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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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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四部 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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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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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置身圣徒之中：马赛、阿尔勒与勒兰，400～4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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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的圣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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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5世纪70年代西部帝国行将就木之时，普罗旺斯与（从里昂延伸至阿尔勒和马赛的）罗讷河南部的河谷地带仍然是帝国的飞地。而这一地区也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与宗教风貌为人所知。在本章中，我们将密切关注普罗旺斯地区大多出身于修道院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关于修道院的财富性质、教会的领导本质以及衰落帝国的命运等话题的论战，在下一章中，我们则将对马赛富有活力、别具特色的作家萨尔维安眼中5世纪40年代早期的西罗马帝国的面貌进行细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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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的城市群欣然接受了来自高卢较不安全地区的新来者们。在5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的某个时间，佩拉的保利努斯最终决定在马赛定居，以妥善解决新近面临的贫困问题。保利努斯还补充道，他是出于对居住在马赛的“诸位圣徒”的敬爱之情才来到这里的。[1] 保利努斯所言，正是关于马赛以及居于此地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们的正确之语。5世纪，整个普罗旺斯地区普遍存在互有交集的“圣徒”交际圈。马赛位于“圣徒之岛”勒兰修道院（今圣奥诺阿岛，距戛纳海岸约3英里）与罗讷河口的阿尔勒城之间。5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内，马赛、勒兰和阿尔勒这三大修道中心的持续竞争，使高卢南部成为西地中海沿岸写作基督教相关作品最为活跃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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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每个修道中心各具特色。被称为“高卢小罗马”的阿尔勒起初并没有发展为圣徒之城的倾向。整个5世纪期间，阿尔勒是罗马帝国在高卢和西班牙东部地区的残存领土的世俗权力中心，城里满是政府机构的建筑。阿尔勒的确展示了世间盛况。阿尔勒的盛况促使高卢的世俗贵族们在阿尔勒定期聚会。他们穿着丝绸服装以及金质华服，一同出席罗马帝国的各式庆典。直至449年，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还能目睹这样的场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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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尔勒相反，马赛则成为基督徒知识分子——教士、修士以及平信徒——的聚集之地。尽管在405～406年遭遇了外敌入侵，且随后帝国秩序的崩溃带来了混乱，但马赛并未像高卢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它毫发无损、秩序井然，并且还恢复到古典时代希腊人最初在此定居时的状态。马赛成为外贸中心。此外，马赛还重获旧希腊殖民地马萨里亚曾享有的部分荣光，成为适合悠闲的与世俗格格不入者居住的“西方雅典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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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兰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因其令人生畏的环境而被刻意选中的一系列岛屿修道院中，勒兰是最为成功的一座。宗教世界的基督山伯爵们，在由上层阶级转入修道生涯时，便在勒兰及与之类似的荒凉岛屿居住。据说，这些岛屿将可怕的埃及沙漠景象带入了蔚蓝海岸的视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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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来自这三个迥然不同的中心的人因为一种极不寻常、经久不息的上层文化凝聚在一起。这种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使出身上层的修士们有机会从勒兰前往阿尔勒、马赛或滨海阿尔卑斯行省和罗讷河谷地的其他小城市，在那里升为主教或成为教士。在此，我们只须介绍以荒凉之地的修士身份而被提拔为另一个大城市的主教的众多人物中的最杰出者——贺诺拉图斯。他自410年以来一直担任勒兰修道院院长，并在426～427年成为阿尔勒主教，他担任主教直至428年逝世。430年，他的亲戚希拉里［以“阿尔勒的希拉里”（Hilary of Arles）之名为英语读者所知］也从勒兰来到阿尔勒就任主教，直至449年逝世。此外，一些修道院院长还夸口称自己与高卢上层贵族关系密切，但他们所说的情况要么是不多的特例，要么毫无依据、不足为信。