视所在国的实际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医学院。胡适将协和比喻成“一所独轮手推车式的国家里，飞机式的学院”。自办医预科毕竟是权宜之计。为追求协和的高标准，基金会不仅要为协和医学院本身投入巨资，也需要每年拨款资助中国的13所综合性大学，以提高这些大学的医预科教学水平，这些大学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学院、南京大学、湘雅医学院、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直到8年之后，这些大学达到了协和要求的水平，协和才停止自办医预科，改从这些学校招生进入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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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自办医预科期间，共培养205名学生，有100人进入协和，其中84名完成了协和接下来的5年医学课程，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自办医预科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回顾自己在北京5年的历程，着重提到医预科学生的能力：“学生整体上都很强……同学之间的成绩几乎不分伯仲。”严格的医预科教育，从一开始就成为协和办学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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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预科停办后，一部分老师调往燕京大学任教，大部分教学设备也都送给了燕大。燕大医预科成了协和医学生的主要来源，逐步占到协和每年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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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大的医预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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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燕大校长是司徒雷登，他有着生长于一个双重世界的特殊生活经历：由父母和一小群讲卫生的白人长老会传教士所代表的小世界，以及由“可爱、愉快，但并不怎么讲卫生的中国人”组成的大世界。对他来说，这两者间有密切的关系。而燕大的大财主便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6—1937年，基金会的资助占到燕大年度总预算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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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与协和的合作持续到1951年。燕大的医预科一成立便成为校园的焦点，医预科学生“人数少、质量高”，被称为燕大“精华”。燕大对这些学医的学生有个规定：至少要选修人文科学的入门课程。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学生们有机会沐浴在大师们共聚一堂的浓厚学术氛围中，比如听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讲《史记》，听聂崇岐讲《中国通史》，听沈乃璋讲《普通心理学》，听赵承信讲《社会学基础》……曾在燕大就读的雷洁琼，回忆燕大教授们的教学方法：“我选修的是东洋史。东洋史不讲课，按翁先生（翁独健）指导，自己到图书馆查阅和浏览书籍，做读书卡片，学期末上交评分。教学法与众不同，既传授知识，又教给做学问的方法，一举数得。”在生物学界享有盛名的胡经甫，在讲无脊椎动物时，不许学生们记笔记，要求学生全神贯注听讲。他一边嘴里说，一边画，既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听过他课的学生，都印象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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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综合大学的学习经历，使得医预科学生耳濡目染大师们做学问的方法，沐浴在浓厚的人文氛围中。那时的燕大校园是他们的精神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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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校规定：“医预科期间，学生必须读完中文、英文各192小时，生物384小时，数学96小时，化学544小时，物理384小时，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在结束医预科学习后，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并参考医预科时的各门成绩和老师的推荐语，最后决定是否被录取进协和医学院本部。协和的张之南教授回忆，当年考试过关后“还要经过很特殊的面试，教授请考生到家吃饭，边吃边谈，谈家庭、志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等，一律用英语对答。在此过程中，了解考生的举止、言谈、表达和英语会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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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心和科学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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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在正式跨入医学院之前的医预科准备，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浪费时间？也许对于医学生来说，在正式接触医学之前，非常重要的是：准备一颗人文心和一副科学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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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医学这一学科，试图理解的是一个与人类有关的永恒话题：人的自然本性。如同神学和法学一样，都指向科学研究的永恒话题，都需要逻辑学和哲学作为基础。但这三个学科所指向的目标又都超越了科学本身。比如医学，它指向身体健康，它建立在对“人的自然本性”无所不包的知识基础之上。但在“人的自然本性”里，却总是存在着一些未知力量。对于这些力量的来龙去脉，人们可以无穷无尽地解释下去，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地理解，而恰恰就是这些不确定的力量，给医学研究赋予了丰富的实质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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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医预科设置，是一段看似漫长，实则必需的、了解“人”的过程。它的存在，除了教授单纯的事实和技巧之外，还体现了一所真正大学里的教学应该有更多的追求。比如，塑造“整全的人”，实现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教育。真理的范围远大于科学，科学家必须作为一个人，而不仅是作为一位专家，投身到探索真理的事业中。面对真理的追求，需要那种“整全的人”认真投入，这一点对于医学尤其重要。如同神经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自然科学的教育价值是培养精确观察的习惯，单纯就研究主题的教育价值来说，自然科学比人文科学要逊色很多。而人文科学的价值是：它允诺了一种对人类历史实质的领悟，一种对传统的参与，一种对人类潜能之广阔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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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脑”对于当时的中国，更有着非同一般的内涵。19世纪以来，科学中发展最快的分支是医学，它由系统观察为特点的临床医学、实验室为中心的实验医学融合而成。“科学医学”与“归纳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角色相得益彰。之前的“演绎法”以承认已知的知识为前提，不能用于发现新知识。自亚里士多德始，演绎法一直受到哲学家的厚爱。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确立了与“演绎法”对立的“归纳法”。他挑战中世纪的科学概念，强调人类不应从自己的头脑中创造一个世界，应从对自然和事物的观察中得到事实。近代以来，大量的科学发现都是通过严格的观察和实验，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成为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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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创立之初，当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韦尔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等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医学家和教育家，在批评传教士医学和中国教育时，强调如要把“科学方法”介绍到中国，就要教中国学生学习如何通过实验室的观察、记录和分析，得出有依据的结论。这些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们被称为“培根人”，以此与传教士、传统教育从本质上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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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1914年1月的“中国讨论会”前，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受卡内基基金会所托对中国进行考察。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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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除了近期的日本）从未运用过归纳哲学。西方在过去400年里，正是凭借归纳推理的方法得到真知，取得巨大的进步。与此相反，东方人主要依靠直觉和冥想，而且从权威那里接受生活信念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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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西医视为向中国引入归纳推理法的媒介，以训练年轻人的观察能力、如何准确记录事实，然后在对事实的观察和比较上得出正确、有限度的推理等。“西方内科学和外科学，是我们送给东方民众的礼物……在传授归纳和推理法方面，再没有比医学更合适的学科了”。当时中国的学生，缺乏在观察和归纳法方面的教育。以上海哈佛医学院为例，该学院的入学标准很高，学生入学前已在圣约翰大学受过一般教育。当艾略特在上海观察这些一年级学生做实验时，却发现他们不具备最低限度的使用归纳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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