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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170109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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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传统生物学史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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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和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很早就开始注意辨识生物，考察它们的分布、生长发育和繁殖规律。同时，根据生物的各种特点，进行命名、分类，以达到很好地利用生物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保健及营造好的生活环境的目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他们对生物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但有效地选择那些适合于作为食物、纤维、药物和观赏的种类用于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以免遭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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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国古代生物学的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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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说的圣人及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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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了生存，很早就开始辨识周围的生物，以便充分地利用它们。这种工作可能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在中国，这个过程非常久远，与世界上众多其他文明一样，我国古人把最早获得的那部分生物学知识归结于圣人，他们中最有名的是神农（农业之神）（如图1.1所示），传说他“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一些可食用的植物被用于发展农业，有些就被当作药物使用。这个传说中“尝百草”的人物，因此被尊为中国的农业和药学的始祖。古人把最早出现的本草学著作名为《神农本草经》；公元前我国的农书也有称作《神农书》的，即出于这个缘故。“尝百草”的传说表明，古人在利用植物作为食物和药物的过程中，曾以品尝来识别它们的滋味和性质。透过神农这个圣人象征的活动，可看出早期生物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是通过农业和医药两个途径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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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先民也曾对周围的生物资源进行初步的管理。《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舜帝曾封伯益为“虞”，负责帮助管理生物资源。传说伯益善于辨识各种草木鸟兽，大约是一位熟悉动植物习性的山林管理者。这个传说反映出当时因为是依靠动植物资源作为生活资料，人们非常关注野生动植物的分布，逐渐开始各地相关的调查，同时进行相关的管理。这项事务应当源于先民们采集和狩猎的活动，随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开始出现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管理工作。由于长期的利用动植物资源作为生活资料，关于它们的生活规律〔1〕、分布就一直是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结果是人们逐渐开始各地相关资源的调查，同时记下这方面的内容。这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命名分类的问题。后来的一些古代政治制度史籍根据伯益的传说，把“虞”、“衡”说成是管理山林和水泽生物资源的官职名称，而将记述某一地方动植物物产的书籍称之为“虞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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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传说中涉及生物资源分布记述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这就是与舜约同时代的大禹。传说他是治理洪水的英雄，也是夏王朝的始祖。他可能是治水和兴修农田水利很有成就的一位首领。传说大禹治理好洪水之后，曾经根据各地的物产状况，制定了各地的贡赋，即所谓“任土作贡”。后世有托其事迹而撰写的《禹贡》一书（《尚书》中的一篇，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书中提到的各地贡赋中，涉及不少地区物产和植物分布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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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出土的史前农业时代的资料表明，我国的先人已经对各种动物的形态、习性以及生长环境有了细致的观察和描绘。不少陶器和雕塑上的动物和植物图形，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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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集中纪念先人的业绩，淳朴的先民便把长期以来众多人士在认识生物方面积累的成就归结到几个有代表性的圣人身上。对此清代学者郭柏苍总结道：“飞潜动植盈天地间，不养人即害人，吾人多识其名，则一也；凡日用养生所需，上古帝王天生明圣，尽性穷理，为生民立命，早已取义命名。”〔2〕早期古人的辨识、命名、分类等基础性的工作，不但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对生物学知识的积累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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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知识的重视进入商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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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尚未出现专门记述动物和植物的著作，有关生物学知识散见于其他类型的著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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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很早的生产政令性著作《夏小正》已经反映出人们掌握了不少生物的生长发育节律和迁徙方面的物候学知识，这是人们在长期采集、渔猎和进行农业生产时积累的知识结晶。不仅如此，随着对生物世界观察的深入，人们逐渐关注植物与土壤、地下水的关系，以及生物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著作如《管子·地员》记载了局部地区的植物垂直分布和水平分布的问题（如图1.3所示），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知识。这些知识都被利用来为农业生产活动安排和指导农业生产布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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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记载了各地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和一些药物，其中也包括一些荒诞不经的描写。亲近自然、善于观察生活的庄子在《庄子·山木》篇记载了生物间的食物链关系（如图1.4所示），即后人归纳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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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注重生物资源的利用，因此人们把这种行为规范为一种必须时刻加以注意的大事。《礼记·礼运》中有“货恶其弃于地也”这样一种说法。这里的货是“食货”也就是经济物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能让物产没有得到利用白白浪费。后来许多到各地为官的学者，就编写各种“异物志”、“虞衡志”等等来记述各地的主要名产。其影响也非常难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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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古代的生物学从一开始就是与生物资源利用和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与传统的经世致用（源于《大学》中所谓“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经国济民”的思想渊源）思想相互影响促发。所谓“经”可以理解为经理、探索、经营，济民、济世是古代众多当权知识分子（官僚）和落第的知识分子〔3〕普遍持有的一种社会道德或责任感。诚如冯友兰指出的那样，在封建社会中，遵循《大学》中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格言不一定得当帝王，“他仅仅需要作为国家的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他就是尽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4〕通过自己所取得的博物学知识来帮助社会，也是传统官僚知识分子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很显然，在古代农业社会中，通过传播动植物知识或者博物学知识来帮助社会进步，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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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遗传学和实用微生物知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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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还促进了遗传育种知识的获得和相关技术的进步，当时人们已经利用杂交优势服务于生产。在我国，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大麻的植株有雌雄之分。《诗》中记载，当时人们把雄的植株叫作枲。枲只开雄花，它的植株不结实，也叫花麻，只有雌的植株才结实，结实的植株叫苴，也叫种麻。另外，生物通过不断地延续自己的后代，将自己的性状在后代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是遗传。有关遗传现象的认识，大概在古代是很早的，因为这种现象很容易从人类本身的繁衍和周围其他生物的繁衍过程中看出。当农作物开始被栽培的时候，人们已经有了最初的遗传观念，即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常见的经济昆虫和有害昆虫的生理和习性也有初步的认识。同时也认识到人类近亲婚姻的危害，从而产生“娶妻不同姓”这样一种“同姓不婚”的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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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古人在利用应用微生物进行酿造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传说仪狄开始制酒。《尚书·说命》中记载，酿酒要用麴蘖。根据《周礼》等书的记载，当时的制酱和制醋都有专业人士。凭借当时医学和畜牧业的发展，人们还掌握了一些动物解剖学方面的知识。这些充分体现在《黄帝内经》等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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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秦时期的生物分类思想和孔子提倡的“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