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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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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科学哲学研究（与数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哲学分析与历史研究的很好结合。拉卡托斯曾依据康德的著名论述对两者的关系作了自己的诠释：“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也是他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以下再对他的两个具体论点作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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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史的“合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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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是对科学史给予了更大的重视，并认为后者可以看作为实际评价各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提供了重要的检验手段。与此不同，拉卡托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认为与汉森等关于“经验事实”的分析相类似，科学史也不能被看作完全中性的，而是必定具有一定的理论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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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得出上述结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于“内史”与“外史”的明确区分，并认为与“外史”相比“内史”更加重要：（科学的）“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外部历史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或者，当历史与其合理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验的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方面，要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同前，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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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拉卡托斯指出，科学史家对于什么构成了他的内史的判断，又完全取决于他所接受的科学方法论。也就是说，“在构造内部历史时，历史学家是高度有选择性的：他要删去一切按他的合理性理论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拉卡托斯认为，“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任何科学史都是真实历史的一种“理性重建”：“科学的历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同前，第16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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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后者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一断言的一个主要涵义，或者说，即是十分清楚地体现了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研究的特殊重要性：“科学哲学家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同前，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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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阶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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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科学史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究竟又是否具有重要作用呢？特别是，它是否可被看作为实际检验各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工具或手段？在具体论述了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后，拉卡托斯又回到了这一问题，并从一个新的角度作出了肯定性的答复：“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这事实上也可以看成前一思想的一个直接应用和合理引申：由于“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理论（或研究纲领）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评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同前，第141页）这就是所谓的“二阶科学方法论”，因为这里的评价对象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哲学理论或科学方法论，从而与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可称为“一阶科学方法论”，其评价对象是具体的科学理论）相比就达到了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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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指出，科学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不可能与实际历史恰好重合”，因为“科学史总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也正因此，“所有这些规范的重建可能都必须要由经验的外部理论作为补充以说明剩下的非理性因素”。在拉卡托斯看来，这就为不同科学方法论之间的比较和评价提供了直接的手段：“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将越来越多充满价值的历史重建视为合理的，就标志着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进步。换句话说，如果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编史学研究纲领，它就是进步的。”这也就是指，“当出现了一个更好的合理性理论时，内部历史就可能扩大，并从外部历史中开拓新地”，也即将尽可能多的原先被认为是外史的问题转化成了内史的问题。（同前，第181，163，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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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拉卡托斯在此基本上就是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基本思想直接推广应用到了“二阶科学方法论”。在他看来，这种“内在的一致性”也正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其他科学方法论相比更为可取的一个方面。例如，如果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应用于自身，那么，任何历史反例的发现（前面已经提及，由于任何编史学研究纲领都不能将全部科学史都解释成合理的，因此，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必然地会“淹没在反常的海洋中”）就意味着我们应当立即放弃这一理论；与此相对照，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我们则就应当采取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也即应当等待“这些反常最终……由某个更好的合理重建……作出说明”（同前，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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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卡托斯看来，上述的分析就十分清楚地体现了这样一点：“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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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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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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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对于理性主义立场的坚持正是拉卡托斯科学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拉卡托斯的主张，即内史与外史相比为什么更加重要，科学史学家在从事研究时为什么必须首先重建“内部历史”。但拉卡托斯在坚持理性主义立场的同时又始终强调历史的视角、发展的观点。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拉卡托斯所提倡的是一种“开放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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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开放的理性”的一个重要内涵，即是明确承认“科学方法论”的多元性。就如拉卡托斯所指出的，“实际上，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暗示了一种多元权威体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与各种科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理论相比，我们应当更加坚持“科学实践”的首要地位。从这一角度就不难理解拉卡托斯的以下论述：“至少就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而言，方法论的进步仍然落后于通常的科学智慧。那么，要把某种先验的科学哲学强加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这不是狂妄吗？……我想是的。”（同前，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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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实践的优先地位事实上也就是承认实际的科学活动必定包含一定的“非理性成分”，或者更为彻底地说，我们不应将科学方法论以外的一切视角，如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视角，都看成非理性的，乃至断言“外部历史对于理解科学是无关的”。应当指出的是，后者事实上也正是“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很多研究者在从事科学的分析时所采取的就是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比如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这一术语的引入就可清楚地看出。当然，认为“权力”与“利益”等社会学因素（或是什么别的因素）应当取代“合理性”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首要因素，同样也是一种极端化的立场，或者说是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恰恰相反，我们所需要的应是多元的视角与辩证的整合，对此将在第三部分作进一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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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者应有长期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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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地看，拉卡托斯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应当清楚地认识“长期的研究方针”对于科学研究的特殊重要性。例如，只有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研究为何不应被看成“猜想与反驳”的简单重复，或者说，才能明了严肃的科学研究与任意的猜测游戏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另外，相对于库恩的“范式”对于共同体成员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成功的承诺”这一说法，拉卡托斯的论述显然也更为清楚地体现：“成功的承诺”并不仅仅在于范例为新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样板，而主要取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否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也就是说，相应的范式是否为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工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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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具有长期的发展眼光也正是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大师的一个共同特征。例如，波普尔由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研究逐步深入到了本体论，并由此发展起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而库恩之所以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如此大吸引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工作为人们深入从事科学的分析开拓了新的研究前景，例如，正是以库恩的工作为直接的起点，“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在现代得到了迅速发展。还有，尽管拉卡托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但他始终希望能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思想应用到数学之上，从而发展起一种新的数学哲学理论——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研究工作的一个长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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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及的是，就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而言，拉卡托斯关于“长期研究方针”重要性的论述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例如，这事实上就是在诸多相关研究中人们何以常常会提到“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研究规划”（research project）等概念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些概念与“科学研究纲领”（以及“范式”）的涵义并非完全相同，但总体而言，它们又都可以看作好的研究工作应当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方针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更为一般地说，正是“长期的研究方针”保证了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乃至科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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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科学哲学到数学哲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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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由“数学发现的逻辑”到“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发展显然可以看成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实例，以下再借助相反方向上的例子更为具体地指明跨学科研究的基本意义和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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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至1940年的这五十年，可以说是数学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弗雷格、罗素、布劳维尔和希尔伯特等人围绕数学基础问题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发展起了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数学哲学学派，从而为数学哲学的研究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影响更已远远超出了数学的范围，特别是，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更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并直接促成了科学哲学的“独立”。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情况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尽管逻辑主义等学派作出了极大努力，他们的研究规划却都没有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在经历了所说的“黄金时代”以后，数学哲学的发展就一度“进入了一个悲观的、停滞的时期”；其次，与数学哲学的困境相对照，科学哲学则已逐步摆脱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也正因此，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就对数学哲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对数学哲学的现代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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