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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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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17章 罗马与耶路撒冷之间：女人、庇护与求知，385～4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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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灵魂之所向”：罗马的女性与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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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上流社会中的许多人抱有狂热的求知欲，我们断不可低估这种求知欲。这种求知的执着由来已久。哲罗姆倡导隐修与高强度的对《圣经》的冥思时，曾号称这是他从东方带给罗马的令人振奋的新事物。实际上，在他之前早已有许多多神教的先驱。在他前往的那些府邸中，邀请东部行省的灵修导师入室教学的传统至少可以往前追溯一个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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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年前后，杰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人普罗提诺从埃及来到罗马城，发现自己被一大群狂热的罗马人围着，其中，女性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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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女人极为迷恋他，其中包括葛米娜（他住在她的家里），还有她的女儿（她和母亲一个名字，也叫葛米娜），以及阿里斯顿的妻子安菲克利娅……这三位都孜孜不倦，将自己献给了哲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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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指导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同聆听普罗提诺教导的人差不多。追随普罗提诺学习的圈子并不来自贵族中的最高层，他们来自3世纪军事危机中涌现的新贵。普罗提诺时期的多神教石棺常常显示被葬者和哲人们与缪斯诸神在一起，其中最抢眼的部分石棺的委托方是新的官僚贵族成员，包括士兵与行政官员。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在3世纪）相当于4世纪时新封的“名人”。无论是在普罗提诺的时期还是哲罗姆的时期，就我们所讨论的男人和女人而言，对高贵的追求包括了培养真正高贵的心灵。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可以抗衡，甚至超越在罗马比他们地位更牢固的家族。因此，对他们而言，赞助学者和宗教导师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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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哲罗姆对身体上的苦行的强调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他仍然继承了3世纪伟大的灵修导师们。但是他没有回望多神教徒普罗提诺，他回望的是基督徒奥利金。跟普罗提诺与奥利金一样，哲罗姆周游的圈子要求女人与男人同样热衷于求知。他向她们提供了《圣经》用来研习，《圣经》研习与新柏拉图主义圈子中对“太一”的神秘探索一样，摄人心脾，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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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哲罗姆这方面的行为做出说明。乍一看，它仿佛与他不相称，哲罗姆作为学者，强调必须通过译自原文的译本来掌握《圣经》的本义。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意味着让《圣经》远离神秘主义尝试，但是，这是现代的观点，它建立在现代《圣经》研究对所谓“客观的”和“历史主义的”偏好的基础之上。而对哲罗姆与他教导的人而言，事情则恰恰相反。整部《圣经》被认为是来自上帝的加了密的启示，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是为了可以在解密中走得更远，是为了学会穿透因为翻译不准确或误导而造成的第二重密码。一旦解除这两重密码，就有可能窥见上帝的智慧，它如太阳，躲藏在《圣经》最深处，放着光芒：“我找到了灵魂之所向。我当拉住他，不让他走。”（《雅歌》3：4）[3] 哲罗姆为指控别人而提出的那足以令人崩溃的苦行法甚至也与这种努力相关，因为只有当感官静寂下来，肉身才会有清静敏锐的知觉，会为《圣经》文本中暗示的神秘喜悦而狂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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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属于杰出女性读者诞生的那一代。她们受到探索《圣经》内在含义的感召，这种探索，既是学术性的，也是神秘主义的。据说，老梅兰尼娅读过300万行奥利金的作品和250万行较近的作者的文章。她读过的基督教文献（主要是专门的《圣经》注疏）比荷马的《伊利亚特》庞大300倍：“而且她读过不止一遍，也不是随便读读。她在书上耕耘，每一部都深挖七八遍。”[5] 她的孙女小梅兰尼娅也一样，411年，小梅兰尼娅刚在非洲的庄园安顿下来，就开始阅读与抄写。