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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唐朝社会和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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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王朝的宗教政策和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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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王朝的盛衰及其文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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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566—635）在隋大业十三年（617）起兵反隋，十一月率兵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自以“大丞相”、“唐王”名义总揽朝政。翌年（618），李渊废隋建唐，即位称帝，改元“武德”。此后陆续平定各地反隋义军和武装割据集团，统一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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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古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统一王朝之一。唐朝在政治体制上继承隋朝，并有所发展。前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民众按丁口授田和负担徭役租税。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即位后，认真吸收隋朝迅速走上灭亡的经验，深知“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道理，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的开明政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徵等贤臣，励精图治，发展农业生产和社会文教事业，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个社会安定、富庶的局面。据史书载，贞观（627—649）年间，“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卷一），史称“贞观之治”。此后经高宗、武则天（一度改唐为周）、中宗、睿宗，直到玄宗，虽在朝廷内部有这样或那样的争斗发生，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唐朝国势强大，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居于亚洲乃至世界富强国家的地位，疆域北部曾达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西北到达里海，东北至日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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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与其部将史思明起兵叛乱，连续击败唐军，一度攻占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到四川。在此紧急关头，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属宁夏），命郭子仪等率唐军反击，战争几经反复，直到代宗广德元年（763）才最后平定叛乱。“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势日微。朝廷内有宦官专权，唐后期的文、武、宣、懿、僖、昭六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各地有执掌军政大权的藩镇割据，大半国土实处分裂状态，正如《新唐书·藩镇列传序》所说：“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僖宗乾符元年（874）以后，爆发了纵横全国的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黄巢一度攻占洛阳、长安。黄巢最后虽战败自杀，但此后唐朝已名存实亡。在唐哀帝天祐四年（907），由朱温灭唐称帝，建立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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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文化思想方面仍尊奉儒家学说为正统。唐初在京城置国子学、大学、四门学及在地方置郡学、县学，教授儒家经典，培养人才。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唐太宗设弘文学馆，选文儒之士以本官兼署学士，在听政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又召三品官以上者的子孙为弘文馆学生。贞观二年（628）“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奉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征召天下儒士担任学官，扩增国学、太学等的生员；对通经者或授博士，或授官位。“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旧唐书·儒学列传》）太宗又诏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令全国学人传习。自高宗以后，儒学稍衰，尤重文吏。玄宗时奖励儒学，又重道教。在宗教方面，因道教教祖老子李耳是李姓，被认为是唐皇室的祖先，比较尊崇道教。然而在实际上，佛教受到除武宗以外的历代皇帝的崇信，在社会上势力较大，影响也最深远。此外还有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不同范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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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初傅奕奏请废佛和高祖下诏沙汰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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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素来信仰佛教。隋大业一至二年（605—606），李渊任荥阳郡太守时，二子李世民有病，他先后到二寺祈佛保佑病愈，并敬造佛像，求全家福德。[1]在起义反隋途经华阴时，在此地造寺一所。李渊即位之后，在长安设道场举行法会。武德二年（619）立“十大德”（十位高僧）统摄僧尼，其中有吉藏、保恭、慧恩、海藏等。他还舍施原在长安的旧宅建兴圣尼寺，在举义之地太原立义兴寺，又造会昌寺、胜业寺、慈悲寺、证果尼寺、集仙寺等，为已故父母造等身像三躯供在慈悲寺。尽管如此，李渊从治国利益出发，曾对是否保护佛教发展产生过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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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令傅奕尊尚老庄和儒书，厌恶和排斥佛教，曾集魏晋以来反佛者言行编为《高识传》十卷。武德七年（624），他上疏朝廷，请除去佛教，其中主要内容有：（1）佛教“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2）妄说因果报应，“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纲，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书夜忘疲，规免其罪”，“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3）无佛法则国家“祚长年久”，兴佛法则“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4）请下令僧尼一律还俗，“令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按：十二年为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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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傅奕还曾上奏过十一条排佛表奏。