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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史 第三节 隋朝著名学僧及其研究和弘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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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统一的社会里,原分隔于长江南北的著名学僧能够相聚一起讨论佛教义理,共同译经、讲经传法,举办各种法事活动。隋文帝、炀帝在长安、洛阳建造大寺,召请各地名僧入住,提倡并奖励他们弘法和研究佛学。长安、洛阳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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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隋朝奖励佛教义学及在长安的学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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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把国都从长安旧址迁到龙首原,因在北周时曾受封“大兴郡公”,故将新城名为“大兴城”,宫殿称“大兴殿”,门为“大兴门”,园为“大兴园”。又在靖善坊建寺,名为“大兴善寺”,作为安置来自各地高僧进行译经、传法的中心。高僧灵藏(519—586)在北周时以精于《摩诃僧癨律》和《大智度论》著称于世。文帝即位后对他十分敬重,在建大兴善寺、复兴佛法的过程中都征询他的意见。文帝曾对他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39]可见文帝对佛教具备的社会教化功能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开皇七年(587),文帝降诏请徐州昙迁、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六大德”(意为六位具有崇高德行的僧人)及他们的弟子各十人进京。文帝接见后,将他们都安置在大兴善寺。[40]昙崇,在北周时以禅学闻名于世,隋初住在长安清禅寺。文帝对他十分崇敬,特许他可以出入皇宫,在他面前自称“师儿”,皇后自称“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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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提倡佛教义学,选拔佛教界在戒、定、慧三学方面具有深厚造诣的学僧到长安和各地传教,并选任德高望重的学僧主持传授佛法培养僧众的团体——“众”。这些团体即佛教史书上所说的“二十五众”和“五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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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僧传》卷十九《法应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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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二年(按:592)有敕令搜简三业学长者,海内通化。崇(按:昙崇,法应之师)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应(按:法应)为其长。敕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四事供应并出有司。[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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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二十五人”,有的佛教学者解释为“二十五众主”,是不符合原意的。昙崇以精于禅学著称,门下跟他学禅的弟子有二百多人。他遵照文帝的敕令,从禅学优秀者中选出二十五人,作为“三业学长者”推荐给朝廷,以承担“海内通化”(到各地授业传法)之任。弟子法应是其中出类拔萃者。然而他没有到外地,而在长安实际寺教授从他学禅的三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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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是成立五个学僧团体,各任命一位高僧发挥自己的专长教授佛学。“众”原是“僧伽”(samgha)的意译,即僧团。“五众”,即五个学僧团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五个佛学讲习班;“二十五众”,即二十五个学僧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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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十五众的设立时间和它们之间的区别,限于现存的资料,已难加以确证。据《续高僧传》卷十五之“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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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召诸学徒,普会京辇,其中高第自为等级。故二十五众峙列帝城,随慕学方,任其披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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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所谓二十五众是设置在长安的二十五个学僧组织,参照其他记载,是分别由“众主”主持各“众”。[43]众主学有专长,学僧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众主,投到他主持的“众”中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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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僧粲在开皇十七年(597)被任命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讲授大乘教理,著有《十种大乘论》;僧琨任“二十五众读经法主”,撰有《论场》三十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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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众”,前引《续高僧传·法应传》说“城内别置五众”,时间是开皇十二年(592)。然而《续高僧传》卷十二《慧迁传》说“开皇十七年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主,处宝光寺”,时间与僧粲任“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相同。所谓“十地众”,自然以讲授《十地经论》为主。据载,此外尚有“大论众”,讲习《大智度论》,众主有法彦、宝袭;“讲论众”,讲习大小乘论书,众主有智隐;“讲律众”,讲习戒律之学,众主洪遵善讲《四分律》学;“涅槃众”,讲习《大涅槃经》,众主有童真、法总、善胄等人。[45]这五众是“二十五众”之中的,还是在“二十五众”之外另设的“五众”,仅凭现存的资料,是难以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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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五众、二十五众,任命众主的时间,除上述开皇十二年(592)、十七年(597)之外,还有开皇十六年(596)的记载,如法彦、宝袭任大论众主,童真任涅槃众主,智隐任讲论众主,洪遵任讲律众主,都在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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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众主都是由隋文帝任命的。文帝以后,史书上不再见有任命众主的记载。实际上,当时盛行佛学的面很宽,前面提到的学科不足以概括当时佛学的内容。有些高僧虽未被任命众主,但影响很大。从现有资料分析,当时最盛行的佛教经典是阐述觉悟解脱内在依据的心性问题的《大涅槃经》和唯识经典《摄大乘论》,此外还有大乘佛教重要理论来源的各类《般若经》、《法华经》以及《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及《大智度论》等。这些经论都是当时佛教界众多学僧热衷研究和讲授的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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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佛学直接继承南北朝的研究和讲经的传统。在京城身居要位,对佛学界发挥重大影响的高僧很多原是北朝的僧人。隋朝虽已有智创立的天台宗、信行创立的三阶教,然而它们在当时的影响远不如传统的佛学。尽管如此,南北学僧会聚在一起举办讲经、辩论以及各个“众”开展的讲习经论的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佛学理论的发展,是推进以后民族化佛教宗派形成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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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隋朝的著名学僧及其佛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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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通晓佛教经论,在戒、定、慧三学方面拥有深厚造诣的学僧很多,撰写的佛教著作数量很大,其中有的还应请参加国家译场参与译经。这里仅对隋代一部分著名学僧作简要介绍,至于创立三阶教的信行、天台宗的智、三论宗的吉藏,由于是涉及内容繁多的专题,不在这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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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师昙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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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延(516—588),俗姓王,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桑泉人,出身世家豪族。年十六岁时游寺,因听《大涅槃经》而决定出家。一生对《大涅槃经》最有研究,认为“佛性妙理,为《涅槃》宗极”。此外,对《华严经》、《大智度论》、《十地经论》、《地持经》、《佛性论》等也有深入研究。北周武帝建德初年(572)南朝陈的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出使北周,机捷善辩,压过北周文武。昙延应诏与周弘正辩论取胜。周弘正便从他受戒。此后,昙延受任北周的最高僧官国统。在周武帝实施禁毁佛教(“灭佛”)政策期间,昙延还俗隐于太行山。周宣帝即位,着手恢复佛教,他被推为一百二十名“菩萨僧”(穿在家服装,不剃发之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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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建隋之后,他奏请“度僧以应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并劝文帝修复北周禁毁佛教时所毁坏的寺院。他的建议得到文帝允准,成为文帝兴佛的重要顾问。文帝迁至新都后,开皇四年(584)在广恩坊为昙延及其弟子建造延兴寺,并把京城东西二门以昙延的名字改称为延兴门和延平门。昙延在开皇六年(586)奉诏登大兴殿御座祈雨,“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文帝以“师父”事之,“又敕密戚懿亲咸受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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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延是涅槃学者,著有《涅槃义疏》十五卷,又为《胜鬘经》、《仁王般若经》和《宝性论》著疏。(《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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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论学者净影慧远及其著作、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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