比起那些与贵族相关的夸张言论，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为其拥护者所共有的文学修养——它能使出身不同阶层的普罗旺斯当地精英集合起来，正如它能使奥索尼乌斯时代阿奎丹各式精英集合起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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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兰作为文学运动发源地的名声并不亚于其在苦行实践方面的名声。人们通常认为，勒兰是置身广袤海洋中的与世隔绝之地，然而，实际情况是，勒兰修道院院长们仍可以与来自普罗旺斯和罗讷河谷的朋友及其崇拜者密切往来。贺诺拉图斯的书信据说有“能让他的书写蜡版恢复蜂蜜味道”的魔力。[5] 贺诺拉图斯的继承者——阿尔勒主教希拉里则继续以埃及的伟大修士们的方式编织篮子，[6] 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由富有教养、对政治充满热情的平信徒组成的文人圈里的核心人物，他甚至还收到过各地诗人的正式颂词。一位名叫李维（！）的诗人在精心准备的颂词中这样写道：“若奥古斯丁降生于您之后，他的声名必居于您之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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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圈子里，我们不会像读到奥古斯丁的布道词那样，感受到一种陆海交界处的基督教文化：每周面向社会成分复杂的基督徒团体进行布道。事实是，它所具备的是一种盛行于诺拉的保利努斯、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或哲罗姆与伯拉纠的赞助人之间的有闲阶级的文化。而受此文化影响的勒兰、马赛和阿尔勒的文化圈则主要创作如下类型的作品：劝勉信、致最近故去的某位伟大修士的颂词、专为志趣相投的赞助人写作且常签署作者笔名（以此表明他属于由友人组成的能够认出其笔名的小圈子）的小册子。[8] 这些作品因文学小团体的相互竞争而创作出来，能准确表明普罗旺斯基督教会“既相当丰富又极其片面”的特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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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在普罗旺斯所见的景象不同于在非洲所见的，而是与罗马的景象相同。普罗旺斯这一引人注目的群体是因他们的时代所经历的剧变而形成的，不过他们并非隐士，仍然受到世俗支持者们的广泛影响，其中一些圣徒还可能与高层贵族有血缘关系。诚然，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使他们产生联系的关键不仅在于共同背景，更在于一种强烈的宗教联系。上层阶级的平信徒们将勒兰修士们视作“现世的圣徒”以及“圣洁之人”，并因强烈的心理纽带与修士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是平信徒与圣徒的心灵交流：圣徒获得平信徒的崇拜和物质支持，平信徒则接受圣徒的赐福作为回报。这样的心灵交流比通常以共同阶层和文化属性相联系的关系更具活力，但其在圣、俗之间悬而未决的尖锐对立感使其发展趋向更加难以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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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这些有相同文化背景、出身类似阶层的圣徒与平信徒间的关系并非毫无问题。来自马赛、勒兰和阿尔勒的作家们开始关注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应如何阐明苦行运动的新要求与普通的富有平信徒之间的未定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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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些身为圣徒赞助人和仰慕者的富有修养的平信徒虽看似默不作声，但他们实际上是以此方式对普罗旺斯的修士以及修士出身的主教持续施压，使他们强调自身苦行生活的极端趋向。由此也引发了关于如下问题的持续争论：如何正确区分虔诚的基督徒和不甚虔敬的基督徒？修士之间同样展开了关于“如何区分真诚的基督教信仰和缺乏热情的妥协”的激烈争论。这样的形势也激起了对关于基督徒行为和基督教社会的各类问题——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本质到罗马帝国的命运——的争论。此外，圣徒间进行攀比的需求也促使他们开始探索基督教苦行的最高标准。这一探索以约翰·卡西安写于5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为起始，以440年萨尔维安发表谴责罗马帝国的作品为终结，并以一股贯穿普罗旺斯基督徒文化圈的激进主义思潮的面目呈现出来。那么，是时候关注这些形式多样的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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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毫厘之金毁损修士之洁”：财富与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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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普罗旺斯圣徒首先遭遇的最著名的挑战来自一位神秘人物，此人即最近才在马赛定居的约翰·卡西安。卡西安很可能来自拉丁世界最东部的斯基泰，即多瑙河流入黑海的入海口附近，那里今为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卡西安在4世纪末曾游历埃及和中东，大约在5世纪10年代来到高卢。卡西安自称埃及正统修道精神的继承者，不过他并未谈及自己的事情，而是使自己如同他期望的真修士一般隐姓埋名。[10] 420～424年，卡西安完成了首部作品《修士守则》（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 ）。它通常也被称为《卡西安会规》或《建立修道院的基本准则》，成书后便被寄往有意建立修道院的普罗旺斯主教阿普特的卡斯托处。[11] 不久后，卡西安又在426～428年完成了《汇编》（Collationes ）。[12] 这是卡西安和他的朋友日耳曼努斯早前在4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从诸多拜访过的智慧的埃及修士那里获得的宗教布道词的总集。