据唐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时间是在武德四年（621）。据《广弘明集》卷十一所载，奏文中有：“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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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反复上奏，强调废佛对贯彻儒家纲常名教和富国强兵的意义，确实打动了高祖的心。高祖把此奏文付群官议论，但同意者甚少，左仆射裴寂、右仆射萧蠫皆表示反对。萧蠫一向奉佛，与傅奕争论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据儒家忠孝伦理反驳，说萧蠫“乃遵无父之教”。萧蠫不能答，但合掌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旧唐书·傅奕传》）傅奕把反佛奏状书写多份，远近散发，致使一时之间“京室闾里，咸传秃丁之诮；剧谈席上，昌言胡鬼之谣”。[3]所说“秃丁”是指僧尼，“胡鬼”指佛，皆源自傅奕攻击佛教的用语。京城的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等，也纷纷批评佛教。沙门明概、法琳、普应等人，以及前扶凤令、门下典仪李师政等，都著论反驳。其中法琳所著《破邪论》一卷、《辩正论》八卷，门下典仪李师政著《内德论》比较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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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626）三月，高祖诏问太子李建成，说佛教“调课不输，丁役俱免”，僧尼本应依法修道，但有很多沙门“违犯条章，干烦正术，未能益国利化”，因此打算“散除形像，废毁僧尼”，即取缔佛教，问太子是否可行。太子在回答中认为佛教“立教垂范，尽妙穷微”，又有深奥的理论，不是儒、道二教可比的；僧尼中虽有名不符实的人，但也有德行高尚者，如令全部僧尼还俗，于意不妥，“恐伤皇化”，因此表示不同意取缔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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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高祖又询问群臣：“傅奕每言于朕云：佛教无用，朕欲从其所议，卿等如何？”当时担任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的裴寂也认为不可废除佛教，说“陛下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指帝王之位，出自《易经》），誓启玄门”，意为当年起义之时曾祈佛保佑成功，发愿在即皇位之后保护佛教发展；现在已天下一统，富有四海，如听纳傅奕之言而毁废佛僧，是“亏陛下之往信，彰陛下之今过”，使民众失望，于理不可。[4]这样，高祖没能立即下令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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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武德九年（626）五月，高祖下诏“沙汰”僧尼，要把一些德行低劣和被认为不合格的僧尼裁减，令他们还俗。诏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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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旧唐书·高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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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诏令，要对佛、道二教进行整顿，要让其中被认为不合格的僧、尼、道士、女冠还俗，寺院、道观也要撤减。当时全国有州358个，如果照此诏实行，京城和各州共可留寺361所。然而不久，秦王李世民杀害太子李建成和弟李元吉，高祖不得已立他为太子。李世民在此年八月即位，此即唐太宗，没有实行高祖撤减寺观和淘汰僧道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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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太宗在战地立寺和超度阵亡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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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即位后任命贤臣辅佐，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振兴文教事业。在宗教方面，虽未压制佛教，但从巩固社会秩序的角度，对僧道出家者加强管理，严禁私度。此时佛教已广泛深入社会，太宗也建寺造像，举办法会，以顺应民众习俗，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正如僧人法冲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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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续高僧传》卷二五《法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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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627），诏京城僧尼于寺行道七日，设斋所需由朝廷供给。第二年下诏曰：“神道设教，慈悲为先……”为庆丰收，命每年正月七日“京城及天下诸州寺观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转经行道”。贞观三年（629）下诏京城僧尼，在每月二七日于寺中行道，诵《仁王般若经》等，成为定制。（《辩正论》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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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僧波颇在贞观元年（627）到达长安，敕住大兴善寺译经，诏选高僧十九人担任译语、证译及笔受者等，又敕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等参助诠定，由所司供应所需钱物。在译出《宝星经》、《般若灯论》、《大庄严经论》之后，下敕各写十部以供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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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贞观十九年（645）从印度求法回国，太宗给予优遇，为他设置庞大译场，让他把从印度带回的佛典译出，调集著名学僧协助，供给丰厚，还为新译经典写《大唐三藏圣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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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也按照佛教建寺造像为亡者追福的说教，在长安为其母窦太后造慈德寺和弘福寺，在终南山舍宅为高祖建寺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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