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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思乡断肠时——给予患有“思乡病”的人更大的痛苦与折磨，才能挽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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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读王维所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心中就有些酸酸的感觉。因为“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总让我忆起当年北上就读医学院的光景——只要一到放假的时候，就情不自禁想起南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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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思乡”（homesickness）的经验，不管是因为求职、求学而离乡背井，抑或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不得不放弃熟悉的地方，心中那种不舍的淡淡情愫，常会让人心情低落，严重的话可能会茶不思饭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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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心情起伏，不过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思乡病”可是曾经被大规模地提及，煞有介事地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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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严肃看待“思乡病”的是瑞士医师约翰尼斯·霍费尔（Johannes Hofer），是他先使用了“nostalgia”来称呼思乡病。这个字是两个希腊字的组合字，“nostos”是“native land”（故乡、故土之意），而“algos”则是“痛苦、疼痛”之意，两者连在一起，即是“因为故乡而起的身心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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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费尔医师在法国的瑞士佣兵身上看到思乡病的症状，那些远离故土在法国平原战备的军人有时会虚弱无力，或是心痛发烧，也有人伴随消化不良、胃痛，有的人甚至因此死亡。当时军队的医师认为，是附近牧场的牛铃勾起了那些瑞士人的情绪，因而伤害了他们的脑细胞或耳膜，以致有前述不舒服的症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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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费尔医师并不认同法国军医的想法。他认为是脑部中连通身体的圆管（大概是脊髓，当时对它并不是很了解）出现黏滞的液体阻塞，以致人会有心痛、发烧，或者是肠胃道不适的症状，如果全部被阻塞而不通，人就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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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费尔医师并以自己行医的经验为例，在1688年于瑞士巴塞尔（Basel）报告了两个病例：一个是在瑞士伯恩（Berne）读书的年轻人，因为思念故乡巴塞尔而生病；而另一位是从瑞士乡间来大城市讨生活的女孩儿，因为思乡而跌跤陷入昏迷。两人在霍费尔医师的正确诊断后，经过治疗而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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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费尔医师的报告之后，慢慢地在18世纪欧洲的医师都开始正视“思乡病”是一种必须正确认知、而且需要治疗的疾病。于是各种治疗的方式纷纷出笼，其中放血是最常见的手法——除了用刀子之外，有医师还会利用水蛭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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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9年的时候，法国医师乔丹·勒孔特（Jourdan Leconte）进一步提倡，要给予这些患有“思乡病”的人更大的痛苦与折磨，才会让他们尽量远离那种伤害身体健康的状态。因为他从某位好友口中得知，有位俄国部队的指挥官面对部队大规模的“思乡病”风潮，为了有效遏阻疾病蔓延，活埋了两位生病的士兵才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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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外科医师的工作日志里也常提到“思乡病”。1861年，有位部队医师统计，大约有5213人患思乡病，而且其中竟然多达60人死亡，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乡下来的通常比那些的城市佬容易得相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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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9年，英国皇家医师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还煞有介事收录了“思乡病”为正式的疾病，不过此时有愈来愈多的医师开始把它认为是暂时“精神不稳”而已。因为在英国的部队里患有“思乡病”的军人，一旦退伍就恢复正常，而且没有什么后遗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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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医学界慢慢不再把思乡病当成疾病看待，美国的部队医官仍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认真统计了所有患病官兵的资料，尤其是开拔到“前线”作战的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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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思乡病”？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时代病”，像是多年前流行的“肠躁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和当今的“胃食道逆流”（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一样，一旦有医师登高一呼，就会牵动很多人纷纷前往看诊，一时之间好像很多人“中奖”。话虽如此，我想在特定的族群身上既然有了症状，也可以真的视为一种病吧？只是被归类为这种病的人，有时看起来又似乎没有什么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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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一票难求的解剖秀——解剖人体是一种时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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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常常有机会参加各种名目的讨论会、年会、月会、专题报告等，而几乎所有形式都不外乎是大家穿得西装笔挺，聚在讲堂看着报告人的PowerPoint，之后大伙儿再陆续发问、一起讨论，有时还会加入餐会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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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聚会模式大概是以内科系医师为主，至于外科医师的讨论会可能会比较生动一些，除了静态报告之外，还有“live demonstration”（即时示范）的手术过程，在讲堂里由外科专家负责穿针引线，与手术房内主刀医师连线，让所有人看清楚重要的手术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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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医学会形式的诞生，应该是很多外科的手术“看的比说的还容易”的关系。在平面图上说得天花乱坠、唾沫横飞，不如摄影机一架，巨细靡遗拍出所有过程来得快捷有效。然而，要促成这种发表方式，一方面需要外科医师有不藏私的精神之外，当然另一方面也要他具备足够的胆量与技术，说白一些，喜欢这种报告形式的外科医师必须要有“爱炫耀”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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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外科医学会的“live demonstration”已经改变很多，即时通信可以让会场的参与者和手术室的主刀医师进行不断电通信。有些医师怕分心还可以先录下手术的过程，再以播放影片的方式报告。不管他们的演讲如何精彩绝伦，更重要的一点是病患的安全比以前改进很多，先进的技术麻醉、无菌观念，甚至术前评估等工作都不得马虎，所以即使加入同步实况转播，还是与一般手术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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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问我，那之前的外科医师如何学习开刀技巧呢？答案是：和现在差不多。毕竟外科医师爱炫的天性和现在的人一样，不过观看手术进行的人，可能不见得只有外科医师，反倒是像一场场“外科剧场”秀。当然，病患的安全可能就岌岌可危，不能和现在相比！接下来要谈到的故事就有些离谱，但在当时却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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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角叫作Hoo Loo（姑且叫作葫芦吧！），他是19世纪住在广东的32岁男性，由于下腹部到鼠蹊长了一颗巨大的肿瘤，当时在中国没有医师可以对其医治，于是受驻诊在广东的英国医师郭雷枢（Thomas Colledge）怂恿，和东印度公司签约，一面在船上工作，一面前往英国伦敦，准备请当时有名的外科医师艾斯顿·奇（Aston Key）帮忙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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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4月，搭了6个月的船，葫芦终于抵达伦敦，并且在船公司介绍下，到当时伦敦最有名的盖氏医院（Guy’s Hospital）接受治疗。据当时报纸杂志报道，葫芦身上的肿瘤直径约有四英尺，属于相当罕见的病例，为了能让更多人观看手术进行，医院当局决定不在空间较小的开刀房施行手术，改在较宽敞的解剖教室举行结果，有680位民众买票入场，至于那些买不到票的人，听说还在医院外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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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9日，艾斯顿医师先在解剖教室花了15分钟演讲，接着葫芦被带进来，随后被五花大绑在手术台上，眼睛被覆上手帕，避免看到手术的情形。由于当时并没有麻醉技术，所以他是在灌了几口威士忌之后就被赶鸭子上架。可怜的葫芦只希望割下肿瘤后，还能保留命根子，可以传宗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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