她一年完整地读四遍《旧约》与《新约》，并亲手制作《圣经》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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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静坐或书写时，她母亲常常会进房间。除非完成了工作或阅读，否则她不会应答，也全然不过问。意识到这一点，母亲会退出去，尊重她的沉默，带着钦慕与敬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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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钱”：儒菲努斯、哲罗姆与他们的庇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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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圣经》阅读（同年代更早的哲学探索一样）仿佛是种特别没有负担的超凡脱俗的体验，但是它以塞满书卷的世界为前提。罗马时期，哲人历来是生活简单而有厚重书架的人。卡利亚里（撒丁岛）出土的一座3世纪的石棺就刻画了这样一位哲人。他穿着简单的袍子，端坐着，从打开的卷轴向同样手持卷轴的弟子做着手势。他身后是个巨大的锁着的柜子，里面堆了另外16卷轴的书。最初发现这个石棺的人以为它代表了哲学话语，有关财富之虚幻，其实不是这样，上了锁的柜子和书卷正是哲人的财产。哲人及其后继的基督教解经者和灵修导师，尽管把自己献给了思想启蒙，但他们的文化世界远非经济无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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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所处的世界充斥着廉价的书籍，他们忘了哲罗姆倡导的博学深思的阅读传统意味着庞大的金钱投入。仅一部《福音书》抄本的花费就跟一具大理石棺一样高昂；兴建收藏了《圣经》所有经卷及其注疏（还不算其他基督教作品）的图书馆是留下真金白银的足印，这是丰碑式的壮举，其花费不低于兴建或翻修一座庄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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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和奥利金的时代（3世纪中叶）及哲罗姆的时代（4世纪末、5世纪初）并不仅仅是神秘主义尝试大行其道的时期。它们是书的时代。安托尼·格拉芙顿与梅根·威廉姆斯最近揭示，在基督教图书馆数量激增的背后，是书本制作的革命。正是在这个阶段，讲求实效的册页手抄本（装帧图书的直接祖先）替代了卷轴，这些手抄本加快了学术的步伐，引发越来越庞大的书籍收藏。某些基督徒学者拥有的图书馆大得惊人，3世纪40年代奥利金在巴勒斯坦滨海凯撒利亚创建的图书馆（后来由凯撒利亚历任主教保护）是“罗马学术史上最伟大的丰碑之一”[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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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希望他在灵修上的感召力可以建起类似的图书馆，并帮他成就同样的壮举。确实，这个阶段的基督教文化中最大的悖论之一（梅根·威廉姆斯在她新近的专著《修士与书》中进行了简明到位的探讨）就是，像哲罗姆这样的修士既宣称自己是彻底贫穷的倡导者，同时又毕生生活在大图书馆的阴影之下。他的文字工作都仰仗图书馆，他也无可救药地与投资图书馆的富人绑在了一起。在安条克，他依靠伊万利乌斯的图书馆；在罗马，他寻求达马苏斯的庇护；从385年（离开罗马城）直到去世（420年前后），他住在伯利恒，靠的是一个修道院的图书馆，这个修道院由罗马寡妇保拉专门为他兴建和供养，甚至还构筑了防御工事：总之，这极为不搭。但是，倘若哲罗姆不用其极富天分的华丽辞藻，来掩饰当他把忠于（如我们所见）极端贫穷理念的修士身份与绑缚在昂贵书籍上的学者身份结合在一起时产生的内在矛盾，那么他就不是哲罗姆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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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没有像他那样成功掩饰对富有庇护人的依赖的敌人，哲罗姆毫不手软。这一点，从他与阿奎利亚的儒菲努斯的关系可以看出来。儒菲努斯曾是哲罗姆的朋友，最后却成为他最致命的敌人。儒菲努斯是哲罗姆的翻版，同哲罗姆一样，他同时身为隐修的学者与富人的附庸。373年，他与老梅兰尼娅一起到了亚历山大里亚，并随同她到耶路撒冷。他在397年年底回到意大利后，除了去阿奎利亚的短暂出行，一直留在罗马城周遭（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住在梅兰尼娅的其中一座庄园中）。412年，因哥特人入侵，他成为难民，在西西里去世。他逃到西西里去的时候，同行的有梅兰尼娅的孙女小梅兰尼娅及其丈夫皮尼亚努斯。靠着一位非常富有的贵妇与她的家人提供的庇护，他能够以做学问为生，几近四十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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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哲罗姆不同，儒菲努斯没有涉足希伯来语。他满足于将东部希腊语的智慧引入拉丁文世界，他翻译了凯撒利亚的巴西尔的《规章》（Rule ）与《布道词》（Homilies ），还有大师奥利金关于《圣经》的注疏。导致他最后厄运的是，他还翻译了奥利金的《论首要原理》（On First Principles ），它是这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师最具挑战性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奥利金通过展现浩瀚宇宙的演变，为意志的自由和上帝的正义做辩护，从而牵扯进了关于灵魂先在的冒险推测。[12] 因为翻译了这样大胆的观点，儒菲努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牵连，被判有罪，但他没有被异端的罪名吓倒，庇护他的人也没有。他们需要儒菲努斯，他在连接罗马与圣地之间所起的作用与哲罗姆一样重要。