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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九讲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S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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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SSK”，是指“科学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也即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尽管主要被看作属于社会学的范围，但由于相关学者通过科学知识产生过程的具体考察引出了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若干结论，并且这些结论与人们普遍接受的素朴科学观念直接相对立，从而就构成了对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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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同样清楚地体现了素朴科学观念的局限性，特别是清楚地揭示了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那么，SSK的研究则力图颠覆这样一种观念：科学相对于其他文化形式而言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后现代主义可以说为SSK的上述立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从“外部”对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批判，SSK的研究则已深入到了科学活动内部，而且，由于SSK所从事的主要又可以说是一种实证的研究，即是“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布鲁尔语），从而在学术界也就有更大的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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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幅完全不同的科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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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对称性原则”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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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关注知识或信念的可靠性（validity，或者说，真理性），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为此提供有效的论据（evidencing reason），从而也可清楚地体现相应行为的合理性；与此不同，SSK所关注的则主要是知识或信念的可信性（credibility），也即希望通过自己的分析能为人们何以接受这样一些知识或信念作出具体的说明（special/local cause），却完全不去涉及这些知识或信念是否可靠（或者说，是否为真理）。正如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巴恩斯（S.Barnes）所指出的：“我们讨论的中心，乃是社会学家对理解和解释有关自然的信念及其变化的关注。这一讨论并不寻求提倡或批判它所论述的信念，也不关注这些信念是否被证明是合理的”；“本书通篇所使用的‘知识’这一术语，其含义是指‘已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前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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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关注点的不同以外，科学哲学与SSK还有着不同的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这也就如巴恩斯与布鲁尔（D.Bloor）等人在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作出说明时所指出的：“社会科学家们以自己学术传统中通行的特定的术语模式、以自己的方式描述科学。”（《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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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普遍地认为科学在各种文化形式中具有优势的地位，即是唯一的真理体系，因此也就认为我们应对“合理的信念”（rational beliefs，或者说，“真正的知识”）与“纯粹的信念”（“不合理的信念”，irrational beliefs）作出明确区分；进而，“合理的信念必须建立在理性的论证之上，不合理的信念所需要的则仅仅是具体的、社会—心理的解释”（B.Barnes & D.Bloor，“Relativism，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d.by D.Rothbart，Wadsworth，1998，第326页）。更具体地说，前者正是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即利用合理性等概念对知识的可靠性作出论证；与此相对照，由于理性的论证对于错误的信念或认识并不适用，因此就必须通过社会与心理等方面的分析来说明人们何以会接受相关的信念或认识。这样，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就被明确区分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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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也是传统科学哲学研究何以特别强调“内史”与“外史”区分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SSK也就必须首先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合理性作出说明，即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将社会学的研究推广应用于科学知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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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实上也可以说集中体现了SSK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主要就是由于上述传统认识的影响，后者或者未能将科学知识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或是主要集中于科学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科学活动的必要规范，从而也就将科学知识彻底排除出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当然，从更为深入的角度去分析，这也直接反映了相关学者对于科学的不同态度，特别是，正是对于科学的批判态度直接促使SSK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工作集中到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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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几讲的分析不难看出，正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促成了“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从而也就为SSK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几乎不用怀疑，科学的形象已经远不像它以前那样可爱了；科学家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几乎也用不着怀疑，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必须诉诸社会因素，尽管要确定什么是确切的解释更困难了。一种可能性是，科学制度基础中的真正变迁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由于科学被政府、企业和军方占有了，因而不可能把对现有的主要制度或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的敌视，与对科学的完全肯定的评价结合在一起。因此，几乎很自然地出现了少数人对科学的批评。”（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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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SSK在这方面的具体立场而言，我们还应特别提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为两者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新兴的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人文主义研究在某个地方得到了统一，即：两者都开始偏离科学具备认识论权威的地位这个理念。”