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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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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8章 “贪婪乃万恶之源”：安布罗斯与意大利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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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欲或是渎圣？”：意大利之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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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4世纪80年代末安布罗斯开始写作《论义务》时，由378年亚得里亚堡惨败之灾引起的恐惧情绪已然消散。意大利北部由于帝国宫廷的存在而安定下来，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在383～388年瓦伦提尼安二世统治时期，以及在狄奥多西一世统治的某些时段，米兰成为帝国首都。宫廷使米兰当地的上层阶级从晚期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中获益，财富既通过行政服务，也通过利用新都的食物需求而在米兰产生。[1] 米兰的两间大型仓库被发掘出来，它们每个都有安布罗斯以私产建造的“安布罗斯堂”的两倍大，可以想见，当时这些仓库一定都填满了各地地主供给的谷物。[2] 总之，毫不意外的是，在一种基于将农产品不断转变为黄金的繁荣或被称为“经济膨胀”的发展模式下，安布罗斯的一些最著名的布道词应当也触及了财富相关话题。事实上，用理查德·纽豪瑟的话来说，它们标志着“西部基督教文学中，关于贪欲罪恶集中而持续的强调”[3] 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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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倾向于将安布罗斯反对富人们的布道词视为理所当然之物。的确，这也是安布罗斯生涯中对现代人长期有吸引力的一面。自反宗教改革时代以来，米兰便成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参与社会服务的大公教会的中心，它还是圣卡洛·波罗米奥（1538～1584）——因关爱穷人而被铭记的高贵米兰大主教——的城市。19世纪，浪漫主义的大公教派教徒阿勒桑德罗·曼佐尼创作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则使它的读者们重回圣卡洛的表亲——在1629年大饥荒期间以救济穷人而闻名的米兰大主教费迪利柯（1564～1631）——所处的时代。曼佐尼这部小说是关于一对贫穷夫妇的生活变迁的感人故事，任凭贵族摆布、饱受富人欺凌的他们仅仅得到来自大公教会代表们的保护。而到了近代，米兰城又见证了大公教会首次对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化导致的工人运动的回应，所以，大公教会对社会的关切是一项在米兰根深蒂固的传统。通过这样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一个与爱德华·吉本观念中“昂然而立的主教”截然不同的、在这贪欲之世中维护社会正义的布道者形象：安布罗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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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布罗斯的这一看法容易让我们忽视他布道的原初语境。以前，我们假定，和讲求人道的现代人一样，安布罗斯受了基督教对穷人的强烈关切的熏染。在许多学者看来，安布罗斯不过是“一位在其时代直率而敏锐的观察家”，而他对自己所见的一切并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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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犀利的目光洞见了社会道德败坏的详情……当他拜访显贵们的宅邸时，他注意到镶有黄金和象牙的墙壁，看到了他们的纯种良驹……并且计算着桌上的佳肴是从多远之外的地方运来的。他已目睹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状况，且深知这些“亚哈的子民”（霸占土地者）从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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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米兰主教“对此状况的猛烈抨击”[5] 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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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而假定，在安布罗斯描述社会弊病的时候，他提供给我们的是4世纪晚期意大利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本色图景。他的叙述也向来被当成证明“西罗马帝国是一个注定毁灭的社会”的确凿证据。（正如安布罗斯在其布道词中对他们的描述）大地主的贪欲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将罗马社会引向崩溃边缘的原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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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安布罗斯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我们不应把他决定对社会问题进行布道视作必然之事，而应将其视作一种新思路。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要把注意力从更紧迫的问题上转移开来。在4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并非所有人都为意大利的社会弊病担忧，他们担忧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诸神的走避。正如我们将罗马帝国之衰落与富人的贪欲相联系，多神教徒则认为，罗马帝国之衰落是基督徒的渎圣行为使罗马失去神灵庇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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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此时多神教仍在意大利北部广为流行。[7] 如我们所见，它仍在罗马城以及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地区占有优势，许多安布罗斯的同代人都默默确信罗马社会的弊病有其宗教根源。当时许多最尖锐的批判也并非来自基督徒，而是来自多神教徒。多神教徒认为，厄运时代开始于君士坦丁皇帝的“全国性叛教”。被多神教作家们所谴责的、难以遏制的贪欲，则被认为与对神庙的掠夺和对古老罗马宗教的背弃密切相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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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不得不回应这些观点，他通过将当时人们关于衰落的话语巧妙地世俗化的方式做出了回答。安布罗斯把许多思想家所认为的“宗教危机”转为了“社会关系危机”。现代人会为安布罗斯关于罗马社会的敏锐洞见拍手称赞，然而，像西玛库斯一样的多神教徒则仅仅把安布罗斯关于社会的批判当作色厉内荏的举动。西玛库斯深知情况恶化的原因：当延续1200年之久的、将意大利土地上产出的第一份农产品奉献给维斯塔贞女的仪式（382年）被取消后，土地与诸神之联系也断裂了，故而大地不再丰饶。安布罗斯似乎仍对384年西玛库斯为维斯塔贞女辩护的著名的《第三封陈情书》中的词句印象深刻：“渎圣之举令年成枯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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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西玛库斯最大的忧虑事实上已被当时的状况证实。