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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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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9章 奥古斯丁“尘世的前途”：事业、庇护与宗教联系，354～3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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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市民”：资源有限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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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奥古斯丁（354～430）。奥古斯丁来自与安布罗斯不同的地域，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奥古斯丁的足迹始于非洲，他随后在意大利度过近5年的时光，最后又回到了非洲。奥古斯丁比安布罗斯年轻，他一直活到这位米兰主教去世后的第33年。后来在非洲做希波主教的时候，奥古斯丁见证了罗马帝国危机逐渐显露的过程。410年哥特人入侵罗马城，此后危机愈演愈烈。安布罗斯及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绝对不会想到，罗马帝国竟然会有一天陷入如此恶劣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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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章仅探讨奥古斯丁生命中的前四十年。前半部分，我们将追随奥古斯丁的足迹，从他早年所在的迦太基乡下，到罗马城，再到米兰，这些都发生在373～387年。后半部分，我们将继续描述奥古斯丁的经历，从388年他回到非洲开始，到396年（安布罗斯去世的前一年）他当上希波主教为止。我们主要通过分析奥古斯丁的内心想法，来讲述他的职业生涯及其思想转变的历程。虽然奥古斯丁的人生历程已被大量文本详细记述并流传至今，但是我们关注人物内心想法的研究视角也举足轻重。关注人物内心，并不意味着我们单单研究他一个人。通过研究奥古斯丁这个样本，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与他社会背景相似的群体所遭遇的内心的纠结和压力。这个人的身上反映出来的是整个阶级的紧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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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不断地努力寻找与他观念相近的伙伴，并与他们结成团体。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古代晚期反文化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现象，我们仍可以沿着奥古斯丁的足迹，追寻这种由小至大的群体形成模式。在373～396年这二十余年间，奥古斯丁和他的好友们从一个激进的小团体开始，成长为一个哲学团体，最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奥古斯丁在希波建立的修道院，也就是那个他在391年之后所描述的修道院，注定将会成为一个探索集体生活的模板。它集中表达了大公教会对财富与整个社会的态度，集中表达了中世纪大公教会的某种最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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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奥古斯丁30岁那年说起。那时奥古斯丁从迦太基来到罗马城仅仅一年，但他已尝到成功的甜头。毫不意外，来到罗马就是来到西玛库斯身边。384年，在西玛库斯成为罗马大区长官的第一个月，他按规定要执行例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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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发来通知，要求（为米兰城）委派一位修辞学教师，由皇家驿站提供旅行便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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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西玛库斯选中的是一位非洲人，他就是奥勒留·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来到罗马城不足一年，此前的八年他在迦太基教授修辞学。正是归功于西玛库斯的决定，未来希波的奥古斯丁得以在384年的秋天从罗马城来到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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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玛库斯而言，推荐奥古斯丁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2] 他总是时不时向上级推荐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有时只是非正式的推荐，而这一次的推荐是西玛库斯用了他作为罗马大区长官的职权。作为罗马大区长官，他要负责监督罗马城里的教师和学生。西玛库斯推荐过的人中，有不少之后做了政府高官或是进入了帝国宫廷，这些人的成功也进一步使西玛库斯相信，“钻研古典文学就是平步青云之路”[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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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玛库斯帮助过的年轻人中，绝大多数我们也仅仅是见过名字而已，但奥古斯丁远不只是这样。奥古斯丁以“希波的圣奥古斯丁”的称号闻名于世，他精彩的自传篇章使《忏悔录》一书（奥古斯丁于约397年始著此书）更加生动。