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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170114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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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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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感受是否意味着西方人应当采取“文化相对主义”，以一种“不加评判”的方式来看待妇女们的苦楚？他们是否应当安静地站在一边，只关心自己的事务？绝对不是。但是，感受、历史和文化现实混杂在一起，即使西方那些最具善意的穆斯林妇女权利倡导者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他们谨慎、连贯、尊重地向前推进。根据分析，我们有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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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是否应当采取“文化相对主义”，以一种“不加评判”的方式来看待妇女们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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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首要之事于首要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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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能够帮助穆斯林妇女之前，他们必须对穆斯林妇女的优先考虑有所了解。阿兹扎赫·希伯里（Azizah al-Hibri）教授是黎巴嫩裔美国人，现为里士满大学法学教授，她创建的KARAMAH[39]组织由致力于维护妇女人权的女律师组成。她解释了“第三世界”妇女们为何沮丧，因为在她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只能听“第一世界”妇女们的指令，特别是在一些关于人权的国际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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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第三世界的妇女被告知她们的当务之急与面纱和阴蒂切开术（也就是女性生殖器损毁）有关。在开罗，她们被告知当务之急乃是避孕和堕胎。在这两个情形中，第三世界的妇女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与众不同。她们反复宣称自己的当务之急乃是和平与发展。她们表示在自己的孩子因为饥渴和战争而濒死之时，她们不可能为其他事情更感担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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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穆斯林男性一样，穆斯林妇女说她们最感紧迫的事务包括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因此，如果不关注穆斯林世界大多数地区存在的更为严重的独裁主义问题，就不可能回应妇女更多平等和更多政治参与的挑战。在美国已经把妇女问题作为自己中东政策的重中之重的时候，关注和致力于推进民主也同等重要，因为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没有认识到妇女需要完全、平等地参与所有生活领域，并把妇女纳入其中，中东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民主制需要女性的参与来建构一个具有包容性、代表性和可持续的政府体系，因此我们应认识到，民主化不是妇女赋权运动的副产品；相反，它是衡量妇女权利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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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面也一样。罗纳尔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数十年来都在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对全球价值观进行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几乎在每个社会中，人类的发展都始自于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妇女进入工作场所，并带来文化的变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径。[41]有些人已经提出，经济停滞、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停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不把妇女视为人力资源、因而利用不足有关。[42]不过，鉴于阿拉伯男性中的高失业率，问题似乎不在于人力资源运用不足，而在于经济机会普遍缺乏造成的资源需求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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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不是妇女赋权运动的副产品；相反，它是衡量妇女权利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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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妇女地位确实势在必行。但是，如果在阿拉伯世界首先就关注性别问题，而无视稳定、改善经济和政治权利等更基本的需求，这不仅忽略了社会发展的自然顺序，更重要的是，也就忽略了前面提到的穆斯林妇女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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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关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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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教授丽拉·阿布—卢格豪德（Lila Abu-Lughod）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妇女和性别研究，是妇女权利的坚定维护者。过去20多年里，她一直从事中东妇女问题的工作。一次，友人让她在一份从塔利班手下拯救阿富汗妇女的请愿书上签名，她感到很不自在，对此举的理由，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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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收到这些妇女要求保护巴勒斯坦妇女免受以色列炸弹袭击、或是免受检查站日常侵扰的请愿书。或许这些人里有一些正在签署保护阿富汗妇女不受割礼摧残、保护印度妇女不会因为嫁妆问题而死的请愿书。不过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是穆斯林男性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这件事的话，不可能轻易动员起这么多的欧美妇女。……她们为那些穆斯林妇女感到遗憾，与其相比，她们对自己的优越沾沾自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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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对“妇女权利”的倡导，与人权、包括贫困、政治压迫和战争造成的伤害等大背景更加一致的话，可以改变上述这种感受，尤其是在这些苦难被认为是西方政策所造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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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女性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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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法·古来什认为，1993年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上，西方女性主义者一直在大力推进堕胎议题，把这定义为妇女权利与宗教律法的压迫性限制的对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斯兰教法中对是否允许堕胎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其见解相对于天主教会对堕胎的批评，要更加模糊和微妙。不过，西方的做法和强大的压力促使埃及的最高宗教领袖、艾资哈尔的谢赫发布了一项意见，坚决反对堕胎。与以前相比，妇女更难以安全地进行这一手术了。古来什看到，对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的基本误解是造成这些无意的负面结果的主要原因，她指出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有时有一种“天生的、常常是下意识的优越感”，用“拯救心理”来处理穆斯林妇女面对的问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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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例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事例说明，把妇女权利当做伊斯兰教价值观与西方平等主义价值观之间的斗争，会在穆斯林世界带来怎样的战略危险。它没有给妇女和她们的支持者留下选择的自由，却赋予那些用反西方霸权之名来反对妇女权利的人以力量。穆斯林妇女认为她们珍视的信仰与应得的权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伊斯兰教不仅不是进步的障碍，它还被视为这一进步的关键部分。因此，任何旨在取得更多性别公正的解决方案，应当利用、而不是排除那些认可妇女所渴望的权利的本土文化和宗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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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阿富汗重建问题的波恩和平会议上，代表美国的法蒂玛·盖拉尼（Fatima Gailani）担任一个妇女代表团的顾问，她说：“如果现在我去阿富汗，许诺世俗化，让妇女们去投票，她们会让我去下地狱。”[45]她很可能是对的。只有5%的阿富汗妇女说沙里亚不应在立法中发挥作用，而85%的妇女说沙里亚至少应是立法的渊源之一（45%的妇女说沙里亚应是唯一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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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穆斯林社会的改革能够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推进，很可能是最见成效的。当妇女们反对禁止妇女在麦加大寺中庭礼拜的提议时，情况就是如此；当穆斯林学者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发表声明反对女性生殖器损毁时，情况就是如此；当巴基斯坦妇女运用《古兰经》中的教义来修订歧视性的强奸法时，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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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穆斯林妇女改善她们的境遇，第一步就是要质疑这样一个假设，即宗教教义是妇女展开社会斗争的根本原因。质疑的基础是了解伊斯兰教中性别公正的传统、充分理解伊斯兰教法中那些微妙之处和伊斯兰教内部争论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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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解放主义与解放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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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维达·萨曼德扎伊（Vida Samadzai）代表阿富汗出现在地球小姐选美大会上。与其他竞争者不同，她不是由自己的国家提名，而是由那些了解她所做的志愿者工作的人“指定”的[46]。阿富汗的妇女事务部长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强调萨曼德扎伊不能代表阿富汗妇女，也不能代表她们追求自由的困境。时任部长的哈比芭·苏拉比（Habiba Surabi）说“赤身裸体出现在照相机和电视上不是妇女的自由，在我看来那是娱乐男人”。她宣称“我们谴责维达·萨曼德扎伊，她不代表阿富汗妇女，这不是妇女自由”。苏拉比继续说，在阿富汗文化中，衡量妇女价值的不应当是她的“美”或是身体，而应当是她的技能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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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的生活：周日在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一名妇女正在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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