罗马正面临饥荒的威胁，作为罗马大区长官的西玛库斯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到了384年夏末，西玛库斯驱逐了罗马城中的所有外国人，以确保只有城中的在籍公民——罗马平民——能按其户籍获得食物。此外，西玛库斯就只能祈祷：“噢，庇佑吾国的诸神啊！请饶恕我们对祭典的怠慢，请驱除这饥荒的苦难吧！”[10] 这算得上是他一个极不体面的时刻。不过，在西玛库斯的《第三封陈情书》——他作为大区长官呈交给皇帝的正式报告——中，原收录的他提及那些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文件似乎已经遗失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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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总会将西玛库斯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共同的阶层和兴趣把他们连接起来。在维斯塔贞女事件与主教的斗争失败后，西玛库斯并未淡出安布罗斯的世界，两人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多少有些冷淡的关于公事的书信往来。西玛库斯曾致信安布罗斯讨论关于保护共有门客之事，[12] 在安布罗斯试图宣称新的主教法庭拥有对诉讼案件的审判权时，西玛库斯也指责他对法学的无知（及其无礼的表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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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也继续寻找机会对这位伟大的多神教徒进行批判。大约在384年饥荒之后四年，他刻意评论西玛库斯应对危机的方式。在《论义务》讨论邻人之爱的内容中，安布罗斯对一位匿名而无情的多神教徒大区长官进行了谴责，并将此人驱逐长期居于罗马的外来移民之举称为非人道行为。显然，安布罗斯的这一批判方式实际上是对西玛库斯的直接攻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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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在《论义务》中关于384年罗马饥荒的处理是十分有倾向性的。[15] 安布罗斯证明，整个事件不过是一起单纯的经济危机，他把这展现为在遭受自然灾害时既得利益集团——罗马元老、罗马人民，甚至还可能包括意大利北部的商人们——之间的世俗利益冲突。在安布罗斯对饥荒的总结中，他将西玛库斯认为的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怠慢诸神之愤怒”——排除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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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对他那些无法贡献存粮到公共仓库的贪婪同僚基本不抱什么幻想。[16] 在他对贪欲以及公益心的缺失进行控诉的背后，隐含着一座伟大城市由于丧失其传统祭典而暴露在灾难面前的深深恐惧。安布罗斯抨击富人的布道，这似乎表明，只有这些富人该对时代的苦难负责，不过，他的布道在多神教徒看来则无异于一种蛊惑人心的策略。多神教徒认为，安布罗斯对富人进行抨击是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基督徒之渎圣使意大利遭受灾难”这一真正问题上转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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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目睹这令人心碎之景”：社会评论家安布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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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这一富有创意的内心焦虑转移方式，我们需要走近4世纪80年代晚期安布罗斯在写作《论义务》时写作的另一部作品——《论拿伯》，它取材于亚哈王与拿伯葡萄园的故事。这个关于贪得无厌的国王为了占据一位可怜农夫的地产而将其害死的残忍故事，正是一篇抨击米兰富有地主们的布道。全书以一句振聋发聩的质问开始：“拿伯之事本是古老传说，如今竟已成为日常之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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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拿伯》可说是安布罗斯最为生动的作品，它由安布罗斯新近发表的一些布道词组成。尽管这些布道词为了出版而被修改过，它们所谴责的恶行似乎也真实动人，事实上，这样的直率对安布罗斯而言显得极不寻常。安布罗斯并不像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金口约翰那样不断地针对穷人问题布道，他的布道并没有“必须透彻地表达某种具体信息”[18] 的意思。相反，安布罗斯常常更喜欢将他的听众引向通往《圣经》的神秘旅程，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对《圣经》的详尽叙述，深入观察这口蕴藏属灵真理的幽深之井，远离俗务。[19] 如同午夜时分在充满摇曳烛光和吟诵之声的安布罗斯堂中守夜一般，安布罗斯的布道词便以此种氛围将听众引入彼岸世界。在这样的风格中，自然不会出现对社会问题的高级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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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论拿伯》的情况则不同。安布罗斯关于财富的布道词都以精当的语句指向一个明确目标。在平时布道时，安布罗斯希望自己的言语“像《圣经》一样如雷贯耳”[20] ，这一次则如以色列的先知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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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贪婪的地主亚哈与弱小的农夫拿伯之间，安布罗斯作为先知以利亚介入其中，也正是安布罗斯本人扮演着传达先知诅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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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和合本《列王纪上》21：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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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这段时，安布罗斯并未提及以利亚之名，因为教堂里每个人都已知道这位先知实际上就是安布罗斯本人。可想而知，当安布罗斯高声布道时，势必有着摄人心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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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生动叙述巧妙地贯穿《论拿伯》全书。继仅仅重点关注财富的虚妄，而非富人之罪恶的充满传统智慧的《传道书》以及《箴言》之后，《论拿伯》如突如其来的闪电展示了完整的社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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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这样一位富人，在出发前往乡村时，他会逐一计算从城市里带来的小面包数量，并据此估算应在乡村停留的天数。他也不愿打开自己封闭的谷仓，以免存粮减少。……还有可信证据表明，假如在这些面包中加了一个鸡蛋，这位富人还会抱怨又损失了一只鸡。我之所以记下这些，是要让你们知道，平反穷人苦难的上帝之正义已经蓄势待发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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