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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二讲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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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标志着科学哲学已经脱离一般哲学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从而，对于该学派工作的很好了解，就有助于我们较好地去理解和把握科学哲学的内容与其性质特征。同时，由于后来的科学哲学研究往往以维也纳学派的相关论点或基本立场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这也将为我们在后面深入理解各位科学哲学大师的相关论述提供有益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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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哲学的“科学化”与科学哲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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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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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维也纳学派”，是指奥地利哲学家石里克（M.Schlick）1925年左右在维也纳创立的一个学术讨论团体。这一团体的主要成员是些具有哲学兴趣的科学家，包括卡尔纳普（R.Carnap）、纽拉蒂（O.Neurath）、芬格尔（H. Feigl）、汉恩（H.Hahn）、魏斯曼（F.Waisman）、克拉夫脱（V.Kraft）、弗兰克（P.Frank）、闵格尔（K.Menger）、哥德尔（K.Godel）等。尽管这不是一个严密的学术组织，它的成员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观点，但是，该学派在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上意见又十分一致，这不仅涉及到了哲学的作用和方法，也涉及到了知识的最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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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期达到顶峰，后来由于石里克于1936年被刺身亡，再加上卡尔纳普与其他一些重要成员先后离开了维也纳，这一学派在30年代末期已不复存在。但是，它的各个成员仍然以维也纳学派的精神积极从事学术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其相应的哲学主张——逻辑实证主义——也已超出维也纳学派的范围而发展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哲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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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就是这一学派为了体现自己的基本哲学立场而创立的一个术语，对此我们可以大致地理解为：“逻辑方法（逻辑斯蒂）”＋“实证主义”。其中，“实证主义”这一术语的采用体现该学派将自己归属于实证主义（更为一般地说，就是经验主义）的范围；另外，“逻辑”这一术语的采用则体现该学派认为逻辑方法应被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从而也就从一个角度清楚地表明了该学派与“老的实证主义”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维也纳学派在自己的宣言性文章《科学的世界观念：维也纳学派》中对其基本立场作出了具体概括：“我们已经根据两点规定基本上描述了科学世界观念的特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观念是以一定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H.Hahn & O. Neurath & R.Carnap，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The Vienna Circle，D.Reidel，1973，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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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孔德可以看作“老的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基本立场是认为知识的发展往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其中，所谓的“科学阶段”就以知识的“（经验的）可证实性”作为主要的标志。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德进一步提出，认识应当局限于经验的范围，而不应涉及任何经验以外的内容，因为，依据上述立场，就只有经验地可检验的东西才是真正可靠的，与此相对照，任何超出经验范围的断言则因其不具有可检验性从而就不能看作属于科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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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德看来，我们应从这一角度对传统哲学（他称为“形而上学”）作出深入的批判。也就是说，由于传统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包括“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都不可能经验地予以检验，因此，按照实证主义立场，我们就应彻底地予以抛弃，或者说根本不应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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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孔德的立场，维也纳学派同样明确地打出了“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但是，这又是维也纳学派与“老的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说孔德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哲学的一种取消，那么，维也纳学派则应该说是对哲学作出了一个新的不同定位，这也就是所谓的“哲学的科学化”或“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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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学派的上述立场受到了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很大影响。维特根斯坦无疑应当被看作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特别是，正是由于他的影响，西方的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也即认为语言分析应当被看作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而且，我们应围绕所谓的“意义问题”，也即语句和概念意义的分析去开展相关的研究。（应当指出，在维特根斯坦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其基本哲学思想曾有过很大的转变，以至人们普遍地认为应对前期的维特根斯坦与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作出明确的区分：前期的维特根斯坦主要集中于形式语言的研究，也即认为应当用人工语言去完全取代自然语言，从而彻底解决由于自然语言的不完善所导致的各种弊病；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完全放弃了这样一种立场，并转而集中于自然语言的研究，因为，在这时的维特根斯坦看来，语句和概念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们的用法。尽管存在上述区别，但维特根斯坦全部哲学生涯有一个主要特征，即始终集中于语言的研究，并突出地强调了“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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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可以说集中地表现于一点，即将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语言的意义问题直接联系了起来，也即从语言的角度对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作了新的阐述。这也就是所谓的“经验证实原则”：“任何一个命题只有能为经验证实或否证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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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上述的立场去分析，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维也纳学派为什么会如此响亮地打出了“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因为，按照上述的“经验证实原则”，尽管传统哲学的各个命题和问题从语法形式上看都没有什么问题，但由于我们无法对其作出经验的检验，因此，它们事实上就都只是些无意义的“伪（假）问题”和“伪（假）命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关于哲学所提出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与其说是虚假的，不如说是无谓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荒谬无稽的性质。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的来由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6，4.003）进而，在维也纳学派看来，这又正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即应当努力揭示形而上学的这种错误性。例如，作为从语言角度去进行分析思考的一个直接结果，维也纳学派提出，语言的滥用正是何以会出现上述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普通语言用同样的语言成分即名词既表示事物（‘苹果’），又表示性质（‘硬的’）、关系（‘友谊’）和过程（‘睡眠’），因而诱使人们误把功能性的概念当作类似于事物的东西（实在化、实体化）。人们可以引证无数类似的由于语言而导致的谬误的例子，对哲学来说，其后果同样是严重的。”（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The Vienna Circle，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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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卡尔纳普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上面的论述：“在我对形而上学的认识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展发生在维也纳时期，那主要是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那时我开始认识到，许多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不仅没有任何用处，甚至毫无认识内容。