我们根据《忏悔录》及其他作品，还原了奥古斯丁的职业生涯轨迹，从他出生（354年）的塔加斯特（今阿尔及利亚苏格艾赫拉斯）到他做修辞学教师的米兰（384年），再回到他即将成为修士的非洲（388年）。通过他的其他著作，我们可以继续跟踪描述，从他就任希波（今阿尔及利亚海岸上的安纳巴/波尼）主教（约396年）直到他于430年去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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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手上关于奥古斯丁的文献资料非常充足。因此，我们有可能可以将奥古斯丁人生历程中的每一年都置于生动的社会语境中。换作其他任何一个晚期罗马人，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尝试做到这一点很重要，奥古斯丁的作品太有名了，有名到我们常常忘了他是如何生活的。千百年来，奥古斯丁的作品仍能引起共鸣，但它们绝不是来自真空中，它们带着真实世界的味道。我希望我的读者在阅读这几章时接受一种挑战：试着探索奥古斯丁在年龄增长与社会语境变化的过程中，对财富、宗教、社会的看法是如何变化的。每种语境都不只是他人生历程和写作历程的背景，实际上每一样都被编织进了奥古斯丁的思想，解释了他那无与伦比的思想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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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晚期罗马社会地图中，我们很难为奥古斯丁寻得一个位置。原因之一在于，直到不久前，现代学者所掌握的晚期罗马社会地图都是很粗糙的，但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年代，奥古斯丁也是难以被定位的。他的社会地位总是模糊不清，在西玛库斯眼中，这位年轻的非洲人显然与他和他的贵族同僚们不属于同一阶级。安布罗斯尽管属于一种更新型的贵族阶级，但他还是会居高临下地看待这位年轻的非洲人。虽然安布罗斯“就像一位主教那样”欢迎奥古斯丁来到米兰，但他实际上从未放下身段与奥古斯丁有过密切的交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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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384年，奥古斯丁的社会地位还是很模糊。最能说明他缺少明显社会地位特征的事实是，在奥古斯丁30岁的时候，他的婚姻状况仍旧不明。他已经和一个女人同居了12年，还与她生过一个儿子，她不是他的妻子，并且在严格的意义上，她也不能算是他的“情妇”。如果两人因地位差距悬殊而被法律禁止结婚但仍然私下结合，女方就是“情妇”。晚期罗马有维护门当户对的婚姻的法律，但奥古斯丁当时的地位还不够高。奥古斯丁还不够重要，所以他可以自由地与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他的伴侣不一定地位就比他低。达努塔·香车尔犀利地论证道：也许奥古斯丁只想和她同居，出于某种原因并不想和她结婚。[6] 这种情况让西玛库斯知道，奥古斯丁和他不同，奥古斯丁来自灰色地带。在西玛库斯的世界里，婚姻属于正式的契约，是家庭之间的结盟，是巨额财产的兼并和共享。奥古斯丁可以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同生活，只因为他并没有继承祖先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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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奥古斯丁的世界与西玛库斯、安布罗斯的世界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说法是极具误导性的。现代的奥古斯丁传记很容易言过其实——说奥古斯丁本是一个穷人，是穷人的孩子，他光靠出色的天赋，就从衣衫褴褛走向了富贵。有些学者曾称他为“无名小卒”[7] ，这种看法太夸张了，实际上奥古斯丁从来都不是一个无名小卒。就像其他很多来自外省小城的罗马人一样，他在他们那儿始终都算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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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了解当时罗马北非那个紧张的世界。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北非地区的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说是一个小国。每个城市都有它们自己结构清晰的社会等级，因此，我们可以说罗马非洲遍布着小小的金字塔——一座座城市的社会等级。还有一些更大的金字塔凌驾于众多小金字塔之上，在非洲之内，顶峰在迦太基，在非洲之外，顶峰在罗马城和米兰。4世纪社会的一大显著特征是，这些主要的中心散发着强烈的吸引力，然而这些大金字塔并没有将小金字塔完全吸收、吞并。那时，人的社会地位首先来自他们在家乡小金字塔中的层级，然后才是他们在外部世界中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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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家庭在塔加斯特小金字塔中处于接近顶峰的位置。从5世纪回头看，博西迪乌斯的奥古斯丁传记以“缙绅”这个词来描写他的父母。[8] “缙绅”模模糊糊地有一种地位高的感觉，是一个很有分量的词，类似于“绅士”在传统英语社会语境中的地位。在罗马社会中，奥古斯丁的家庭处于那个最重要的层级的顶端，其家人是市议会的成员，是财富使他们成为市议会的一员。他们在城市的“庙堂”聚会，管理塔加斯特“这座最辉煌的城市”。奥古斯丁的父亲帕特利西乌斯拥有自己的田庄，他家有奴隶，奥古斯丁从来都不需要自食其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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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也不同于我们在第1章里遇到的“马克塔尔的收获者”。“马克塔尔的收获者”在烈日下辛劳多年之后，才最终踏入本城市议会的殿堂。奥古斯丁后来做了修辞学教师，而这并不是从衣衫褴褛走向富贵。