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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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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SSK的批判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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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SSK学者的主张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与绝对化倾向，因此必定会招致广泛的批评。在此我们首先可提及库恩等人对于SSK的批评。尽管库恩常常被看成SSK的直接先驱，甚至更被说成相对主义科学观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他本人对此却表示明确的异义：他不仅明确声称自己“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也体现了对于“强纲领”的直接反对：“强纲领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权力与利益是所有的一切。自然自身，无论是什么样，在发展人们信念的过程中仿佛没有任何意义。对证据的谈论，对证据推理的理性，与这些推理有关的真理或可能性，现在已经被看成是胜利团体掩盖其权力的修辞手法。科学的知识现在被看作只不过是胜利者的信念。我是属于那些已经发现‘强纲领’观点是荒谬的人之一，在他们那里，解构已经走向疯狂。……但他们继续几乎都保持着对自然的这种角色的无知。”（“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hilosophical Essays，1970—1993，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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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费耶阿本德常常被形容为SSK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同行者，但他本人同样明确地声称：自己既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也是一个实在论者，同时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译者序”，第5页）。从而相对于纯粹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而言也就表现出了更强的辩证色彩。这事实上也正是对SSK诸多批评意见的一个共同之处：与绝对化与片面性相对照，人们往往更加倾向于对立面的辩证整合，特别是，我们既不应像SSK那样唯一地去强调社会因素（也称为“人类力量”）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致完全否认了客观世界（自然力量或物质力量）的作用；也不应片面地强调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共同点，以致完全否认了科学的特殊性，特别是，科学活动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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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拉图尔对于SSK所谓的“对称性原则”的批评。拉图尔指出，SSK所追求的事实上只能说是“第一层次的对称性”：“第一对称性原则要求使用同样的术语来考察错误与真实，这就颠覆了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在过去，知识社会学仅仅是通过收集大量的社会因素，来解释那些背离了那条勇往直前却又狭窄不堪的理性小道的事件。错误、信念可以进行社会解释，但是真理却是自我解释的。”他进而指出：“然而，布鲁尔所界定的对称性原则很快就陷入了死胡同，如果对其自身的解释也进行严格考察的话，这一对称性原则本身也是不对称的。认识论者和知识社会学家通过与自然实在之间的一致性来解释真理，又通过社会范畴、知识或者利益来限定错误。他们是不对称的。布鲁尔的对称性试图使用同样的范畴、同样的知识、同样的利益来解释真理和错误。但是它选择了什么术语呢？就是有关社会的科学所提供给社会科学家的术语。因此，它是不对称的。……因为它搁置了自然从而使得‘社会’极承担起了所有的解释重任。”（《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05，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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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正是通过对于自身立场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批判，不少SSK学者也逐步认识到了原先立场的错误性或局限性，转而强调对立面的辩证整合，并力图通过对于“人类力量”与“自然力量”的适当整合实现新的超越，从而就由SSK转向了“后S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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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因出版《建构夸克》而赢得了广泛声誉的皮克林就可视为经由反思从SSK走向后SSK的一个典范代表。尽管在当时SSK的影响仍处于不断扩大之中，皮克林却很快转向了对于自身立场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批判：“在这本著作［《建构夸克》，1984］之后，我便处于对我所关注的问题的自我挑剔状态。我进行研究的起始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知识与人的关系我认为已经足够清楚了，但知识与我们的世界的关系却远非如此明白。”皮克林于1995年出版了一部新的著作：《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以对他在后来这些年中所形成的新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皮克林在此所采取的就是一种更为辩证的立场：“讨论物质力量通常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置疑，……我自己现在的这本书则极大地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如何在时间中相互缠绕，关注知识如何参与这种相互缠绕之中。……在这本书中，原初的知识领域被并入更广阔的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作用领域，科学活动本身也显现为被包含在周而复始地创造和破坏相交织的广阔领域。”（《实践的冲撞》，“英文版原序”，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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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SSK内部所出现的分化，也即由SSK向后SSK的转变，我们将在下一讲作具体论述，这里仅限于讨论这样一个问题：SSK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在80年代的广泛影响，甚至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也可经常听到“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这样的说法，真可谓红极一时，然而，它又为何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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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这一现象是由SSK本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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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SSK研究工作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质，即是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直接应用于科学知识产生过程的分析，尽管在初期往往会产生震撼的效果，但也容易始终停留于对现成工具的直接应用，而缺乏新的创造，因而其势头很快就会出现衰退。皮克林就曾说：“我怀疑SSK工作真的富有成效。我曾经提及过：在把科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中，在理论和概念扩展意义上，SSK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科学的文化研究目前似乎仍然滞留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SSK的研究地带。”（同前，第23页）同时，如果坚持SSK所谓的“强纲领”，那么，无论所涉及的案例属于哪一科学分支，研究者都必须认定社会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这就等于说最终的结论是事先已经规定好了的，这样，所有的研究就都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无非只是在已有的“论据”之上加了一个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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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当然不应反对由外部汲取有益成分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问题、新的概念体系等。但是，在积极引进外部成分的同时，相关学科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就可能造成本学科的消亡。SSK的一个极端性立场，即是认为在科学与其他的文化形式之间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区别，这样，科学的特殊性就被完全取消了，这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研究的意义，当然也包括SSK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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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了促进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必须作好由“外推”向“内生”的转化，这也就是指：就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促进，而必须在学科内部找出相关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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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尽管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曾明显地表现出数学哲学的影响，但是，科学哲学又始终坚持了自身相对于数学哲学的特殊性，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本学科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另外，如果说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区分出各个不同的阶段或时期，那么研究问题的转移就正是区分不同阶段或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多种不同观点的存在甚至剧烈的争论与冲突，更可看成科学哲学兴旺发达的标志；与此相反，研究问题的枯竭，包括观点的高度一致，则就意味着发展的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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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SSK研究的一个严重弊病。我们甚至可以说，缺乏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以及基本立场的高度一致，决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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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无论就SSK或是其他各个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性研究而言，都应当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是自身的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究竟有什么作用，也即自身该如何定位。SSK（乃至“后SSK”以及所谓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研究）的又一明显不足之处，就是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盲目性，从而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任何较为重要的影响，并因此丧失了最为重要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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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文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具体分析我们即可更为清楚地认识SSK的错误性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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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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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分析了SSK的研究工作局限性，但这并不是否认它的贡献和价值；恰恰相反，它为我们更为深入、全面地认识科学（活动）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例如，如果说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在总体上从各个不同角度清楚地揭示了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特别是，在观察与理论、证实与证伪、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规范与超越、理性与非理性等对立环节之间所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二部分），那么，SSK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清楚地体现了以下三对范畴对于科学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性：反映（表征）与建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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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这方面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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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活动能否被看成一种纯客观的研究，即一种纯粹的发现活动？我们又应如何去认识主体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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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科学理性的真正含义？科学活动是否不应容忍任何非理性的成分？或者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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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力和利益等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科学与社会之间究竟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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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是否应当将观察、实验与归纳等看成是科学发现的唯一合理程序？在科学中又是否存在这样的方法，按照它我们即可有效地作出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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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客观规律是否应当被等同于机械确定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是否应当被完全排除出科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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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学知识究竟是情境相关的还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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