它们只是一些假句子。这也就是说，虽然在表面上它们似乎作出了对某些问题的论断，因为它们具有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而且其中的词也能引起许多强烈的和富于情感的联想。可是，在事实上，它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判断，也不代表任何命题，因而也就毫无正确或错误可言。甚至由这些句子给予的所谓肯定或否定答案的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外部世界是否真实’这个问题，也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假问题。我把这些语句和问题看作是没有认识意义的观点，是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证实原则提出的。这一原则体现：首先，一个语句的意义是由它的证实条件所决定的；其次，当且仅当一个语句原则上可以被证实时，这个语句才是有意义的。”（《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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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的是，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除去努力揭示形而上学的错误性这样一个主要是批判性的工作以外，哲学研究的又一主要任务就是对科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意义作出澄清。这也就如石里克所指出的：“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第9页）从而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更为清楚地指明了哲学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哲学不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活动，一种澄清自然科学的命题和揭露形而上学之为无意义的活动。”（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29页）。另外，从发展的趋势看，这也就意味着维也纳学派已将自己的着眼点由一般哲学转向了科学，或者说，在创建专门的科学哲学这一方向上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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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哲学又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的两项功能呢？这就关系到了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维也纳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哲学的工具是逻辑分析。在这方面维也纳学派应当说受到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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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突出地强调了现代的逻辑技术，也即所谓的数理逻辑（逻辑斯蒂）对于哲学研究的特殊重要性：这种方法“通过对数学的批判考察，它已逐渐潜入哲学……我相信，它代表着类似伽利略带给物理学的那样一种进步。”后者即是指，新逻辑“使我们终于能够知道，哪些问题有可能解决，哪些问题是超乎人类能力，必须抛弃的。而且在看来问题可能得到解决的地方，新逻辑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得到不仅体现着个人特性而且必会博得一切足以做出判断的人们赞同的结果”（《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哲学上科学方法应用的一个领域》，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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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维特根斯坦的下述名言我们或许即可更好地理解罗素的后一论述：“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凡是可说的则都应当说清楚。”更为具体地说，除去对于新的逻辑方法的突出强调以外，罗素的这一论述同样体现了关于哲学研究的一种新定位：我们应当完全放弃传统的哲学研究，并集中于那些依靠新的逻辑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当然，维也纳学派关于哲学研究应当致力于“揭示形而上学的错误性与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的论述，也可看作为哲学研究的这种新定位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说明，即究竟什么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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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独到之处，即在于认为我们应以意义分析作为判定“是否应当保持沉默”的主要标准；而罗素的特殊贡献则在于他十分清楚地指明了逻辑应被看作意义分析的主要工具，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罗素断言：“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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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仍可引用卡尔纳普在《自传》中的一段话来体现罗素对于维也纳学派的重要影响：“1921年冬，我读了罗素的著作《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作为哲学方法的一个方面》。书中有一些段落给我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因为它们对哲学的目的和方法作了清楚明确的阐述。……罗素在该书的序言中谈到‘哲学的逻辑分析法’……他还用下面的话扼要地概括了这种哲学方法的特征：‘对逻辑的研究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逻辑为哲学提供了研究方法，正像数学为物理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一样。……’”卡尔纳普还特别提到了罗素的这样一个呼吁：“传统体系中一切所谓的知识必须一扫而光，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开端。……对于大批的、并且日益增长的科学研究人员来说，新方法具有旧方法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我相信，哲学上在不远的将来要取得一种胜过迄今为止哲学所作的一切的成就。”卡尔纳普接着写道：“我觉得罗素的这个呼吁就好像是针对我个人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去工作！的确，从此以后，运用这种新的逻辑工具来分析科学概念和澄清哲学问题就成为我的哲学活动的基本目标。”（《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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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提及的是，除去对于逻辑方法的突出强调以外，罗素在数学哲学领域内的工作，也可以说为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方向上的工作提供了直接的样板和必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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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的逻辑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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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普遍地认为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西方的哲学研究往往特别强调“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区分，也即认为这两者应当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哲学分支；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之间始终存在重要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就科学哲学的历史形成而言，正是数学哲学、特别是所谓的“数学基础研究”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与直接的范例。[6]（这里主要是就20世纪30年代以前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相互关系而言的；与此相对照，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20世纪50—60年代以后，这两者的关系就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哲学现已取代数学哲学在两者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详见本书第六讲，或Zheng Yuxin［郑毓信］，“The Revolu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Logique et Analyse，1997［158］；以及D.Gillies & Y.Zheng，“Dynamic Interaction with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Theori，20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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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哲学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主要集中于所谓的“数学基础研究”，也即如何能为全部数学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这种状况应当说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由于数学是演绎地展开的，因此，从逻辑的角度看，就存在两种可能的研究方向：一是追问从我们已获得的结果“可以进一步定义或推演什么”，从而不断地去引出新的结果，包括逐步趋向更大的复杂性；另一则是追问我们作为前提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可以从哪些更为普遍的概念与原理定义或推演出来”，从而进入愈来愈高的抽象和逻辑的单纯性。（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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