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28998
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1701120121]
1701128999
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29章 “信仰的保卫者，他总是热爱着（他的）故乡”：6世纪的财富和虔诚
1701129000
1701129001
主教与他的城市：教牧权力
1701129002
1701129003
对于研究西罗马帝国最后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说，来到位于威尔士西南部的卡马森郡古物协会博物馆中的中世纪早期墓碑小型展览馆（穿过几间杂乱的展示维多利亚时代瓷器的房间）令人激动。刻写在当地砂岩上的粗糙铭文提及了不列颠西部一个迅速失去其罗马特征的地区。一位名叫沃特波利科斯的当地人士仍然拥有罗马“护卫士”（protector）军衔。他的名字也以爱尔兰欧甘文字刻在他高耸的纪念碑的一面。他是一位后罗马时代的社会领袖，他所关注的并不是欧洲大陆，而是另一边的爱尔兰海。在这种早期威尔士和爱尔兰战士们的墓碑中间，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较小的正方形石块的断片。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断片上粗糙的文字。断片上古怪地拼写着一段精心撰写的拉丁语铭文：“这里安息的是保利努斯，信仰的保卫者，他总是热爱着（他的）故乡。”[1]
1701129004
1701129005
保利努斯很可能是6世纪中期的一个地区（卡马森的卡欧附近）的主教，这一地区仍然以他的名字命名——保利努斯谷。保利努斯被赞颂为“总是热爱着他的故乡”的人。在大海另一边的高卢，这样的字句也被人使用。意大利诗人、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朋友韦南提乌斯·福尔图纳图斯，在颂扬高卢各个城市主教的诗歌里也经常使用这样的字句。保利努斯谷的保利努斯和韦南提乌斯·福尔图纳图斯所提及的主教们几乎完全生活在同一时代。福尔图纳图斯用“他故乡的光辉”“故乡的保卫者”以及“热爱城市的人”这样的称谓来颂扬他的庇护人。[2] 这里面的信息是明确的。如果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罗马人要去热爱什么事物的话，那首先是他的故乡——故乡应该受到他的热爱。遥远的威尔士地区的保利努斯的铭文表明，迟至6世纪中期，基督教主教仍然需要在某个特定的社群中延续这种源远流长的罗马式的爱。
1701129006
1701129007
那些歌颂保利努斯主教的人是一种悠久传统的继承者。两个世纪以前，“热爱故乡的人”这一头衔已经在遥远的地中海南岸的大莱普蒂斯（利比亚）被使用了，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在古代世界有很深的渊源。[3] 比如，这样的话语在300年前后被用来赞颂一位大莱普提斯富有的公民博尔菲利乌斯。博尔菲利乌斯将自己展现为一位“热爱他的城市和他的公民同胞的人”。他曾经为赛会提供了四头活的大象。大莱普提斯“无比辉煌的议会”回报他的方式是，将他的名字镌刻在一座雕像的基座上。一座竖立在城市市场中的雕像展现了他驾驭着一辆由两匹马牵引的马车的形象，这座雕像巨大的基座上两次提到了他的名字——博尔菲利乌斯。[4]
1701129008
1701129009
保利努斯谷的保利努斯和韦南提乌斯·福尔图纳图斯所赞颂的主教们不再通过提供大象来表现他们对自己社群的热爱，他们所需要提供的东西的变化正好展现了时代的转变。不过，究竟是什么改变了？这种改变的一个方面是明显的：保利努斯也被赞颂为“信仰的保卫者”，他是一位宗教领袖。不太明显的是来自这种领袖职位的权力的特殊性。作为一位基督教主教，他拥有“教牧”权力。值得略微一提的是，这种权力的特殊性是随着4、5、6世纪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中的传播而出现在罗马社会中的。
1701129010
1701129011
1977～1978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一系列讲座中关注了欧洲思想史中独特的、长期存在的“教牧”权力的观念。它与古代中东和早期基督教话语有很深的渊源。与希腊罗马世界中通常所见的政治权力相比，它是“十分独特而不同的”[5] 。这种权力被认为有着非同寻常的坚定性、广泛性和吸收性。它“针对的是全体和每一个”信仰者群体中的成员。[6] 主教应该热爱他的民众。他应该一视同仁地热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并且他要热爱他们所有人——包括人类社会最边缘的群体。
1701129012
1701129013
实际上，主教的教牧之爱不过是上帝对全人类的无尽之爱的一种特殊的地区性表现。[7] 即使是在他自己的故乡，主教之爱也没有被城市所限制，它扩展到了所有的阶层，并且以这种方式超越了阶层，消除了（至少在实际上削弱了）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的基本差异。相比之下，博尔菲利乌斯和其他古代的捐赠者一样，并没有将他的爱扩展到这么远。对他来说，他热爱的只是大莱普提斯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中由他的公民同胞所组成的明确的核心群体。
