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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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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的《晨报副刊》刊登了一篇文章《病院笔记》，作者是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记载了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看病的经过。此时距离梁启超手术后出院，约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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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曾屡劝就医，但他总嫌“费事”。后来，他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发现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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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勋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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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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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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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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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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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勋的《病院笔记》，表面上看是在讲哥哥在协和医院的诊断治疗经过，字里行间却是对西医的失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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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住协和医院前，有不少朋友反对梁启超做这一手术。他也曾经看过中医，当时，被誉为“四大名中医”的肖龙友，诊断说“这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在协和外科做完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仍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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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勋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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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梁启超此次就医的前后经过，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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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年初，梁启超因为尿中带血数年，先去了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检查，半个月内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出院后，梁启超尝试使用中药，未见效果。但因怀疑自己患癌，梁启超决定到协和医院做彻底检查。协和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进行X光透视检测等。借助器械，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继而怀疑是肾的问题。先是验出两肾的排泄功能左强右弱，进一步化验，发现左肾排泄物“其清如水”，右肾排泄物带血。于是，推测尿血原因在右肾。X光透视后，发现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多位专家认为那右肾的黑点是肿瘤，是可能导致尿血症的病因，建议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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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刀医生是当时著名的协和外科专家刘瑞恒，副手是一位美国医生。单就手术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术后，血尿并未停止，有时血量少，虽肉眼看不出，但化验仍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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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西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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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手术之前，梁启超是西医科学的支持者。作为清末民初最有影响力的传统学者和改革派之一，梁启超对现代科学的认同影响了中国几代学者。同时他也是第一批对传统医学进行批判的中国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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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一年，即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评述西医与中医。梁启超反对已教条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和“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他弘扬西医，认为西医在学术、知识、制度、公共卫生与保健等方面都比中医优秀。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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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西化思潮汹涌的历史背景下，不少近代名人都否定中医。比如，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陈独秀批判“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认为“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10个医生有10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很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鲁迅则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下，中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批判重点。“骂中医”甚至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日常活动之一，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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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院笔记》发表之后，“梁启超被西医错割腰子”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对西医的责难之声风起云涌，引发了诸多知识分子的又一场“中医西医”之争。其中有陈西滢、徐志摩、鲁迅。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的西医，因为这次事件而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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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中描述了“梁启超事件”里西医的草率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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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7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7个牙，饿得筋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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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陈西滢对西医的诊治失误含沙射影、辛辣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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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7个牙齿再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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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嘲笑西医拿人试验的精神：“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进而，他举出身边西医无效中医有效的例子：“我们的朋友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过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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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的文章在《现代评论》刊出后，有不少附和者，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徐志摩。徐志摩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病了怎么办》。徐志摩先是说了一通中医：“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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