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02173
第二讲 印刷术
1701102174
1701102175
印刷术与火药、指南针一起,早被西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发明。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纪曾说:“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发明是来自中国的。”若再加上造纸术,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作出的伟大贡献,也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1701102176
1701102177
印刷术被称为“神圣的艺术”,又号称“文明之母”,其重要性人尽皆知。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源泉之一,就是印刷的书本。中国在公元7世纪唐初贞观年间发明雕版印刷,比欧洲早约700年。11世纪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则比德国谷腾堡早约400年。1300年以来,由于印刷术的广泛采用,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对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701102178
1701102179
一、雕版印刷
1701102180
1701102181
(一)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源流
1701102182
1701102183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是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古今中外学者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分为七种,即: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隋朝说、唐朝说、五代说、北宋说。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未免过早,北宋说又太晚,均不能成立。清代流行的五代说,已为敦煌发现的唐咸通本《金刚经》等实物所推翻;而隋朝说因为误解文献,信者已不多,比较可信的只有唐朝说了。由于唐朝统治约300年(618~907年),对于印刷术的具体发明年代又多有不同说法,有初唐说、中唐说等,而以唐末说占多数。有人提出7世纪唐初贞观说,根据的是明代杭州人史学家邵经邦(1491~1565年)的《弘简录》。这条材料首见于清人郑机(约卒于1880年前)的《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弘简录》卷四十六原文云:“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1701102184
1701102185
“梓行”两字即是雕版印行,意思很明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636年),可见此书的印行,就在这年或稍后。当时民间或已有印本出现,所以太宗才想起把它出版。问题在于邵氏是16世纪的史学家,其书究属第二手史料。两《唐书》、《通鉴》、《太平御览》虽然提到《女则》,但都没有“令梓行之”一句。不过《弘简录》是一部正式通史,邵氏曾将之自比于宋郑樵的《通志》,是他花了十五年工夫,四易其稿才得以写成。从中可见邵氏之谨慎不苟,又自称“述而不作”,因此他的说法应该不是凭空臆造。
1701102186
1701102187
唐代玄奘法师曾经印施佛像,亦可为此说旁证。唐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玄奘法师于贞观三年(629年)西游印度,645年回国,麟德元年(664年)圆寂,所以印制佛像一事应该在他回国以后。他用纸印的普贤菩萨像,每年多至五驮,数量不少,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而敦煌发现的五代单幅大张普贤像与文殊观音像,即可能与玄奘所印相仿佛。
1701102188
1701102189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学者陆深则是第一位主张印书始于隋开皇年间者。陆氏《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594年1月5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
1701102190
1701102191
陆氏所引材料见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因为北周废佛,“毁像残经,慢僧破寺”,致使“塔宇毁废,经像沦亡”,隋文帝杨坚即位之初则大力提倡佛教,于开皇元年(581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至开皇十三年,又“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庄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但是文中提及“毁像残经”,经是经,像是像,明显是两回事,因此所谓“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者,即雕造已毁之佛像,并撰集佛教遗经。清初王士祯云:“予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俨山(指陆深)连读之误耳。”因此可见隋开皇说肇起于陆氏误解文义,之后他人转引陆深语,又有将“悉令雕撰”改为“悉令雕版”,还有改为“雕造”,不免以讹传讹,目前信者已不多。
1701102192
1701102193
根据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均不能证明东汉、六朝、后赵、北齐及隋朝已出现雕版印刻书籍这一史实,只有少数可作为唐初贞观说的佐证。当然,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尚有待于新史料与考古实物的发现。
1701102194
1701102195
唐代刻书地点可考者,有京城长安、东都洛阳、越州、扬州、江东、江西等地,尤以益州成都较为发达。8世纪长安出现了书坊,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照片唐写本《新集备急灸经》,下题“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背面是咸通二年(861年)写的阴阳书,三年写的神灵药方,可知它是咸通以前所印,而写本《灸经》是从印本传抄的。又上都东市大刁家印《历书》。西安藏有长安市西郊晚唐墓出土的印本《陀罗尼神咒经》,中间为佛像,似着色,四周方形为汉文咒语,与唐成都卞家印卖的咒本相似,疑是长安产品。原藏在一铜盒内,铜盒有唐咸通年号,则此方印本当为咸通或咸通以前所印,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唐印本了。