1701129014
1701129015
更重要的是，教牧权威在另一方面也是独特的。用福柯的话来说，这种形式的权威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因素让人觉得会像在一位国王面前那样战栗”[8] 。主教和他的民众之间的理想关系是像父亲对待他的孩子们，以及牧羊人安抚他的绵羊那样。他就好像一个巨大身躯的头，团结了其团体中的所有成员，使他们有了归属感。
1701129016
1701129017
6世纪的人们并不需要一位敏锐的法国哲学家来提醒他们注意他们主教所拥有的权力的这些特殊性质，人们只要看一下韦南提乌斯·福尔图纳图斯的诗歌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韦南提乌斯将波尔多的利奥里乌斯主教（一位旧制度的遗老，他的元老家族的族谱或许可以上溯到诺拉的保利努斯）形容为“无比高贵”。然而，韦南提乌斯随后开始用纯粹的基督教的、教牧性的术语来描述利奥里乌斯和他的波尔多团体之间的关系。主教是他们的父亲，而不是他们的主人：
1701129018
1701129019
有人会说，他就像父亲那样生了这些民众。因为他用如此温和的语调劝诫他们，你会觉得他正在和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说话。 [9]
1701129020
1701129021
事实上，我们知道东部和西部的基督教会同样都拥有另一种类型的主教。这些主教是暴徒，有武士的潜质，并且是不可一世的统治者，正如教会财富的管理者中包括了守财奴、土地掠夺者和专横的统治者。然而，这些人被看作例外。对一位主教来说，炫耀任何“温柔”的教牧权力（就是韦南提乌斯赞颂波尔多的利奥里乌斯主教的那种）以外的权威，都会毁灭他的合法性的基础。到了6世纪中期，在各个罗马世界和后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城市中心，主教和神职人员们正是通过行使这种温柔的权力而为他们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地位。
1701129022
1701129023
在古典世界中，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区分并不为人所知，到了古代晚期，这种区别才慢慢地出现，而且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方式非常不同。这种区分来自社会想象中的一种显著对立，非暴力的教牧权力被定义为与完全的“世俗”权力相对立。这样的发展在300年的时候对于像博尔菲利乌斯这样的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当时，罗马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还不是基督徒。这种教牧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奇怪对立在6世纪的西部是如何表现的？这种权力和教会的新财富有何关联（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想象中的关联）？
1701129024
1701129025
“穷人的谋杀者”：贫穷与神圣
1701129026
1701129027
首先，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6世纪的城市中主教非暴力的教牧权力没有受到挑战。我们也不能够说这种权力毫不费力地转变成了另一种混合型的权力，在这种混合型权力中，主教作为所谓的主教统治的领袖，集中了灵性的和世俗的权力。
1701129028
1701129029
事实上，在6世纪的西部，世俗权力从未衰退。如果我们认为那种事曾经发生过，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史料的特性。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来自神职人员，主要是圣徒传记。就像是照片的底片，蓝色要比红色更加显著，关注圣徒和主教事迹的文学作品没有将一些颜色表现得如另一些颜色那样显著，主教们的活动就像鲜明的蓝色那样凸显出来，而与这些事迹相对的大量的世俗生活就像红色那样被当作次要的色调——就像是天文学家拍摄的猎户座的照片，矮星鲜明的蓝色往往会掩盖巨大的红色星球参宿四。[10]
1701129030
1701129031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图尔这样的城市，我们会发现，像图尔的格雷戈里这样的主教必须要不断地应付世俗权力强有力的代表，而这些代表的活动远远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容易掌控。法兰克国王的财务代理人仍然像4世纪的任何一位罗马皇帝的代理人一样精明而咄咄逼人。和此前一样，地方上的世俗精英也为了税赋的分配问题而互相争吵。这一问题涉及向登记的纳税人追讨税收，而格雷戈里只是一位主教，无法掌控这些事。[11] 最重要的是，率领城市中的士兵前去战斗的是伯爵（国王的代表），而不是主教。在图尔这样的城市中，战争是重要事件。图尔的地理位置（高卢北部和南部之间的枢纽，位于罗讷河谷和大西洋之间）使它成为敌对的法兰克统治者们争夺的焦点。西蒙·洛斯比一笔带过地说，一种主教统治若没有军队，作用就不大。[12] 世俗的权力丝毫没有让步，从而让主教无可争议地控制城市，在这样的世界中，温和的教牧权力是主教仅有的一种权力。