通过这套《汇编》，卡西安使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沿海诸岛。其中一部分《汇编》献给了勒兰修道院院长贺诺拉图斯，还有一部分送给了耶尔群岛的修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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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在所有作品中都宣称要揭示真相，为此，他总是令人不快地将混乱而脆弱的高卢式修道与有惊人稳定性的埃及式修道进行比较。如卡西安所言，在埃及，原始基督教会时期的宗教热忱仍然存在。而兄弟之爱——兄弟之爱基于抛弃财富与共享一切，这两点是首个耶路撒冷基督徒团体的典型特征——也仍然能在寄身于埃及修道院或隐居地深处的一些修士身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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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2章和第4章描述的耶路撒冷团体对奥古斯丁早期修道生涯产生过影响。《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人人共享的场景使奥古斯丁联想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时的极乐状态。虽然这种满怀兄弟之爱的极乐状态是奥古斯丁派修士们此生努力追求的，但这也是对未来的希冀，是仅在天国才能成就的伟业。这些记载对卡西安则有不同的意义。卡西安认为，为祈祷与沉思而形成的民间修道团体是一些埃及修士的现实体验。这就是卡西安写作这些论著的原因所在：他认为自己在埃及发现的（类似于早期基督徒的）基督教团体的生活经历可以被引入高卢修道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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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卡西安要如何实现计划呢？与马赛其他圣徒的作品一样，卡西安的作品在那个时代无异于宣战檄文。这些作品并不是介绍埃及修道院的客观游记，而是折射高卢修士不足之处的明镜——尤其在《会规》和《汇编》中，卡西安更是集中于修道院的贫富问题，并以埃及修士的实例对在高卢所见的那些不甚虔敬的修士进行了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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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理查德·古德里奇在一项关于卡西安的富有洞见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卡西安批判的首要目标是高卢修士们对待财富的温和姿态。[14] 从图尔的圣马丁时代起，“高卢修道主义”很大程度上就仿效保护和赞助圣马丁的庄园主们的休闲生活方式。富有修养的苦行主义拥护者们仍然以其地产收入或教会赠予的年金（如果他们像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那样放弃自己的地产，并将其捐献给教会的话）为生。我们可以看到，修道院因为富裕成员的大量捐赠而免于经济困难，这些修士一般也毫不担心钱的问题——毕竟总有财富。实际上，他们是在一座略显简朴的庄园中实践一种节制需求的生活方式。自然，他们也延续这种长期以来与贵族圈子和哲学家圈子中的“闲暇”理想相关的、对财富漠不关心的态度。但对财富漠不关心并不等于没有任何财富。在卡西安看来，这种人不配为真正的修士，因为他们未受赤贫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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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认为，只有首先解决那些即将加入修道院的修士的财富问题，修道院才能存续、发展。欲入修道院的见习修士必须首先抛弃世俗财富，他此前的一切财富都不被允许进入修道院，即便是虔诚的捐赠。[15] 不过，奥古斯丁则允许这样的捐赠。与奥古斯丁的观念类似，勒兰修道院的圣坛上偶尔也会堆满由富裕的新入修士带来的各类物品、钱和文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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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仍然坚持修士彻底弃绝财富后方可进入修道院这一想法，而不允许“毫厘之金毁损修士之洁”[17] 的情形出现。一位修士被修道团体接纳之前，必先经历强调修士一无所有甚至其身着之服亦不为其所有的仪式。仪式上，修士会从修道院院长那里得到一件灰袍。[18] 这样的仪式如同晚期罗马帝国军队中授予军职和以示嘉奖的不可撤销的基本仪式。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修道院院长的赠礼并非军职而是赤贫。此后，修士的衣食用度便完全依赖于修道院的供给，修道院院长在其修道院中也如皇帝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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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安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剥离财富的修道院的内部景象，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摆脱希求财富的意愿的修道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摒弃财富成为加入其中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剥夺财富的行为常被视为自我屈从，甚至比对个人财富之放弃更显极端。财富与个人意志原本是相混的，而真正的“摒弃”则意味着两者皆弃。修道生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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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去我们的所有财产，并使我们与财富彻底分离。这样一来，除去修道院院长的意旨，将不再有其他意旨加诸吾身。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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