他的一名仰慕者曾梦见一艘船驶入港湾，船上载着来自东方的宝物：那是又一部译自希腊文的作品，译者正是不可或缺的儒菲努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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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没有老梅兰尼娅的资助与保护，儒菲努斯不可能专心于他不朽的翻译工作。梅兰尼娅在橄榄山上建起修道院，并且长年（374～399）在此居住，这标志着新的开始。此前，贵族来往圣地，都是作为朝圣者。要在圣地永久定居并且在耶路撒冷近郊建立修道团体，涉及一整套全新的财务安排。要有房屋招待经常到来的访客，必须有经费供养埃及和圣地的修道团体，这个负担可不小。因为尽管埃及的修道团体自称是自给自足的，但倘若缺了像梅兰尼娅这些外国富豪的大量捐赠，鲜有修道院能够支撑下去。[14] 更重要的是，在耶路撒冷长期居住，令梅兰尼娅与被她保护的儒菲努斯暴露在来自东部教会神职人员的神学仇怨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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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年，儒菲努斯（和梅兰尼娅）与哲罗姆（和保拉）就如何正确使用奥利金的著作发生了一场争吵。我们不必关心论战内容，我们要关注的是，它带来的一连串不友好的含沙射影由圣地开始很快传遍整个意大利。它们与性毫无关系，而是彻头彻尾地关乎金钱。哲罗姆写信去罗马寻求支持，声称儒菲努斯“很有钱”。他很不道德地得到了富有的梅兰尼娅的高额赞助。在富有的庇护人的支持之下，儒菲努斯一辈子舒舒服服，工作慢条斯理，带着可笑的自负，以乌龟的速度。他既非真学者，亦非真修士，其作品缺乏真正苦行者那种如金属丝般坚韧的气势。哲罗姆自己无休止地辛劳工作，儒菲努斯不像他，其作品背后没有汗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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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菲努斯以牙还牙。他谴责哲罗姆违背了自己绝不再与多神教文学有牵连的誓言。他声称在自己的修道院中，哲罗姆雇用了拉丁文书法家制作西塞罗作品的副本；[16] 他出高价购买这些多神教经典。他担保此事属实：他见过那些叠好的书页，然后它们被裁剪装订。这些指控本身微不足道，但是它们带我们进入这两个著名修道院的工作间。在这两个修道院中，书籍制作都很重要。它们也揭示了哲罗姆与儒菲努斯的两难境地。二者都是基督教修士与学者，都依靠只有富有的庇护人才能提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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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哲罗姆对儒菲努斯的个人仇恨部分是因为，在料理个人事务上老梅兰尼娅比保拉强。跟保拉不一样，梅兰尼娅从未变卖庄园，或让它们从她身边溜走，落到孩子手中。相反，她精心打理，使它们得以数十年始终如一地向圣地注入稳定的资金流。399年，她突然回到意大利，有传言说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儒菲努斯（比她先到两年）。但是她回罗马也许是为了将庄园的收入变现，并在亲戚间——其中许多是诺拉的保利努斯的亲戚朋友——游说，推广苦行生活，以筹得更多的资金。[17] 再往上，哲罗姆与保拉要对抗的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关系网，其中有诺拉的保利努斯这样的人物。他们被甩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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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与儒菲努斯之间资源上的不平衡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儒菲努斯嘲笑哲罗姆与多神教的古典文学牵扯不断，而他自己刻意采取了平平淡淡的质朴风格。这个风格与他作为基督教修士的谦卑身份相符，不沾染世俗的修辞。[18] 但是因为有了老梅兰尼娅的经济支持，儒菲努斯担得起质朴简单。他资金充裕，不需要靠卖弄来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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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哲罗姆跟保拉绑在一起。保拉作为庇护人，不像梅兰尼娅那么有远见，也没那么富有，因此，哲罗姆始终得为他的修道院和图书馆寻找其他捐赠人，以资补充。修道院岌岌可危的资金状况绑架了他，逼着他永不停歇地——可以说盛装打扮着——出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富有的基督徒那里。他不得不作为文学天才熠熠闪光。如果富有的捐款人打算给他钱，他就得发去书信与前言，他所用的拉丁文妙语连珠，满是古典作家的回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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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尼娅资助的坚实的可靠性在儒菲努斯生命中不幸的最后岁月显现出来。[20] 403年之后，意大利的和平结束了。哥特军队在意大利北部来来回回地行军，并且最终穿越亚平宁山脉，进逼罗马城。但是儒菲努斯依然留在那里，以缓慢的、平淡无奇的方式，兢兢业业地把奥利金就《旧约》经卷的注疏翻译成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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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惊惧于敌人的武装，哪里还有地方容得下笔；当满眼都是城毁村灭的景象，哪里还有地方可容阅读；若非恐惧比流亡本身更可怕，哪有地方让人无畏海洋的凶险去逃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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