1701129032
1701129033
在行使这种独特的权力时，教会财富的特殊性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然，教会的财富为主教提供了经济力量。在许多城市中，主教的土地财富最终使他和其他的地主们平起平坐。主教在地方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自他作为当地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所拥有的地位，而并非来自任何世俗官员曾经拥有而如今被正式授予主教的权力。主教并不是城市中的平信徒保护者的继承者（4世纪许多城市中所设置的处理和解的法官与法律代表），[13] 主教也并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市议会的领袖。相反，他能够进入议会是因为他的经济实力和他的游说能力。[14] 这是一个有权势的地位，但这一地位并没有在制度上被正规化。他有可能失去这种地位。主教如果不能够巧妙地利用他的声望，就可能丧失这一地位。这种声望来自他独有的教牧权力。
1701129034
1701129035
考虑到这样的处境，主教在社群中的地位依靠的是他利用教会财富的能力，这种财富被构想成和他作为牧灵者所拥有的教牧权力同样独特。就像主教的权力有奇怪的形式，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权力，教会的财富也有同样奇怪的形式，是一种另类的财富。这种财富在名义上是“穷人的财富”，是他们保管的无主财富。正是基于这种非制度化的权力和另类的财富的结合，6世纪的主教和神职人员才能够在一个世俗政权仍然像以往一样稳固并且粗暴的社会中兴起。
1701129036
1701129037
因此，让我们略微论述一下围绕教会财富团聚起来的期望的含义及其与照顾穷人之间的关联。同时代的人们将教会的地产称为“穷人的财产”，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社会模式的结构，这种结构带有大量想象性的责任，主要来源于对社会非常真实的关怀。这样的关怀既存在于教会财富的管理者那里，也存在于捐赠者那里。从长远来看，它实际上明显影响了主教利用财富的方式，它使教会财富的日常管理工作染上了一种悲情色彩和对“不可接触者”的感受，这是任何世俗性质的土地所有权都不具备的。
1701129038
1701129039
首先，“教会的财富就是穷人的财富”这样的观念被用来确保教会土地的管理工作是公正廉洁的。分散、挪用或者不正当使用这些地产就是对无数无依无靠的穷人的抢劫，这些财富正是为他们保管的。要呼吁穷人的权利，从而对行为不当的主教和神职人员使用一套严厉的批评话语。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一份元老院决议是罗马元老院在532年颁布的。它被镌刻在圣彼得教堂庭院中的一块大理石石板上；它涉及的是教会的财产问题；它告诫即将到来的教宗选举的参选者们，不要为了自己的选举活动而抵押教会的财产以获取资金：“这样会让穷人的财产（情况）为了选举的前景而背上债务。”[15] 在罗马元老院看来，以这种方式掠夺穷人的财产是不可原谅的。
1701129040
1701129041
然而，将穷人看成挪用和滥用教会财富的最大受害者，这种考虑更加深远，因而相当有力。在5世纪和6世纪高卢宗教会议的教规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将教会财产的完整性和穷人永恒的权利联系起来的特别论述。那些掠夺教会土地的人——既包括直接挪用教会地产的人，也包括阻挠家族成员遗赠给教会的人——完全就是“穷人的谋杀者”[16] ，他们要受到严厉的诅咒。在567年的图尔宗教会议上，主教和神职人员被要求集合起来，一起咏唱《诗篇》第108篇中的严厉诅咒，以谴责犯罪者们：
1701129042
1701129043
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人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诗篇》108（109）：15］ [17]
1701129044
1701129045
任何人都知道谁是伤心的人，他们并非聚集在教堂庭院里的穷人，而是权利（为穷人而行使的）受到藐视的主教和神职人员。
1701129046
1701129047
我们见证了一种古老的基督教主题的突变。在4世纪，向穷人施舍还是一种非常不现实的行为。向穷人施舍（而不是大方地款待一小群他们的公民同胞）的基督徒被认为是为基督教会争取了社会最边缘的群体。到了6世纪，这种观念已经被转变为一种手段，以保护教会土地脆弱的边界。穷人是6世纪社会中“受苦受难的群体”，主教有责任保护他们，这样的观念在教会的地产周围画下了警戒线。这一观念的作用是建立了一个能够被轻易启动的警戒系统。任何挪用教会财富或者滥用教会资金的企图，都会被看成对无依无靠的穷人的攻击。
[
上一页 ]
[ :1.70112899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