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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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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3章 “对城市的爱”：古代世界的财富及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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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予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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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和下一章，我会尝试把非基督徒和基督徒对财富和赠予的态度放在一起来考察。在这么做时，我将努力避免把这两个群体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建立在纯粹抽象的思辨之上。与之相反，我一开始就会指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财富观上有大量交叉之处。我们会看到，对于财富，两个群体都可以说是有所疑虑的。两者都坚持认为，对财富的占有需要通过慷慨来获得合法性，至少慷慨能让拥有财富显得更加温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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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有关慷慨大方该通过何种方式表达的问题上，两个群体的态度似乎有显著的差异。每一种慷慨的形态都凝聚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类型。基督教的主教们常常抱怨，富人们花在大型建筑和华丽的赛会上的钱，本应花在穷人身上。前者的驱动力仅仅是对炫富的热衷，而基督教的慷慨（按照这些主教的说辞）背后的驱动力是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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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种不同风格的赠予指向的两种社会类型之间的冲突——尽管在之后的认识里显得清晰而富有戏剧性——并不必然是日常行为层面的冲突。并不是所有信仰多神教的有钱人都把钱挥洒在了大型赛会上，也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只把钱花在穷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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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下一章（第4章）将分成两个部分。我们一开始会在针对城市的传统慷慨形态与针对穷人和教会的基督教的慷慨形态之间做一个清楚的区分。从长远来看，这种分歧意味着一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想象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基督教礼物的理想受众（穷人）不同于城市慈善活动的传统受众（公民——其中有不少人绝对算不上贫穷），赠予的想象性功效方面同样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基督教向穷人布施的理念的背后是一种新鲜的观念，即向穷人的赠予（以及为其他虔诚的事业实施的赠予）涉及财富从此世向来世的转移，这可以总结为一种“置财宝于天堂”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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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4章最终会回到地上的世界。我们会描述，在4世纪70年代之后关键的几十年中，当财富和财富的持有者开始进入教会时，从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不同形式的赠予如何助推了拉丁基督教的“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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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富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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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必须弄明白，在看待周遭的社会时，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哪些方面态度相近。最能揭示这一点的，莫过于当时的主流基督教布道者的话语。我们可能期待他们说的话总有新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那些听众对他们听到的大部分内容应该不会感到特别惊讶。事实上，他们的主教们也不期待他们感到惊讶。有一次，希波的奥古斯丁在以“贪婪”为题做长篇布道时，开门见山地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不是一个缺乏原创思想的人，但是，就贪婪这个主题，他坚称自己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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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为什么，贪婪对人心有如此强的效果，以至于所有人（更确切地说，是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在言语上称贪婪是一种罪过；但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贪婪是他们特别的软肋。反对贪婪的意见很多，它们都是非常好的、很有分量的观点，而且全都正确。诗人、史学家、演说家、哲学家、每种类型的作家和每个专业人士都在反对贪婪这个问题上说了那么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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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论及财富时，奥古斯丁和其他布道者们是作为一个很古老的世界的继承人在说话。他们的那些意见早已在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被接受为共识。因此，当奥古斯丁直接从多神教经典中搬出关于社会的观点时，我们不应该认为，他是在有意识地努力向多神教徒们炫耀知识，或是通过引据他们钟爱的作家来把他们引向教会。奥古斯丁引据这些古人时不假思索，就像我们今天会不假思索地说地球是圆的、万有引力的法则是普世的。对于奥古斯丁和其他思想家们共同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来说，这些观点是绝对真理。奥古斯丁所表述的关于贪婪的话题（以及其他很多有关财富的话题），多是他不得不说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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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三十多年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指出，一个特定社会的常识总是依赖于“一种稍加规整化的、经过考量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呈现的。正如吉尔兹在他的论文《作为文化系统的常识》（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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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智慧毫不掩饰地具有一种即时性。其形式包括警句、格言、“附评”、笑话、逸闻等——一串精辟的话——并非正式的信条、公理化的理论或成体系的教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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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智慧也就是一种对常识判断的无声的确定感。这种常识判断宣称自己并不仅仅代表知识精英的精妙且严密的观点。事实上，它们宣称自己是在代表一个由有头脑的人组成的、想象性的、大众的浑厚声音。