1701102196
1701102197
敦煌发现的《金刚经》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语一行。这卷佛经被公认为是现存世界最古的印本书之一。王玠为普通民间信佛弟子,出资印经。他印造的动机,是为他的父母祈福消灾,故称“为二亲敬造普施”。卷首有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扉画(如图2.1所示),妙相庄严,刻镂精美,是一幅成熟的作品,是世界印刷史上的冠冕,现藏英国伦敦。
1701102198
1701102199
1701102200
1701102201
1701102202
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石塔内发现木版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陁罗尼经》(如图2.2所示)。据学者考订,认为它是704~751年(新罗圣德王三年-景德王十年,即唐武则天长安四年—玄宗天宝十年)间刊印的。这卷佛经比咸通本《金刚经》长四尺,又约早一百几十年,比770年日本宝龟本《无垢净光根本陀罗尼经》等四种,也早几十年,被称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版印刷中的珍宝。此经使用了四个武则天的制字(证、授、地、初)。然而有武后新字并不能证明它是新罗印刷,却可证明为唐朝的雕印。载初元年(689年)武后创制了十多个制字,译经者、刻版者为了遵从武后法令,或社会上已流行,才会使用这些新字。假使这些新字传到新罗,也只能在少数文人偶一使用,不会很流行,因为新罗没有遵从武后法令的必要。至于一般书写或刻书,自然乐于常用的字体,而不会用写刻麻烦、笔画繁复的怪字。
1701102203
1701102204
1701102205
1701102206
1701102207
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贞观十三年(639年),新罗、高句丽、百济各遣子弟人唐国学读书。过了十年,新罗用唐衣冠。新罗僧慈藏自唐取去《三藏》四百余函,举国欢迎。僧洪庆又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回国。既然卷帙浩繁的整部《大藏》,几次被他们和尚运载回国,那么轻轻一卷印本佛经,被他们携归,自然更在情理之中。因此学者认为它是8世纪初唐朝的印本,而不是新罗自己刊的。在此卷经后几十年,日本出现了宝龟本《陀罗尼经》。据说被藏在百万小木塔中,因为数目大,可能是日本自造,但受中国刻经的影响是无疑的。
1701102208
1701102209
唐代之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虽只短短五六十年,但是朝代更替频繁,各地军阀割据,形成十数个地方政权;加之契丹等族的掠夺屠杀,使得开封洛阳一带中原地区数百里无人烟。而较为偏远地区如蜀、南唐、吴越、闽国,却保持偏安局面,成了文化中心,经济繁荣,印刷业也比较发达。政府出版了监本经书,为后世监本之滥觞,因此在印刷史上这一时期占有重要地位。五代刻书地点有开封、江宁、杭州、青州、瓜州、沙州、闽、蜀,其中尤以开封、成都、杭州为盛。
1701102210
1701102211
宋朝建立之后,政府不但热心于国家图书馆之收藏补充,更大力提倡刻书。国子监等刻印儒家经典、史子医书,除颁发各地外,并许可印卖。因宋代君主多崇释、道二教,故又镌刻佛、道两藏。在这一情势下,私人对于编刻书籍的兴趣大增,南宋地方官从事刻书成为一时风气。陆游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王明清云:“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陆游父子、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无不刻书。他们或刊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其地乡贤名宦著述。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不胜枚举。
1701102212
1701102213
宋代地方机关安抚使司、茶盐司、提刑司、转运司、郡斋、县斋、郡庠、府学、县学、学宫、书院等都刻书,成为官书。其中以郡斋、州学所刻为较多。此外还有公使库本:宋于各州军边县都设立公使库,供给往京官吏的食宿。公使库有所谓公使钱、公使库醋钱等名目,除作为免费招待官员外,又有余款可以刻书,有的还设有印书局。地方官刻书有时亦动用公款。
1701102214
1701102215
由于刻书印卖有利可图,故开封、临安、婺州、衢州、建宁、漳州、长沙、成都、眉山,纷纷设立书坊,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故宋代官私刻书最盛,为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刻版书代替了手抄,给读者以莫大方便,使科技文化得到大发展。宋代刻书的特点有三:一为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二为刻本内容丰富,品类齐全,印造精美,为后世不能及。三为刻书地点的逐步增多。北宋刻书之地可考者不过三十余处,而南宋则约近二百处。南宋十五路几乎没有一路不刻书,而浙、闽、蜀三地所刻尤多。
1701102216
1701102217
杭州在北宋时已有书坊,南渡后私人书铺更多,纷纷设立,称为经铺、经坊或称经籍铺、经书铺、书籍铺,又叫文字铺。可考的有二十家,其中有的还是从汴京迁来的。杭本刊刻精良,名闻国内外。宋藏书家叶梦得云:“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1701102218
1701102219
建阳县与建宁府附郭的建安县,是南宋出版业的中心之一。福建刻本称为“闽本”、“建本”或“建安本”,建阳麻沙镇所出的,称“麻沙本”。麻沙本因为粗制滥造,旨在速售,错误较多,几乎成了劣本或恶本的代名词。又用柔木刻版,字画容易模糊损坏,多用本县出产的竹纸来印,纸质脆薄,颜色黄黑,因为内容与材料形式都不好,所以给人一种不良印象。但是因为“福建本几遍天下”,品种繁多,成本低廉,因此流传到现在的宋版书,以建本为较多,自然其中也不乏刻书精美与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南宋时,连孤悬海外的琼州也刊有医书。可以说南宋时代的雕版印刷,几乎传布到全国各地了。
1701102220
1701102221
唐以前的书籍,由于历代兵火,大部分都已不存。而宋人著作传世较多,一部分古代作品也靠宋代印本流传下来。所以宋代印刷对于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其功甚大。宋代不但首次雕印了先秦汉代诸子哲学著作,还出版了不少科技书。而医学因政府的重视,尤为发达,官私出版的医书最多。古今类书有不少版本,还出现了消遣娱乐书籍。
[
上一页 ]
[ :1.70110217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