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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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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孙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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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提出了气候与文化变化的相应关系,历史研究中即有了这片以天、地、人三角关系为讨论主题的园地1。最近研究气候变化的方法,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太阳放射能的变化,可由树轮变化及冰川冰块含有同位素数量得到精确的量度,而花粉分析也对于气候与植被及自然环境之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另一方面,史学工作者从过去未曾用过的史料中(例如葡萄成熟的时间,谷类市价的波动),摘出不少的气候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遂得以有密切的呼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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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的演变看,人类文化的演变在若干时期有比较剧烈的变化,而这些时段也正处在气候有显著变化的时期。里德 • 布莱森(Reid Bryson)及克里斯汀 • 帕多赫(Christine Padoch)编制了两个表,以对比人类文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步现象(附表一及二)。虽然两表之间的年代不能十分密合,然而其相应之接近,已足以显示气候当是人类历史变化的因素之一3。更有学者将气候变化的若干指标,与农产值的曲线平列,发现期间大致平行的关系。甚至气候指标、农产指标与人口资料对比,也有其相当平行的曲线,而且具有全球性的呼应(附表一及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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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世界各地文化主要变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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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化率由放射性碳定年法数据转换为由树轮年代法计算出的日期。算法根据E • K • 拉尔夫,H • N • 迈克尔和M • C • 韩合著的《放射性碳日期和真相》,该文发表在1974年《东北美洲考古杂志》,卷二,1—20页。(译者注:许倬云此处所列引用书目有误,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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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世界各地气候主要变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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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候变化的时间由生物上的和地理上的因素共同决定,进而换算成树轮年代的日期。参见E • K • 拉尔夫,H • N • 迈克尔和M • C • 韩合著的《放射性碳日期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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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温德兰和布莱森合著《为气候事件标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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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弗伦泽尔《北半球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分布特征》。发表于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以及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物理学协会关于长期气候波动论坛的会议记录,105—118页。1975年,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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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公元1000—1800年间气候变化与农产曲线图(Galaway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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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作者笔误错将帕特里克 • 加洛韦(Patrick Galloway)写成了Galaway,可见本文注释4。此处是说参见加洛韦著《前工业时代气温和人口波动》,第6页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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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公元1250—1820年间英格兰气候农产与人口(Galaway页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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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作者笔误错将帕特里克 • 加洛韦(Patrick Galloway)写成了Galaway,可见本文注释4。此处是说参见加洛韦著《前工业时代气温和人口波动》,第14页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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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处着墨的比较研究,到底仍未能细致地解释人类历史与自然条件的关系,个案的考察仍当是验证解释的可靠方法。本文由联系中国的史事着手,也尝试实践太史公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的工作。本文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移动作为个案,因为欧亚大草原地居高纬度,气候干寒,植物的生长期相当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极不稳定,以此为考察的个案,“天”的因素比“人”的因素易于察觉。大致言之,温度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上下摄氏一两度,未能严重地影响人类生活。但是平均温度的变化,即使7月份平均温只是冷了一度,在温差起伏较大的内陆气候地区,即有可能对作物发生严重的影响。在冰岛地区,年平均温下降摄氏一度,可以缩短植物生长季节27%之多5。中国北方的草原,也是一个边际地区,微小的气候变化,可以立刻引发生态的改变,从而导致人类行为的因应,其显著的现象则是因此而迁徙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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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北边草原的游牧民族之间,自古和战靡常。不少人以为,游牧民族总想入侵中原,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原并不是他们理想的居住地区。大致说来,游牧民族只要能获得中原的若干物资(如丝帛、茶盐及谷类),能有出售北亚畜牧产品(如牲口及毛皮)的市场,游牧民族并不想要侵略中国。若游牧民族大量移入中国,必是在北方草原上有了住不下去的困难。天然灾难,每是使他们不能不迁徙的原因。在北方干冷的地区,水灾不可能出现,天然灾难不外是瘟疫与虫灾及过寒或大旱。蝗灾造成的灾害,也可以造成生活上极大的困难。举一个例子,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匈奴因为蝗灾而大饥,南匈奴向汉朝告饥,汉朝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建初八年(公元83年),北匈奴大人稽留斯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趋五原叩塞降汉。到了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匈奴降者五十八部二十万人。次年,匈奴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于是窦宪在永元元年(公元89年)出兵,将南匈奴击北匈奴,匈奴遂弱,漠北地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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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是突发性的灾难,颇难在历史上找出规律。自然灾难中,由于气候引发的天灾,则多少可有地理因素可以追寻线索。北边常有天灾,最严重者为酷寒及苦旱。前者缩短植物的生长季节,后者剥夺了植物生长的水分。塞外从牧畜为生,野无青草,则牛羊不能生息繁殖,饥馑接踵而至。二者之中,酷寒可由长期的气象资料中求取线索,本文之作即为尝试追寻史料中酷寒记录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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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长期有过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中国的记录。五代至辽金元诸朝,中国也曾屡次有北方民族的入侵。竺可桢氏根据中国物候史料推测中国历史上气温的变化,并与从格陵兰冰川冰块测得的1700年气温变化曲线相比(附图三),从这两条几乎平行的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到六朝时代有过长期的低温,隋代开始回暖,唐代是高温期,五代开始又渐寒,南宋有过骤寒,中间短暂回暖,仍比现今温度为冷。元明均在偏于寒冷,而清初又骤冷,直到民国时期,始渐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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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变化与北方民族入侵的时代如此契合,不能说完全是巧合。竺氏的发现,只是长期的趋向,气温变化与民族移动之间的关系,仍须由具体的实际史事考察。本文即拟从南北朝的气温变化及民族移动,以观察期间的相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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