常识判断并不像“公理化的理论或成体系的教理”那样轮廓清晰。相反，它们往往并不一致，具有民俗或谚语智慧的那种多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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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有关财富的话语”读成一种“常识”的话，在坐下来阅读古代晚期多神教徒和基督教徒作家的作品时，我们就能避免很多错误的预期。我们不需要期待从这些作品中发现一种单一的、连贯的有关财富的信条，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基督教的。我们所能够发现的，对于史学家来说可能更有意思。着重把有关财富的话语看作一种常识的形态——看作一种观念的大量沉积，而不是一种信条——能够帮助我们拓展晚期罗马帝国文化中社会想象的视野。我们既能够描绘这种文化的资源，也能描绘它的盲点——这种文化擅长思考的，以及它情愿忽视的。让我们先来看其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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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生活在晚期帝国的人来说（甚至也包括晚期帝国的知识分子，如奥古斯丁），财富不是一个被以系统化的方式分析的话题，如同17世纪以来我们现代人所做的，或是少数杰出的古代希腊人——如亚里士多德——在古典时代的最开端所做的。这样一种对理论化的抗拒需要被解释。它不意味着晚期帝国的人对经济现象无知或者无感。[3] 但他们的想法并不指向对社会本质的自由而深入的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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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残酷的原因能解释这种空白。罗马帝国不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财富及其密不可分的阴影——权力——都是不得不谨慎处理的话题。很多个世纪以来，有教养的人都是威权主义政权下的属民，尽管这个政权宣称自己是罗马社会秩序的保护者。用一个现代学者的挖苦话来说，奥古斯都皇帝“让世界对寡头统治来说很安全”[4] 。在这一点上，4世纪的贵族，无论是元老院贵族还是地方贵族，和他们的前任几乎没有差别，他们不愿意质疑一个有四百年历史的帝国体系，他们觉得能够拿来随便议论的并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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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对最有勇气的人来说，很多话题也是禁忌。比如，阅读如米兰的安布罗斯那样的主教的激动人心的布道让人感到，对富人泛化的谴责是用来替代针对宫廷政策的批评的。在像米兰这样的宫廷城市，这是个切实的议题。安布罗斯曾为一位因忤逆的罪名而马上要被处决的人求情。这个人获罪仅仅是因为他曾说过，当时的皇帝（年轻的格拉提安）配不上他的父亲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名声。[5] 因此，社会批评倾向于泛化和刻意模糊。我们不禁猜想，邪恶的富人——在短论和布道里被一成不变地呈现为贪婪和奢靡的典型怪物——是公共意见的替罪羊，因为更具体的不满（例如对重税和欠妥的公共决策的怨恨）在那个世界里不能够被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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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应该太着急下结论，把这种对政治议题的退缩仅仅归因于恐惧或是智力上的怠惰。受古代晚期修辞学教育的人在某些议题上极其严肃。但这些议题并不触及社会的整体结构。相反，修辞学教育的重心完全在有关个人行为举止的议题上。简单地说，对古代人来说，个体该如何行事，要远比他们行事于其中的社会结构重要。[6] 在这种世界观中，富人和穷人并不作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阶级，在一个更广的社会范围中发生互动；相反，他们是两个相互区别的人群，各自对应一套特定的社会期待。对富人的社会期待是慷慨和心地善良；对穷人的则是低三下四和心存感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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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关系几乎总是以特写的方式显现为个体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这并不奇怪。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数不清的依附链条把这个社会捏合在一起，这个链条的环节可以是皇帝、公务员、庇护人或地主，个人的命运悬系在这些链条环节性人物的青睐之上。所以，在这个链条上，人们建立联系的行为举止很关键。[8] 由此而生的，是社会关系的高度个体化。很多关于富人和穷人的议论所预设的情境，几乎是在照搬民间故事的逻辑。在民间故事里，两位主角完全支配了每个事件；他们都不被看作从属于某个团体。有关财富和贫穷的话语以相同的方式趋向于聚焦在单次的遭遇和单次的赠予中，这样的赠予发生在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之间。[9] 穷人“总是盯着富人的指头”[10] ，富人则被期待以施恩和赦免的有力姿态展开双手。从精心铸造的、展示了尼禄皇帝伸出手向罗马人民派放供给的硬币，[11] 到《354年日历》上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以执政官的身份散发金币的图像，[12] 整个罗马社会秩序的凝聚力浓缩在了这些大人物的手部动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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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社会情境，表现为一系列施予者和恳求者的相遇。在其中，说服成了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最要紧的——行动手段。对于主教或修辞学家来说，当他们布道、向皇帝请愿以及称颂并恳求总督时，他们要做的可不是提出“正式的信条、公理化的理论或成体系的教理”。因此，思辨活动可能要放一放。相反，他们的任务是撬开挂在有权有势者心坎上的大锁。他们必须确保这些锁被打开，这样会带来慷慨和仁慈的行为。在说服的艺术中，发挥作用的是常识（而非精致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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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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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意味着晚期罗马帝国的人们放弃了对他们身处的社会的批判力。事实远非如此。无论是多神教徒还是基督徒，都追溯一种悠久传统——对财富和有钱人毫不留情地怀疑。这个传统既存在于希腊文献中，也存在于拉丁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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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拉丁世界，一个对罗马的集体记忆长期以来非常鲜明且突出。这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被认为曾经过着一种高蹈的，甚至是英雄主义的贫困生活。对于那些回溯罗马历史的古典叙述的人来说，财富的来临被认为标志着罗马德行终结的开端。它曾造成了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它可能还会造成帝国的衰落。这样一种对罗马历史的呈现方式，尽管高度程式化，却给罗马帝国晚期的拉丁作者提供了探讨自身所处时代的弊病的语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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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基督徒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观点为例。在罗马军队378年在亚得里亚堡战役中被西哥特人打败之后，阿米阿努斯于390年前后对他所处时代的危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呼吁有钱人重返“古时的节制”。他向他的读者保证，罗马曾遭受更严重的灾难，但都一一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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