（舍格斯特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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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SSK学者对于自身研究工作合理性的说明而言，我们则又应当特别提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原则：“对称性原则”（the principal of symmetry）。具体地说，在SSK学者看来，传统立场的一个严重弊病，即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对称性，也即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先入之见”；进而，为了纠正或防止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应对各种被认为具有不同性质的知识或信念（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采取同样的立场，也即应当应用同样的概念体系（理论）去对此作出具体说明。“如果你想说明对飞碟的信念，那么请确保你的解释也可以对称性地运用于黑洞。如果说你宣称揭穿了超心理学，你能运用同样的因素来解释心理学吗？如果你已经分析了巴斯德的成功，那么你能用同样的术语来解释他的失败吗？”（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0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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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就如巴恩斯所指出的：“没有必要限制知识社会学的视野。……这一领域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既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其他方面；那些不适用于科学的原则，在这个领域中的任何情况下都是不适用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前言”，第2页）进而，这又是“对称性原则”的根本意义之所在：“我们必须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的假定搁置起来，让科学的那些成就将自身与其他信仰和实践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超越那些根深蒂固的对科学权威性的先行文化假定，使得对科学实践和信仰的认识论地位的清醒判断成为可能。”（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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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同一角度去理解SSK学者所提出的另外一些方法论原则，如“陌生人原则”等。因为，在SSK学者看来，任何人一旦进入科学研究的“圈子”，就必然地会受到科学传统的极大影响，尽管他本人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点；也正因此，在具体从事科学的分析时，我们就应采取“陌生人”的视角，也即应当努力摆脱各种“先入之见”的影响。就像夏平与谢佛所指出的：“作为文化的一员，就是要怀疑这些东西是否如它们所声称的那样是自明活动……扮演一个门外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就科学文化的方面而言，这正是我们处理的东西……我们希望……对实验及其产品的理所当然的偏见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通过扮演一位门外汉，我们希望离开自明性。”（S.Shapin & S.Schaffer，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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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所谓的“对称性原则”或是“陌生人原则”，应当说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这十分有利于我们不断增强自身在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从而也就可以切实地避免与纠正由于认识上的盲目性所可能造成的各种错误。当然，就其直接的效能而言，这些原则又主要地起到了一个“突破禁区”的作用，即清楚地体现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社会学的研究扩展到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对称性原则重新确立起了连续性、历史性。其研究工作更可以看成对于传统的研究禁区的一个突破。”（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06页）当然，更进一步分析，这又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了这样立场：科学不具有任何文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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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家也是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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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的研究应当说渗透到了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英国爱丁堡学派的布鲁尔、巴恩斯等人从宏观层面进行的“科学争论研究”，法国学者拉图尔、伍尔加以及奥地利学者诺尔—塞蒂娜等人关于实验室的微观研究，英国巴斯学派的马尔凯与吉尔伯特以及美国学者格雷尔·迈尔等人关于科学家的文本与话语的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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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SSK的研究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深入到了诸多在先前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环节，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等。由于这种研究产生了不少重要的成果或结论，因此，反过来看，我们显然也就应当深入地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对于这些问题或环节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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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我们应对“发现”与“证实”作出明确区分的主张无疑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即是认为认识论的研究应当集中于“证实”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则可留给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去研究。另外，传统科学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理论优位”的立场，对此我们将在第十讲中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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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案例分析也是SSK研究的一个主要途径：“我们运用的主要方法是展示对历史案例的分析。”（巴恩斯与布鲁尔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导言”，第1页）这些工作获得了普遍好评：“在这一方面，社会建构论［SSK的另一名称］做得相当好，在一些详尽的案例研究中，他们把科学的社会实践和体制纳入到解释之中。”（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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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围绕实验室研究与科学争论研究具体地指明SSK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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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SK的实验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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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从事实验室研究的著名SSK学者之一，奥地利学者诺尔—塞蒂娜（K.Knorr-Certina）在其所著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曾对实验室研究的意义及其主要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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