384年，他被委派到了宫廷所在的米兰做教师，这只不过是从原来的小金字塔（他在其中总是或多或少地享有一些特权）挪到了拉丁西方最大的金字塔中，在那里他可以看到大金字塔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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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的社会环境中，小金字塔的上斜坡并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父亲的描写是句斟字酌的，他将父亲描述为一位“有产市民”。“有产者”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它拥有高尚的西塞罗式的含义。据西塞罗所说，有产者指的是把品格而不是财产献给国家的人。西塞罗将这种人与那些不负责任的有钱人区分开来，而有产者也绝不是穷人的意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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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5世纪20年代后期），有一次奥古斯丁在希波的教众面前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穷人，贫穷父母的孩子”[11] 。我们可别上当了，他在这个场合用“穷人”一词的做法，和数百年来许多拉丁作家是一致的。他将自己描述为“穷人”“并不是在清晰地界定贫困的状态，这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表示自己并不是富人”——这里的“富人”一词指代那些比他本人富有的人。[12] 当奥古斯丁用“有产者”和“穷人”描写他们父子时，“不太富的贫穷”[13] 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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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典型的罗马人的观念中，帕特利西乌斯确实算是穷人。与组成市议会核心圈的那些更富有的乡亲相比，他算是穷的，帕特利西乌斯希望通过培养自己儿子的才能，使他们家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核心圈。他以“倔强的意志”出钱供奥古斯丁在附近的大学城马道拉（今阿尔及利亚姆道鲁什）上学，这费用有时候会超过他的能力。奥古斯丁16岁那一年被迫待在家里——他因为缺钱只得离开马道拉。但是，帕特利西乌斯下决心一定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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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每个人都对我的父亲赞赏有加，因为他不自量力地在儿子身上投入金钱……很多富有得多的市民都没对孩子做出类似的付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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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对帕特利西乌斯的赞赏可能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知道帕特利西乌斯图的是什么。对奥古斯丁，他可是“望子成龙”——他儿子天资聪颖，前途无量。[15] 为了能让儿子教书或者当官，最终进入塔加斯特的核心圈，他是愿意花钱的，在尘世中向上爬就是他父亲最大的心愿。如果在386年，奥古斯丁没有突然放弃“尘世的前途”[16] ，那么最终奥古斯丁的大名就有可能荣登塔加斯特市议会的《题名录》（就是提姆嘉德留存下来的那种，我们在第1章提过），好遂了帕特利西乌斯的心愿。他也有可能以一位缙绅的身份——被皇帝授予荣誉的人——出现；在外部世界事业有成，做过教师或者大官，中年时衣锦还乡，回来领导乡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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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并非出身平庸，他来自那个时代罗马社会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地方。他不是贵族阶层出身，甚至不属于罗马非洲地方社会的核心圈；他来自一个没那么安定的，所以也更有活力的群体。在遍布拉丁西方的小城市里（在北非尤为突出），有些人是看着地方社会金字塔的顶端长大的。他们自信地认为，凭借自己的才能，一定可以走出家乡的小城市，爬上帝国社会最大的金字塔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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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年，奥古斯丁已到而立之年。这时他刚从罗马城前往米兰，对一个“有产市民”的儿子而言，这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了。但是，不像那些罗马的贵族（他们很少面临向下层社会流动的威胁，并不需要像安布罗斯年轻时那样，发挥出过人的能力为重返顶层而杀出一条路来），而是像奥古斯丁一样，千百个出身于西部市议员家庭的年轻人都在努力寻求这样的成功。他们想要走出家乡的小金字塔，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或是想身怀长技，或是想身居要职，光耀门楣。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将会在思想上、宗教上进行各种形式的探索。奥古斯丁的事业并不是一项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代表了整个阶级的憧憬。这群人如同大群的黄蜂一般，发出嗡嗡的响声。从4世纪到5世纪初，正是这群人发出的声响为拉丁世界的文化与宗教生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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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70年代，奥古斯丁要想走出塔加斯特，就得有个庇护人。幸运的是，他真找到了一个。在塔加斯特的精英阶层里，罗马尼亚努斯可是真正的富豪。在386年的米兰，奥古斯丁写下文章，援引城市赞助人的古老形象来描述罗马尼亚努斯。假如让西玛库斯来评价，他可能会觉得罗马尼亚努斯就像地方版的自己一样，罗马尼亚努斯就是一位旧式的“热爱故乡的人”。他被这样赞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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