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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史 [:170117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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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史 第三节 隋朝著名学僧及其研究和弘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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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统一的社会里，原分隔于长江南北的著名学僧能够相聚一起讨论佛教义理，共同译经、讲经传法，举办各种法事活动。隋文帝、炀帝在长安、洛阳建造大寺，召请各地名僧入住，提倡并奖励他们弘法和研究佛学。长安、洛阳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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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隋朝奖励佛教义学及在长安的学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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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把国都从长安旧址迁到龙首原，因在北周时曾受封“大兴郡公”，故将新城名为“大兴城”，宫殿称“大兴殿”，门为“大兴门”，园为“大兴园”。又在靖善坊建寺，名为“大兴善寺”，作为安置来自各地高僧进行译经、传法的中心。高僧灵藏（519—586）在北周时以精于《摩诃僧癨律》和《大智度论》著称于世。文帝即位后对他十分敬重，在建大兴善寺、复兴佛法的过程中都征询他的意见。文帝曾对他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39]可见文帝对佛教具备的社会教化功能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开皇七年（587），文帝降诏请徐州昙迁、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六大德”（意为六位具有崇高德行的僧人）及他们的弟子各十人进京。文帝接见后，将他们都安置在大兴善寺。[40]昙崇，在北周时以禅学闻名于世，隋初住在长安清禅寺。文帝对他十分崇敬，特许他可以出入皇宫，在他面前自称“师儿”，皇后自称“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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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提倡佛教义学，选拔佛教界在戒、定、慧三学方面具有深厚造诣的学僧到长安和各地传教，并选任德高望重的学僧主持传授佛法培养僧众的团体——“众”。这些团体即佛教史书上所说的“二十五众”和“五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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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僧传》卷十九《法应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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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二年（按：592）有敕令搜简三业学长者，海内通化。崇（按：昙崇，法应之师）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应（按：法应）为其长。敕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四事供应并出有司。[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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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二十五人”，有的佛教学者解释为“二十五众主”，是不符合原意的。昙崇以精于禅学著称，门下跟他学禅的弟子有二百多人。他遵照文帝的敕令，从禅学优秀者中选出二十五人，作为“三业学长者”推荐给朝廷，以承担“海内通化”（到各地授业传法）之任。弟子法应是其中出类拔萃者。然而他没有到外地，而在长安实际寺教授从他学禅的三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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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是成立五个学僧团体，各任命一位高僧发挥自己的专长教授佛学。“众”原是“僧伽”（samgha）的意译，即僧团。“五众”，即五个学僧团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五个佛学讲习班；“二十五众”，即二十五个学僧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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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十五众的设立时间和它们之间的区别，限于现存的资料，已难加以确证。据《续高僧传》卷十五之“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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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召诸学徒，普会京辇，其中高第自为等级。故二十五众峙列帝城，随慕学方，任其披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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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所谓二十五众是设置在长安的二十五个学僧组织，参照其他记载，是分别由“众主”主持各“众”。[43]众主学有专长，学僧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众主，投到他主持的“众”中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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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僧粲在开皇十七年（597）被任命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讲授大乘教理，著有《十种大乘论》；僧琨任“二十五众读经法主”，撰有《论场》三十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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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众”，前引《续高僧传·法应传》说“城内别置五众”，时间是开皇十二年（592）。然而《续高僧传》卷十二《慧迁传》说“开皇十七年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主，处宝光寺”，时间与僧粲任“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相同。所谓“十地众”，自然以讲授《十地经论》为主。据载，此外尚有“大论众”，讲习《大智度论》，众主有法彦、宝袭；“讲论众”，讲习大小乘论书，众主有智隐；“讲律众”，讲习戒律之学，众主洪遵善讲《四分律》学；“涅槃众”，讲习《大涅槃经》，众主有童真、法总、善胄等人。[45]这五众是“二十五众”之中的，还是在“二十五众”之外另设的“五众”，仅凭现存的资料，是难以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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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五众、二十五众，任命众主的时间，除上述开皇十二年（592）、十七年（597）之外，还有开皇十六年（596）的记载，如法彦、宝袭任大论众主，童真任涅槃众主，智隐任讲论众主，洪遵任讲律众主，都在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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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众主都是由隋文帝任命的。文帝以后，史书上不再见有任命众主的记载。实际上，当时盛行佛学的面很宽，前面提到的学科不足以概括当时佛学的内容。有些高僧虽未被任命众主，但影响很大。从现有资料分析，当时最盛行的佛教经典是阐述觉悟解脱内在依据的心性问题的《大涅槃经》和唯识经典《摄大乘论》，此外还有大乘佛教重要理论来源的各类《般若经》、《法华经》以及《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及《大智度论》等。这些经论都是当时佛教界众多学僧热衷研究和讲授的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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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佛学直接继承南北朝的研究和讲经的传统。在京城身居要位，对佛学界发挥重大影响的高僧很多原是北朝的僧人。隋朝虽已有智创立的天台宗、信行创立的三阶教，然而它们在当时的影响远不如传统的佛学。尽管如此，南北学僧会聚在一起举办讲经、辩论以及各个“众”开展的讲习经论的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佛学理论的发展，是推进以后民族化佛教宗派形成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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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隋朝的著名学僧及其佛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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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通晓佛教经论，在戒、定、慧三学方面拥有深厚造诣的学僧很多，撰写的佛教著作数量很大，其中有的还应请参加国家译场参与译经。这里仅对隋代一部分著名学僧作简要介绍，至于创立三阶教的信行、天台宗的智、三论宗的吉藏，由于是涉及内容繁多的专题，不在这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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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师昙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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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延（516—588），俗姓王，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桑泉人，出身世家豪族。年十六岁时游寺，因听《大涅槃经》而决定出家。一生对《大涅槃经》最有研究，认为“佛性妙理，为《涅槃》宗极”。此外，对《华严经》、《大智度论》、《十地经论》、《地持经》、《佛性论》等也有深入研究。北周武帝建德初年（572）南朝陈的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出使北周，机捷善辩，压过北周文武。昙延应诏与周弘正辩论取胜。周弘正便从他受戒。此后，昙延受任北周的最高僧官国统。在周武帝实施禁毁佛教（“灭佛”）政策期间，昙延还俗隐于太行山。周宣帝即位，着手恢复佛教，他被推为一百二十名“菩萨僧”（穿在家服装，不剃发之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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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建隋之后，他奏请“度僧以应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并劝文帝修复北周禁毁佛教时所毁坏的寺院。他的建议得到文帝允准，成为文帝兴佛的重要顾问。文帝迁至新都后，开皇四年（584）在广恩坊为昙延及其弟子建造延兴寺，并把京城东西二门以昙延的名字改称为延兴门和延平门。昙延在开皇六年（586）奉诏登大兴殿御座祈雨，“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文帝以“师父”事之，“又敕密戚懿亲咸受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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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延是涅槃学者，著有《涅槃义疏》十五卷，又为《胜鬘经》、《仁王般若经》和《宝性论》著疏。（《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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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论学者净影慧远及其著作、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